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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消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死命的东西更高贵的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一无所知。
因而，我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布莱兹•帕斯卡尔
我是一个不太愿意回顾自己过去的人，而自己画过的画，更多半不愿再看，一是因为觉得未来还很漫长，二是觉得自己画的不好，所以总是把希望放在未来，总是期望在未来的某块画布上能画出一幅满意一点的画，甚至从没有主动想要出一本画册或办一个个展。忽然人过五十，才恍惚中常想起一些往事。每回老家也常和儿时的玩伴们谈及那些童年的往事，而每回到童年居住过的老街残墙时，更在内心深处泛起某种思绪来。这次有机会出一本个人画册，正好借此对自己四十余年的绘画人生做一次粗略的梳理和沉思。
一
飘零半生，对于过往的怀念，可以说有思无恋，汉朝人的诗曰：“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对于故乡我是荡子，对于岁月亦是荡子。
儿时的春事烂漫，已记不得了，印象里我生来就是个画痴。母亲是小学教员，在那癫狂的年代，枯燥的文化生活里，唯一快乐的，是拿支粉笔在她拎回家的黑板上涂鸦，涂辆小汽车，涂门大炮。等我稍知人事，已是文革初期，浩荡山河徜徉在红色里，马恩列斯毛五位伟人的肖像，是早年接触到的形象里最直观的艺术品，被家家户户供在墙上，别有一番大气磅礴。10岁的我不知深意，看久了只觉得亲切，视一个外国人可以如亲人般的好，好在哪竟全然说不出道理。我用全开素描纸反反复复地临摹，不思其苦，不厌其烦。到第20遍时，对马克思胡子的把握已有了长足进步，开始知道在二度素描关系间，要用木炭笔压一压，中间留白，再用橡皮提亮每一根胡子……在临摹中，我得到了对绘画最初的理解，走上了艺术的漫漫长路。
淮北地区是个贫困区，地处安徽北部，一马平川，山峦叠岗，少有树木，是苏、鲁、豫、皖四省交界之处。也因近徐州，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早年土匪常出没。1958年我出生在那里的濉溪县，古时候这一带自由思想兴盛，三国时期嵇康在此结庐，一曲《广陵散》成为千古绝唱，至近代，李可染、刘开渠、朱德群等一批画家皆出于周遭区域，据说我的祖上是江苏桐山县人，到父亲一辈，战乱、赤贫，只身一件破衣随祖父逃荒至安徽，衣食艰难，乃耕田樵采之辈。母亲家倒是这一带略有田产的小地主，家境稍微宽裕，兄弟姐妹们文化程度也略高一些。记忆中，大舅善手艺，二舅好诗文丹青，在当时的县城，多有慕名求教者。
兄弟姐妹中，我排行老三，哥哥忙于家事，殷勤苦做，会替大人手脚，而我只因一支笔，逃脱了不少家中杂事。家人视我如小客人般的款待。今天想来，人世的亲情亦流露在这样一种不平里。父亲很支持我，每每把画贴的老高，拉我到很远，一脸欣慰地说：“儿啊，你画的不错，很逼真！特别一只眼看的时候，很生动。”幼年的我，随他比划着，内心暖洋洋的，亦觉得自己很不平凡，将来定是个了不得的人物。
小学里，启蒙老师姓杨，名德松。待我如亲子，常指点技艺。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偷偷把我拉到家中，在昏暗烛光下，从箱底抽出一本破书，翻开是列宾的画册。“这是一位俄罗斯的大画家”我懵懵懂懂，他的眼中却分明闪过火花。烛光摇曳下，伏尔加河上纤夫的沉重的步履，索菲亚公主愤怒圆睁的目光，和背后近卫军被吊死的悲惨场景，让我心生颤栗，一股神秘的气息萦绕在幽暗的屋舍里，凝固在二人默默相望的眼神中。屋外，满天的红色标语、文革图像，捧着毛主席语录长大的我，嗅着书本上的淡淡油墨味，冥想着天外的另一个世界，想着红旗飘飘背后那另类的诱惑，想着想着慌慌的有些害怕。
