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一头（国画） 李琦
一个是总司令、一个是小兵；一个体态憨厚、一个正长骨架。这内在外在的反差，使画面生动有趣。画中虽仅有两人，赏画者却可感觉到球场上有很多人、很热闹。作者还吸取外来之法画出了长长的人影，加之整个空白都罩了一层浅红色，点出这是黄昏时分。题目“我们在一头”具有双关含义。
李琦是中国著名肖像画家，笔下诞生了很多中外伟人和普通人的肖像。李琦画人民领袖，与他少年的经历分不开。1937年夏，不到9岁的李琦随父母从北平奔赴延安，途经陕西云阳镇时，曾到准备奔赴抗日前线的红军部队驻地参观。李琦看到，村口有漫画、标语，连队救亡室有毛泽东、朱德的画像。他先是从画上看到朱总司令的，美术这种艺术形式让他着迷。
抵达延安后，李琦被分到抗战剧团所属的儿童剧团，成为一名八路军小战士。在延安9年，他常常见到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领袖。朱德和士兵一起打球的场景，是他亲眼所见。李琦对这些“引导我们的人生道路”的领袖十分敬仰并怀有深厚感情，直言“这确实与我日后把革命领袖作为创作的重点题材有很大关系”。
然而，画领袖不仅费力，还易遭人误解。不少亲友劝李琦别再“吃力不讨好”，希望他改画山水花鸟。可李琦不顾嘲讽和劝阻，硬是坚持走“寂寞之路”。他对夫人说：“其实我也很喜欢画山水花鸟，但我肚子里积存着那些人物的特殊的性格美，不画出来，心里憋得慌。”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明确表示：“要为对人民事业有功劳的人物树碑立传。”他总是表现领袖身着朴素的衣服，与人民群众亲切交流；总在暗示，党和国家的干部应当心系人民，不要脱离群众。
李琦的领袖肖像画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古元说李琦“以刚健的笔触画在宣纸上，把人物的精神气质再现出来，使观众从这些肖像中受到陶冶、得到鼓舞。”廖静文认为，李琦创作的众多杰出人物肖像，“是时代的光辉，是点燃人民群众豪迈精神的火炬。”姚治华评论这幅画说，李琦从打球的角度反映总司令和小战士，抓住这不起眼的事情来体现领袖和群众的密切关系，“从平凡当中见伟大”。其肖像画“看似简单，但形象意味深长。他注意了人物的思想深度和艺术的创造”。
李琦写道：“进入构思阶段的时候，首先要想到一个‘核’，这个核就是在构思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非常可贵的火花，要最能够反映事物本质的，同时又是最具有形象感染力的。”此画的独特构思，已如上述。恰如肖峰评论的，李琦的作品“主题鲜明、立意新颖、构思独特、神形兼备、笔墨生动、概括洗练”。李琦画肖像总是选取最生动的一瞬，使人物的性格得到充分展现；而且让观众置身于特定场景，仿佛进入了画面，和画中形象直接交流。
为摸索画肖像的方法，李琦先是将西画技巧糅入国画，如以光线的明暗显示形象三度空间的立体神态，把西画的形的逼真和中国画的神韵结合起来。这幅画用了彩墨，表现出光影、明暗，使人物有浑厚的立体感。他晚年大胆变法，用线造型，删繁就简，形成自己中国味极浓的简笔写意肖像画的独特风格。廖静文称其作品“笔简意深……既概括提炼，又十分严谨，充分表现了人物的外貌和内涵。”
李琦很注重利用中国书法的“骨法用笔”和“写”的力度，及墨的干湿浓淡来作画；努力在用线画轮廓时“见笔”，且根据情况用不同的线。在这幅画中，他用了焦笔、沙笔，有直、曲、虚、断、铁线。勾画小八路身体和脸部的线条比较细柔，而勾画朱总司令的轮廓线则粗宽、刚硬，以表现厚重和沧桑感。
李琦用简洁的线条和中国画浑然天成的笔墨气韵将人物气质充分刻画出来，让一些中外艺术家叹为观止。更重要的是，这些肖像作品被广大人民认可和称赞。
在人民军队建立90周年之际，重温这幅画，有着特殊的意义。
（作者为李琦之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