策展人：杨茜
开幕时间：2017.03.26下午4点
混沌与秩序：读谭根雄的抽象艺术
彭峰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第54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
艺术既混沌又有序。现代抽象艺术的实验，已经将艺术这两个方面的特征推到了极致。以波洛克(J. Pollock)为代表的热抽象，走向了极端的混沌。以蒙德里安(P. Mondrian)为代表的冷抽象，走向了极端的有序。无论是波洛克还是蒙德里安，都几乎要越出艺术的边界，将绘画艺术推向它的终点。这就难怪20世纪中后期会出现所谓的“艺术的终结”、“绘画的死亡”之类的惊人之语。
但艺术并没有终结，绘画也并没有死亡。艺术家们在波洛克与蒙德里安之间找到了一个无限空阔的地带。正是这个介于混沌与有序之间的空阔地带，才是艺术真正的栖身之所。我之所以做如此的判断，原因正如古德曼(N. Goodman)指出的那样，尽管今天人们已经很难给艺术下一个周全的定义，但是至少可以从语言上识别艺术作品的某些“征候”(symptom)。其中一个重要的征候，就是语言的密度。任何艺术都是符号表达，因此都可以归结为语言;但不是任何语言都是艺术。只有那种充满密度的“例示”(exemplification)才是艺术。借用美学之父鲍姆嘉通(A. G. Baumgarten)的术语来说，艺术只给我们“明晰的”(clear)形象，而不给我们“明确的”(distinctive)知识。极端混沌就不是语言，极端有序就没有密度。因此，好的艺术总是能够维持混沌与有序之间的张力，在两端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阿恩海姆(R. Arnheim)从知觉心理学的角度也指出，好的艺术总是避免向极端的无序和有序衰变。
谭根雄的抽象绘画，就是这种在混沌与有序之间寻求平衡的艺术。谭根雄不仅将波洛克式的混沌与蒙德里安式的秩序调和起来，让它们处于相互制约、冲突、激发与和解的动态平衡之中，而且将具象与抽象调和起来，创作了一批半具象半抽象式样的绘画。
与他同龄的大多数艺术家一样，谭根雄早年接受了严格的写实绘画训练，具有扎实的写实功底，后来才逐渐转向对抽象的探索。从“甲骨文系列”到“紫禁城系列”，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逐渐摆脱具象元素或符号的束缚，不断增加抽象的成分。但是，谭根雄并没有走向纯粹的抽象，我们不仅可以从他的作品中识别出某些具象元素或符号，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所传达的氛围和意境也是具体的，就像“甲骨文”和“紫禁城”这样的标题所指示的那样。
如何来看待谭根雄的这种不太彻底的抽象绘画?如果从艺术进化的角度来看，谭根雄的这种抽象绘画似乎不够“先进”;但是，如果从艺术本质的角度来看，它却恰到好处。事实上，从18世纪艺术独立开始，就有不少美学家反对用进化的观点来看待艺术。他们发现，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区别，刚好在于后者有明显的进步的历史而前者没有。因为科学依赖知识积累，艺术依赖天才。天才是偶然的赐予，而不是积累的结果;而只有积累才有明显的进步的历史。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艺术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但是，艺术中也有区别，我权且将它称之为彻底与半吊之别。彻底与半吊的区别，跟样式无关，跟态度有关。在今天这个机械复制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衡量艺术家的标准似乎不再是技术或样式，而是表达的真诚和为艺术献身的果决。
如果艺术果真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别，那么是否意味着没有什么不可以是艺术了?我认为并不能得出如此推论。因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来看，艺术都不可能涵盖所有东西，否则它就会因为过于空泛而毫无意义。尽管今天是一个崇尚反本质主义的时代，但是即使没有绝对的本质，也不意味着可以“无可无不可”，就像后现代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我们通过“家族相似”(L. Wittgenstein)、通过“审美征候”(N. Goodman)、通过“有关艺术的叙事”(N. Carroll)、通过“理论氛围”(A. Danto)、通过“相异性原则”(W. Welsch)等等，还是可以将艺术识别出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艺术还是有其“本质”的，尽管它显得更为灵活和开放，甚至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会随着地域的不同而不同。如果我们的确无法担保艺术永远具有某个绝对的本质的话，但是至少可以确信它在今天应该有某个相对的“本质”，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混沌与有序之间的动态平衡。尽管今天我们可以将“艺术”的标签加到各种各样的事物之上，但是接近艺术“本质”的艺术，会让我们感到更自然、更亲切。
我们上面说到了时代，现在再谈谈地域。中国的艺术传统也反对极端，强调平衡。事实上，推向极端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如何在两端之间寻找平衡。因为只要是极端就有抽象的标准，只要有抽象的标准就没有抉择的困难。艺术的魅力，就在于时机的捕捉，困境的突围，矛盾的和解。这些既涉及感觉和智慧，也涉及气质和意志。谭根雄将自己的艺术维持在混沌与有序之间、具象与抽象之间，这并不是因为他无法做到单纯的混沌或有序，无法做到单纯的具象或抽象，而是他决定要在各种矛盾因素之间历险，为它们寻求和解之道。我相信，谭根雄的这种选择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或许有一些偶然的成分，但是如果将他的这种选择放在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下来看，又是十分必然的。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像当代中国这样集合了如此复杂的矛盾因素，并且能够让它们相安无事。
我们很难想象，极端有序的紫禁城遭遇极端无序的混沌时会是一种怎样的景象，而谭根雄却用图像将它例示出来，将它展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从中看到了中国社会的新景象。也许这就是谭根雄的艺术超出传统形式主义的地方，是谭根雄的艺术的当代性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