翌日，杨老师悄悄送来几支油画颜料，没有详交细教。只知那是西洋产的，画出来的叫“油画”，可以呈现丰富的色彩。一张画纸，一张斯诺拍的毛泽东在延安戴着八角帽的肖像，借着家中仅有的一只15瓦的小灯泡，我挑灯夜战。昏黄光线下，错将柠檬黄当成白色，当我满心期待的日光渐渐浮现时，眼前的主席竟是一张柠檬色的脸膛，当时吓得半死，赶快毁掉，不敢声张。一股无法言语的悸动，令幼小的我深深为油画独特的香味和背后渗出的淡淡油渍所吸引，也在冥冥中，和西方油画结下不解情缘。
二
作为画家，对我而言颇显早熟。扭曲了的时代的需要和独特的绘画学习方式，使我在读初中时就已直接进入“主题创作”的情景之中。这一切得益于我的另一位启蒙老师王允恭，他原是安徽大学本科毕业，曾参加过一次全国版画展。印象中，他总絮絮叨叨地将“全国美展”挂在嘴边。时日久了，烙在心里，只晓得做画家就要搞创作，就要参加全国美展。在结束了马恩列斯毛的临习之后，我便跟着他参加县城文化馆举办的，“农业学大寨”先进人物事迹展。此间，反复学习组合多人物画面，力求人物个性和姿态的丰富不同。值文革后期，功课不像现在的忙，考试亦不在其意，我能躲则躲，潜心创作。广东画家汤小铭、陈衍宁的连环画《无产阶级的歌》，运用西方素描插图样式，表现欧仁•鲍狄埃的革命一生。在当时，作品特有的形式感，对中国美术界产生很大影响。我毫不倦怠地用木炭笔将整本连环画临摹成全开素描，了解人物造型的基本结构，领会组织大场景、营造画面疏密关系的布局技巧……绘画能力在时日的消磨间突飞猛进。
此时在安徽，十几岁的我已然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小画家、小神童。多次参加省里的主题性展览，参加地区的版画美术创作小组，制作黑白木刻、套色版画，连年为安徽美术出版社绘制年画，担任红小兵杂志的特聘通讯员……那时，我和老师一起常不倦地研读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把握时政的新精神，捕捉能跟上时代形势的新构思。艺术为政治服务，创作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那一时期的执着渴求。每一次我用心创作的构思和构图，都深得嘉许，更获省美协主席鲍加先生的赞扬。时而，看着邻舍惊才艳羡的目光，老师们惜才褒奖的神情，年少的我，生活在光圈环绕中。其实，内心自然不知有苦，更想不到人世的波折，日后多有几番不易。
三
浙美与我，一个是气若幽兰的芙蕖美人，一个是僻远山林的无知妄儿，本是不敢想，想来也无缘的。虽说，在安徽一带我“小画家”的声名远播，但走出这里，没受过正规艺术教育的我，依然只是个穷乡僻壤的野孩子，对考大学，毫无自信。77年的某夜，在文化馆的楼梯口昏暗的灯光下徘徊良久，迟迟没敢报名，翌年方决心赴考。
考试安排在合肥艺校，那年暑热不散，父亲送我去，买了一根3分钱棒冰，从考场的窗口递入叮嘱我好好考。我忐忑不定，一手的汗，画着木炭，内心颇是焦虑。水粉考的是静物，之前没画过，勉强上手后，倒比人像简单几分。几场下来，没有太多信心，只觉得在那班考生里，自己似乎还行。完了，父亲领我回家，一路颠簸无语。
在家闲着心焦，跑到孙町公社一远亲家，日日游水、写生。我激情四溢，酷暑赤日下，畈上荷锄，山川风物，一幅幅收入笔下，沉着痛快、淋漓尽致。一日，我正如泥孩儿般的在池塘里戏水，亲戚突然来喊，说是家里来了电话。心“咚”的跳一下，莫不是……接到电话，父亲略有颤音：“浙美的录取通知书到了，你被录取了。”那一刻的幸福感，直至今日仍记忆犹新，歌咏足蹈皆不足之，我又一头扎进了泥塘里……收拾收拾匆匆回了家。那一夜，明月皓空，听着田野里蟋蟀的叫声，露水渐起，山色屋瓦都端正起来……人生的境遇、画家的梦想，一切仿佛都向我敞开，想着想着，辗转难眠。
扔掉过去所有的画，母亲送我至宿县火车站，“出去高山打锣望，声鸣应过十二州。” 20岁的我，踌躇满志，拎着一个破皮箱，独自踏上了南下的火车，江河日月，世上的一切无有不好。
