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批评与艺术史书写”，着重谈论的话题是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与中国当代艺术史书写的关系。但展开讨论的前提是，尊重艺术史书写的作者，并对写作过程中所具有的艺术批评意义予以充分肯定。其实，当代艺术在场性的批评写作，对于艺术史书写来说，正是一个基础和一种准备。
这样的讨论，同时具有解构与建构的双重意义：一类是专题性的艺术史写作，如地方史、时段史、学院史、专题史等；另一类是跨界性的艺术史写作，如展览史、市场史、思想史、文化史、生态史、心灵史、口述史等。其中艺术批评史的书写在今天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它不仅是关于当代艺术批评自身的历史叙事，更是中国当代艺术与当代艺术批评相结合的理论梳理与思想建设。
既然谈到艺术史书写，史之所以为史，乃是关于时间经历的历史叙事。在这里，一切关于真实、真相、真话与真理的言说都会接受时间的考验。《论语》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其发问正是质疑形如流水的单一且统一的线性时间。时间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和分层次的，比如对文化和文明的时间性就必须加以区别。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其实谈论的是文化冲突。所谓世界几大文明，谈的都是从原始时代到古典时代，即轴心时代或原典时代所形成的不同文化体系。这是世界不同族群集体生存方式所造就的文化传统，一旦形成，传之后世，在本质上是去时间、非时间和反时间的。从古典时代统一的一元论，到现代主义分离的二元论，再到后现代主义综合性的多元论，我们在说传统文化的时候，指的仍然是以一元论思维为基础的原典文化。
那么，人类社会到底有没有历史进步过程的时间性，这是我们必须要追问的。从族群生存需求到个人生存需求的转变，乃是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比如人殉制度、比如一人犯罪诛灭九族制度的消失，起码提示出人类社会有趋真向善的历史方向性。这个变化既是族群集体文化走向现代个人性的变化，更是人类文明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变化。后者才是历史趋真向善的底色，也才是我们判断真实、真相、真话、真理的历史逻辑走向。
联合国人权宣言谈到的“个人及家庭不可褫夺的权力”，指的就是要保障个人生存所需的财产所有权在内的人权。这是文明对人类社会权力关系的更新与重建，不无从野蛮时代转向文明时代的博弈关系，也许这种转向永远也不会终结，更不会有一个乌托邦理想作为终点。但人类社会从古代族群生存方式到现代个体生存方式的转变，使我们有了历史进步的基本逻辑。当代艺术批评写作，需要凸现的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历史进步的基本逻辑，当代艺术史的书写更是如此。无论是当代艺术批评写作，还是当代艺术史书写，都应当不遗余力，继续推进这个进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步，只能是摆脱野蛮，走向文明。
（作者系艺术批评家、四川美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