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乃国之大计。一本小小的中小学教材，一幅不大的课文插图，看似无关紧要，实为重要无比。播撒什么种子发什么芽，吃什么食物长什么身体。看图识字，启蒙教育，对于脑海中尚是一张白纸的少儿来说，是何等的关键。教材插图，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可以说是孩子们“三观”的启蒙，是祖国花朵在成长中立志、审美的“导航仪”“航标灯”。
一幅插画何须大，三笔构成见性情。翻阅曾经的中小学教材插图，毕昇、黄道婆、鲁迅、刘胡兰、董存瑞、华罗庚、雷锋等故事，每一幅插图都做到选择谨慎、画工讲究，无论是古代人物，抑或是当代人物，从老中青到少年儿童，从榜样人物到普通群众，个个形神兼备、阳光灿烂，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浏览时下个别中小学教材，不少插图一种模式，人物形象丑陋，纹身奇装突出隐私部位，五官不成比例，表情怪异或呆若木鸡，仿佛都患唐氏儿童症状一般，毫无精气神。笔者细看部分插图，还有一个奇怪现象，即有些经典名作没有署上作者姓名，反而一些很差的作品堂而皇之地标注了作者大名。
我们提倡艺术的多元化，但决不容许丑化中国人，决不容许打着“艺术创造”的旗号故意歪曲损毁中国人的形象来误导忽悠学生和民众。
编辑出版什么样的中小学教材，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人才问题，也是决定着祖国的未来。对于编辑出版工作，新中国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早在1953年5月18日，毛泽东就提出了大量扩充全国中小学教材编辑队伍的要求，并在各行各业都急需人才的情况下做出了“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写教材”的指示，因为他认为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由此，全国各地的顶尖文化教育专家汇聚京城，且以不同专业分成多个小组。
给中小学教材插图，是一项要求相当高的工作，不是一般画人所能及，不但人物、山水、花鸟、走兽、建筑等都要得心应手，而且要具有社会责任感。
然而，在社会的发展与变化中，有多少人甘愿坐十年冷板凳苦学多项画技修炼自我？不难发现周围有不少这样喜欢画画的人：自己对中国绘画弄不懂学不会，就说外国的什么派什么风格好；自己造型能力不行就说写实没意义，只有夸张变形才是艺术；自己传统笔墨功夫不行，就说要创新发展；自己不会现场写生，就佯装推脱没有时间，拍些照片资料回去抄写。多种展览参展作品，只是用照片拷贝描摹而成，看似细腻入微，实则毫无生气，更无笔墨气象。不少三观不正者，更是声称“艺术要自由表达”，甚至不择手段故意颠覆国人的审美情趣。
再有，一些本该需要寂寞的行业，也变得不安分起来。曾经提倡的“专业人士做专业事”“内行人领导内行”的工作用人方法，而今在一些专业要求十分高的领域内也变成了“跨界做事”“层层转包”“购买业务”等工作方法和用人理念。一些出版行业，只要作者有钱就可以出版书籍，至于作者能力专业水平如何全不管，造成不少垃圾书籍大量流入社会，误导民众和学生。就以美术书本为例，有些人只是爱好者、票友（与文凭、会员证无关），东拼西凑地画一点东西，理论水平和实际创作能力极差，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用剪刀糨糊东摘西抄自费出版“画法”“教材”。
以笔者拙见，教育出版是一项制作生产大美、纠正不良思想融一体的特殊工作。因此，加强教育出版行业的制度建设迫在眉睫。
首先，要重视作者队伍建设。多方面培养阳光、正面，有真正绘画才能、插图天赋的作者，多看作者创作实力和三观，少认各种“证”。每一位作者，都要自觉做到洁身自好，正确把握创作方向，苦研文字和绘画技能，树立积极向上的创作理念，不要借口艺术创作而忽略教育引导的重要性。中小学教材不需要丑陋的图像，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符合大众审美理念的艺术作品。
其次，严把编辑审核关。编辑审核人员不仅要具有艺术眼光、高度责任心，更要政治敏锐性强。强化精品意识，倡导真善美，努力将优秀的、积极向上的传统文化传承给孩子们。中国学生教材的插图和文字，必须确保要以固有的中国式表现语言呈现，千万不可因网络时代被外来各种文句、图式的冲击而迷失了方向。
再者，成立监督小组，建立倒查机制，完善奖惩制度。既要落实从作者到出版“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分工负责制度，又要加强从作者、编审到出版的责任牵制制度。对终审通过的稿子包括文字图像，从形象、装束、行为、配文等每个细节都要细究，逐一核查，奖罚分明，发现问题决不手软，一查到底。
教育岂能当儿戏，中小学教材插图绝不是某些人的涂鸦试验场，更不容许成为毒害青少年的渠道。作者和编审出版工作人员只有牢牢把握正确的社会责任感和审美导向，才能为孩子“培根铸魂、启智润心”作出贡献。
（作者系文艺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