初识南山路，一条静谧的林荫小道，古雅安适，不杂喧闹音。一路洒满梧桐树影，踩着斑驳的阳光，老美院藏在绿荫掩映之中，一所很小的学校。放下行李，迫不及待地叫上安徽籍的老乡们一起去划船。残暑未退，略有点余热，三二人租一条小船，湖山环抱，浅酌低唱，一种散漫的漂泊感，游荡在人的内心。一晨一昏，西湖的“远”是人世悠远，西湖的“静”是人心寂静，比起我家乡的土坡，它多了几分诗意，几分惆怅。
一条回廊，从教室通到食堂，廊身是木头的，走路时发出嘎唧嘎唧的声响，别有一番古朴园林、曲径通幽之感。77、78级，是拨乱反正后的第一届招生。坦率的说，我是一个少有文化基础的人，小学、初中正值文革后期，课堂上没学到多少实实在在的知识，上了高中，又忙于画事，颓废学业，以至差点没了高中毕业文凭。然而，在浙美，我感受到了学问的朝气，非学问之果，乃学问之始。白天上课，晚上讲座，那些刚从“牛棚”里面走出来的老先生们，那时也只有三四十岁，带着他们的一腔热情，给青年学子们一堂堂讲课。我们曾集体去看一部早年的俄罗斯电影，名《白痴》回来后对剧情认真研讨，提出各式各样的疑问，有个学生一脸端正，用响亮而标准的普通话问：“老师，请您回答我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全场哑然。在那个年代，年轻人渴望知识，渴望从原来禁锢的思想中挣脱出去，走入自在之境，在一个自由的学术环境里欢欣雀跃。
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早在林风眠、吴大羽建系之初，就引入了西方现代思想，试图在东西方之间，在古典与现代之间，找到一条新艺术之路。在日渐没落的中国画坛，它成为新思想兴起的地方。历经战乱、颠沛流离，从杭州至四川异地漂泊，到重回西子湖畔时，这股精神仍潜藏在漫长办学理念里，并展现出更为自由、也更为思辨的特征，呈现着某种批判性的试验倾向。尽管在我入校时，契斯恰柯夫素描教学体系仍一统中国，主题性绘画创作模式压倒了对绘画本体的研究，但1979年，学院党委仍集中全年经费的10％，用9万元进口一批国外新图书，并以展览的形式供欣赏，一日一页，历时月余。这批图书对中国美术教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我当时大学二年级，第一次目睹西方各种现代流派的斑驳绘画世界，体会高更笔下马提尼岛的神秘，动情于马奈画男人耳朵上那笔鲜活的玫瑰红……看着博纳尔画册里棕黄色的人脸，我也思考着大胆求变。是年春天，在费以复、姚巧老师的带领下，我们15个男男女女第一次走出杭州，赴舟山石塘写生。一路上天高野迥，星月无蔽，住着满是蜘蛛网的破房子，晚上听着海浪哗哗的冲撞声，心里有点“闹鬼”的兴奋。第二天渔民们各自忙碌，无人给我们做模特写生，途经基督教会堂时，我进去以一曲《欢乐颂》换来一个模特，并试着把他的脸画成了棕黄色。刹那间对于绘画形式的体悟，让我兴奋不已，当大部队开赴雁荡山游玩，我和另一位同学又继续留在岛上，多画了几个“棕黄脸”。 当我带着浓重的鱼腥味回到杭州时，春阳潋滟，柳浪闻莺的电影场正放映着《冷酷的心》。凤蝶喧飞，柳絮如雪，我 坐在春天的草地上，品读电影、憧憬爱情、冥想人生，生活是如此闲静——唯一郑重忐忑的，是不知自己未来的绘画取向。
此时的美院，人才济济，既有以全山石、肖峰为代表的留苏派，又有林达川等留日派，也有博巴训练班的金一德和马克西莫夫训练班的王流秋……各种不同取向、不同学派之间的互相砥砺对峙，潜移默化间，使我对艺术本身所做的思考更多了。当然留苏派年富力强，在那时最是吃香。记得，王流秋直到我三年级时才开始进来教学，一个老头被关十几年，出来后变的战战兢兢的，常一人在钢琴房里弹琴。时年77级的兄弟班大胆变革，公然在课堂习作里，追求马蒂斯、毕加索……那种变，对于低一年级的我们来说，是很心惊肉跳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感觉要出什么大事。连学院的领导也都捏着一把汗。
这一时期文艺思潮的转变，使一种思想沉入我们年轻的心灵，即绘画应有一种很强的形式做为支撑，它的生命力是建立在形式与本体语言之上的，而非只在题材上寻找一点文学情节，或只是描绘人脸上的皱纹中的某种象征因素，绘画本身的问题只能在绘画本身进行思考。国美以它宽广的胸襟，挣脱了狭隘的地域性，使我们得以站在世界艺术探索的境遇之下，与西方当代艺术直接对话，滥觞着思想启蒙的激情。
四
天堂的四年，弹指一挥间，毕业分配我又重回淮北。原以为画家之梦开启了，然而希望的开始与破灭，竟只付谈笑间。蹉跎岁月，人生如梦，故山故水，儿时家园，一切皆如从前。我仿佛从未离开过，但内心却已不似原来的我。比起杭城的清丽蓊郁、湖光水色，家乡光秃的山，稀少的树和那蜿蜒泥泞的路是如此刺眼。更重要的是，我又重新失去了思想激荡的平台，柏拉图在《理想国》(The Republic)中，有这么一个比喻：一群囚犯捆绑在黑暗的洞穴里，他们面前有一堵白墙，身后燃烧着一堆火。每日，只能看到火光反在白墙上事物跳动的影子，他们以为这就是真实。突然有一个人挣脱枷锁，跑了出去，看到阳光普照下的万物，呈现出那样的一种生机盎然，“原来我从没生活在真实里”，他返回洞穴试图向其他人解释，他们却说，“你真傻，除了墙上影子的真实外，世上再没有其他东西了。”我就是爬出去的那个人，却偏偏又回到了原点，……那时的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是荒野山坡上二栋土气的教学楼，一个老头在山下放羊，旁边还有一个没拆掉的坟莹。
这样一种境遇下，唯一能让我超越的现状就是画画。那一时代正是伤痕文学和现实主义绘画对文革的“红光亮”艺术开始全面反思的新阶段，我也一度坚信艺术一定要在表现生活的底层的劳动者中才能产生。通过熟人的关系，我下矿井体验生活，在最艰苦的掌子面，看矿工们如何工作，以为只要这样，就能创作出反映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品。日以继夜，那时期的我曾经两眼发直地去虚构一个巧妙构思，寻找“典型环境”中的那个“典型人物”。譬如表现一个勤于思的就画他一边用毛笔蘸墨，一边在聚精会神地看着大字报的情景，当然要年轻英俊，略有所思，重要的是他旁边还要有辆自行车，车上要写有“县委”两个字……，我不厌其烦地构想着我心中的“巧妙”主题。其中，最反映我“才气‘的，是《更衣》这张作品，运用对比手法，我在更衣室里编造了一个感人的故事：二个煤矿工人，一个刚从井下上来，黑乎乎的脸庞，准备脱衣，另一个已洗好澡，换了洁白的衬衣在照镜子。我的立意是，矿工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内心是非常爱美的，但为了给人类带来热能和光明，他们宁愿将自己变成煤黑子。构思之巧妙，让我颇感自喜。虽然，最终一直没能找到很好的表现语言，获得理想中的成绩，但我内心坚信，惟有通过这样的努力，创作出具有时代意义的杰作，我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继续圆我的大画家之梦。在淮北的五年，是我最年富力强的阶段，在那里我创办了美术系，创作了一批表现现实生活的画面。回首过往，儿时的光环只如虚妄，惟是当年的磨砺苦难，才知这世上珍重之事，有比小小爱憎更大的，苦乐哀怨要从这里出来，人生才有份量。
五
28岁的我，经历了生活中的磨砺，开始苦尝人世悲欢。1987年，淮北煤师院在浙江省展览馆举办色粉画展，我遂来杭。途遇孙景刚，他已留校任教，“你在那破地方干啥，过来考研究生吧！”话落，即带我到蔡老（蔡亮）家里。就这样，我萌发了考研的念想。头一年，专业第一，英语23分，蔡老说：“你在家歇着吧，没戏。”翌年，正当我铆足劲要再考时，鉴于我对系科的开拓性贡献和响当当的专业水准，学院决定提拔我当系副主任，分管教学工作。这一举措，让我生平第一次尝到了“当官”的滋味，也让我又一次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家中，老父语重心长地说：“参军啊，我们祖上几辈人没有混到你这级别的，已是副处了。你说啥都要光宗耀祖，要坚守这个岗位，将来在这里你会很有出息的。别去考试了，读完也不知道再分去哪里。”命运是如此戏谑，有时压抑的人无力喘息，有时好事成双时，又只能选择其一。但窘境之外，别有豁然。几经思量，最终仍坚持要考，坚持是怀揣着对母校的眷恋，更是渴望在艺术上再挣扎一把。时年，我以专业第一，外语42分被录取了。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里， 全山石老师特意托人捎来了一包葡萄干，以示祝贺，这让我心头一热。
1988年，带着一脸沧桑我又回到了美术学院，重做学生，少了初来时的欣喜，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踌躇。开始尝试一教一学的独特教育方式。蔡老好抽烟喝酒，高兴时还能唱一口西北秦腔，我常去他家，在烟雾缭绕里彻夜长谈，谈他在陕北的艰难岁月，谈他对历史画创作的诸多看法，久而久之，成了忘年交。文革后期，红光亮的基调使历史画创作陷入某种概念化的僵局。蔡老诚挚地摸索着现实主义历史画这一主题如何在形式上出新，如何跳出对于再现性场景的描述，如何具备某种超时空性。我秉持这种思考，创作了《历史的残页---戊戌六君子祭》和《南京三十万被难同胞祭》两幅历史画，第一幅画面没有场景的具体性，将人物像纪念碑一样竖立在抽象的空间里，他们宛如历史的残页被撕碎了，碎片中凝固着中国改良者们的内在品质，散发着某种精神的光辉。幸运地，这幅作品在第七届全国美展上获了铜奖，而《南京三十万被难同胞祭》却在毕业展时饱受批评和质疑，老院长莫朴先生曾愤慨地拄起拐杖 “咚咚”地敲地板，叱道“这哪里是南京大屠杀，我看到不是这个样子的！”莫先生是老革命，是南京大屠杀的在场者，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历史画创作的实践者，他认为历史画就该反映历史的真实。而我和蔡老所追求的是，历史画除反映“真实”的历史性之外，更是一件艺术品；因此，它所反映的真实应该是艺术的真实，而不仅仅只情节的真实。二派相峙，真实观的问题，未及落锤，更大的风暴已咆哮而来。
1989年2月，第一个“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一时间当代艺术思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全国，大家纷纷放下画笔，学院里到处是挂着鞋子、内衣的装置。一夜变天，如此迅急的影响不能不波及我的内心，但或许是早年主题性创作的经历，使我一直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才是绘画之本，也或许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温和，甚至略带保守的人，我并没有参与到这股浪潮中去。当一个人相信何者为佳时，绘画是很自信的，因为有一个模式，一个目标在那里，让你心无旁骛。看着克罗文色彩、苏里科夫的灰调，我眼中绘画的终极理想，就是色彩、用笔与造型能力的完美的结合。我用此对抗着光怪陆离的现代艺术在我视觉上的诱惑。
六
初识司徒立先生，得缘于蔡老，1991年司徒先生第一次来杭州讲学时，蔡老专门请他来看我画的毕业创作。那时，我沉迷于自己的大型创作，对他所宣讲的“具表”理论并没有太多印象。92年办短训班，我已毕业，只知道有个画静物的方式和原来大有所不同，样式很奇特，至于深处的内涵，便一无所知了。
直到1995年的夏天，杭州城里艳阳天气，六街如画，美院景云村的房子刚分到手，生平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二室一厅，一套位置极好的房子，内心吉祥安稳。夜长人静，背着沉甸甸的地板砖爬上六楼，兴奋地装修自己的“豪宅”了，躺在水泥地上小憩，手里翻着描写印象派画家们游荡在塞纳河边做画的书，浮想着巴黎的流光夜色。新生活有着落，又将到塞纳河边，心里就像有一样东西满满的，却说不出来。
下了飞机，一到巴黎，记得是晚上，看着透明车窗外的霓光溢彩，夜间的卢浮宫灯火流离，宛若天籁一般。我竟当下决心，如可能留在巴黎吧！孟子说“人少时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人心的贪欲，时常只是极朴素的思慕罢了。
身在巴黎，步履匆匆，用阅读美术史的方式，依次参观了卢浮宫、奥赛宫、蓬皮杜、巴黎市立美术馆和巴黎美院展厅。一番目不暇接之后，并没有因为全方位了解了西方艺术的发展历程，而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反而更加心生混乱。展馆里大师们的每一幅风格迥异的杰作，都死死堵住了我去涉足的可能，在它们的精湛技艺面前，反观自身，我竟是如此可悲。我真诚地鄙低自己，打小像只井底的蛤蟆般，无知无畏，把自己设定在“大画家”的位置上，直至今日，才一觉恍然，这种设定本身是多么可笑，多么夜郎自大。这是到了西方，在巴黎，这个上世纪六十年代世界文化之都的胜景里，所发出的真实感慨，充满了绝望的气息。
司徒先生是我院的客座教授，多了蔡老的关系，一有愁闷便寻他聊。先生为正直，学富五车，激情四溢；他劝我莫再多看，繁乱则迷，当下定下心神在他那画画。他把莫兰迪、贾科梅蒂的资料取给我看，带我到森•山方和一些画家那里聊天。潜移默化中，我慢慢觉得贾科梅蒂的画面有一种力量，一种面对事物本身所散发出的力量。在纷繁的现当代艺术里，我们可能缺少的很重要的姿态，就是不再面对我们眼前的事物本身。当我满博物馆寻找灵感的时候，却不愿意向真实的世界投上应有的一瞥！
有了这般想法，我便执弟子之礼，潜心求教。“好，就先画我家龟背竹的树叶和后面的书架吧。”我愁苦茫然，依过去所知所学，不知如何下笔。笔才落下，“不对，抹掉！”画了好半天，“不对，抹掉！”先生治学严谨，毫不懈怠，而我已近四十，心里难免嘀咕，“司徒，你要求也太高了，这不行，那也不行。”“不行就是不行，抹掉！”半个多月的精神折磨，每晚12点坐着最后一班地铁离开，街上已清静少人，次日上午11点又准时到达，日复一日，画了一幅大空间的素描。今日想来，他所做的一切只为一件事，就是要我把原来所学的条条框框都放下，从零开始，回归视觉。这种视觉的训练，海德格尔曾做过，按照胡塞尔现象学的第一个方法论，训练一种无先验的体验方式。回到视觉，实非一朝一夕之功，知识的建立伴随着人生命的成长，二者剥离不开，人内在的主体性越强，框约愈深，越无法做到所谓的无先验。因此，只有一个人内心极度虚弱，绝望到需要拯救时，他的视觉才可能回到原点。那时的我，恰是如此。人对于先进文化的接受是与生俱来的，大师的作品摆在面前，我无法自欺欺人，也无法视而不见。我真诚的疑惑自身无路可走，真诚的怀疑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样的我，只能回归原点。
重新研读塞尚，像吃鸦片一样地迷恋着贾科梅蒂；绘画的力量，就是视觉的力量，无需语言，画面本身就会抓人。站在贾科梅蒂的作品前，生命存在的真实感扑面而来。常常愣愣地，在博物馆对着一张画，思索许久。看过原作，开始迷恋画册，如琢如磨，细细分析，捧着不忍放手，着魔般地想拥有它。当时是人民币兑换法郎最不合适之时，一本画册要一千多法郎，掏空口袋里的钱，数了半天，一脸无奈。孙景刚说，你去画头像，弄好了一天可以赚个几百，三二天就搞定了。在他的教唆下，我跑到巴黎圣母院门口看别人做生意。几天后终于鼓起勇气，拿个板凳，背个画夹，放张样片，记牢了三句英语沿街摆摊。逮谁就“Hello!”没人理我，“Please set down!”人早走了，来不及说“No expensive!”那人已出十米之外。站了大半天，心焦如焚，没迎来一个客人。堂堂五尺男儿，为了本画册，想赚个1000法郎，却找不到一趟生意，我像一个要饭的，心绪相当低落。老孙见我可怜，就怜悯我，拉来一个小女生给我画，勉强赚了200法郎。才略有欣慰，警察上门，开了张罚单，要我在规定时间内到规定地点去交罚款。只赚了200法郎，离买书还差的很远，却又飞来横祸。心冰冷冰冷的，从幻境中跌了个醒，巴黎的华丽是巴黎的，它不属于我。我有的，是出门人的伤情，闺中人的愁念，是临行时未及收拾的茶碗……那方是中国人心底的温情。“我要回国，重新开始我对艺术的思考”，这是从戴高乐机场起飞后，我给自己的誓言，也是经历了像要饭一样的乞讨生活后，心底真实的呼唤。
七
飞机落下，打车从机场一路趁着夜色奔驰，临窗相视，沿途一片漆黑，远处黯黄灯光，星星点点，隐隐绰绰间，一片片平房似层层土坡，灰蒙蒙的，历劫山河浩荡，此刻华夏大地正和它纯朴的子民们沉沉睡去。从巴黎转到北京至上海，周遭的颓废，令我不忍思睹。流光中的巴黎，浮浮冉冉，蜃楼般的景象飘忽摇曳，身临其境，我仿佛已忘却自己是脚踩黄土的中国人，迎着法兰西优雅的舞步，飘飘然起来。一觉梦醒，跌落九重天。推开家门，遥想中敞亮宽舒的大房子，原只是一小小陋室，……一股苦味，不感伤，亦不悲切。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鸣在树间。那一夜，窗外的世界明净、安宁，没有生死成毁，亦没有英雄圣贤。我品尝着苦的清正，回到了大地之上。
翌日早起，曙光初露，找一速写本，临窗而站，自六楼俯望焦小健的那片房子。视觉的问题，就是看的问题，我决心从这片房子看起。刚踌躇满志，电话铃响了，小健说：“参军啊，我看到你了，你是不是在画写生啊，是不是也回到视觉了？”，我一懵，说：“你怎么知道”？他笑而不答。这就是回到视觉的第一天。
在西方，我曾仔细观摩过贾科梅蒂等人的作品，得出一个结论：尽管是大师，他们仍然是人，画面是人画的，而非神画的。记得一次普桑的回顾展，场馆内人满为患，却悄然无声，偶尔有人耳语，也是压着音的。我随着人群，穿流在这些伟大作品间，默默地观看着，它是人画的，但它具有某种神性。西方自古希腊而来的理性精神，在他的画面里得到了完美体现。画面淋漓尽致的传达了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和人对于世界的求知渴望，让我从内心油然起敬。
早先我并未探究西方哲学，只偶尔翻翻司徒的文章，至此之后，我开始关注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民间有一种说法叫“信”，什么东西，信了你就能看到。我也一样，走进新华书店，在浩瀚的书海里，谁的著述都视而不见，一眼就是海德格尔。那种感觉很奇特，像是冥冥中的因缘际会，又没有宗教的玄涩苦闷，只觉得是自身性命之正。画画的人，看哲学书终究是头痛的，虽说我尽心尽力、咬牙切齿地发愤图强，却从未真正读完过一本。雅斯贝尔斯、萨特、胡塞尔……通常看不到十页，便蒙头睡去。惟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我下定苦心，悬梁刺股，发愿盟誓，不知熬了多少天，直至第67页，终于心力不足，一溃千里，投降了周公。日复一日，关注事物本身和从零开始的踏实，充盈着我的内心，我回到了大地上，行走在日月山川里，心是敞开的。这种敞开，使我摆脱了旧时功利主义的创作思路，进入一种超然的，具有形而上思考的创作行为中去。绘画，不需要绞尽脑汁地编造情节，不需要远赴西藏苦寻题材，它只要你关注四周的存在，一桌一椅一帚，皆可入画。
“艺术只是一种‘看’的‘方式’”，贾科梅蒂说，“要了解你所看到的东西，必须试着做到仅仅把他模写下来，必须准确地画出你眼前的东西，最难的就是模写你所看到的……”
95年起，我开始观察、写生身边的存在之物，试着能否看到贾科梅蒂眼中的样子，看出一种“闹鬼”的情景，我肯定那样我就成功了。“距离”是不可逾越的，在贾科梅蒂的描述中，椅子是悬浮的，毛巾是悬空的，杯子是悬搁的，他分明看着它们没有着地。那是一种通神的视觉，我聚精会神，也想看出一点物不着地的迹象，看，反复看，好像仍在地上。每日，我都提个篮子逛菜场，时常买些洋葱、西红柿什么的拎去画室，一直画到这些蔬果发霉腐烂。焦小健写的《大地的馈赠》，就是描述那一时期我的创作状态。老画室是木地板装修，我反反复复在一张画布上，抹去重来，由于用色较厚，每次刮掉时，颜色都呱啦呱啦掉的满地。一次画张大画，几近完工，左看右看，又怎么都不满意了，“要敢于下毁灭一切的最后一笔”我拿起冷酷无情的刮刀，颜色噼里啪啦的弄了一头，到处都色彩斑斓，粘乎乎的。木讷地凝视着我画了好多天的果子，它们正慢慢腐烂，而我的画却越来越糟，一时间人窒息的透不过气来，感觉要死了。而这时候，最害怕的就是有人敲门，哐哐哐哐，“杨参军，系里叫你……”人傻了，满手油污，一脸油渍，头发上滴着半干不干的颜色片，愣愣地不知所措。你越在一张画上下功夫，就越没办法画完它。这种过程，是一种体验，希望摒弃一切先入之见，试图只看那些存在的东西。回到视觉，不是为了把杯子画成这个杯子的样子，贾科梅蒂说，它在存在与虚无之间，正消失……又出现……再消失……，只有看到它在存在与虚无之间的时候，你的视觉才能产生出艺术来。而非写实主义意义上的写生。我默念着贾科梅蒂的语录，双眼发直地看着这个杯子，仿佛它也随着词句开始“闹鬼”了。
经过一、二年的磨练，我发现眼睛看东西时和以前不一样了，到哪都可以看出一种可画的激情。喜欢画洋葱，紫色中透着淡淡的玫瑰红，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孤僻和神秘；喜欢画红苹果，红的单纯、渗人，好似农家小儿脸上的笑容；喜欢画石榴，一颗颗如红玛瑙般剔透……从巴黎带回一支红色，往画布一点，哇，相映生辉……最后不光是蔬果，连整个菜场都看呆了。它本身有一股气韵在流动，有节奏，充满着秩序感，太迷人了。春节回家，拜过母亲，见过朋友，便独自拿着相机逛菜场。整只羊剥了皮挂在那，羊肉、羊排，血色淋漓，从肉的粉嫩中的透出去是洋葱，胡萝卜交叠的色彩，整个空间有巨大的纵深感，过年人头攒动，比肩叠踵、嘈杂不安……咔嚓咔嚓，我不停地按着快门。回来一看照片，一点没感觉。在场性的视觉体验，和照片影像完全是二重天地。可画起来又很难，我傻乎乎的站在一个高台上，凝望这片熙熙攘攘的菜场，思索着如何把眼前这个活的有机体，一派生气盎然的景致，镶在我的画布上，整个年节就思考这一问题。
在淮北，我是个有“粉丝”的人。每年归家，借故说是看父母，实则匆匆一眼，聊上几句，便寻个据点，画画去了。这个据点，日后成了淮北濉溪县很多油画人共同的据点。时常，我一边画画，一边接待着十来个朋友。戏谑地说笑，脸皮已锻炼出来了。画画时，我画我的，他们聊他们的，什么风流韵事，家国天下，此刻皆与我无缘。我一心醉入画中，什么也听不见。放下笔，喝点酒，哥儿们三五成群，喋喋不休的谈论“具表”。我像一个传教士，手握着上帝的福祉，诚心希望着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回到视觉，分享我的体验。好似一个疯婆子，逮谁都谈，絮絮叨叨、絮絮叨叨……而他们带着某种天真的眼神望着我，仿佛真听进去了。
之后，产生我的鱼系列。一年暑热，我把据点安置在画友陈杰那里，沐浴着晨光早起，略进早点，待他交了钥匙给我，便去逛菜场。那次买了一批小鱼，往地上一扔，迎着阳光，跳动的银色，煞是好看。昼长人静，院子里烈日当空，太阳烤着背，火辣辣的，我挥汗如雨，画的正起劲，一抹阴影横了过来。一看，原是隔壁老太太心疼我，打了个伞。“孩子，你咋这么傻，这样子晒，要晒出事的”老太太一脸关切，“你干啥不办班，你会画画啊，办个班，一个暑假赚好几百呢。”“大妈，你歇着，我不要。你这伞一打，鱼就变调了！”我要阳光，阳光下色彩的律动，万物的生机，让人有一种绘画的冲动。那时，每天有7-8个小时沉浸在写生之中，人仿佛已真空了，除了画画，什么都不知道。每晚九、十点钟，当我拖着疲惫的身子，重新走过菜场，那里已四下寂静，一个人的孤影在路灯下，拉的老长老长……回家，倒头睡觉，明天重复着同样的日子。
在“具表”之前，绘画受很多想法的驱动，比如先有一个构思，一个憧憬，然后寻找素材，画草图、拍照片，从中抠出某些局部拼合在一起，再调整画面，经过繁复的制作过程，最终营造出之前设想的效果。有时技术的高低，会使画面和原初的想法有些出入，甚至有些惊喜，但本质上它带有某种潜在的设定性。这种设定性直接主导着创作的成败。“具表”之后，一切纷纷扰扰都云消雾散，我面对事物本身，无有杂念，是其所是地，画着它原初的样子。没有构思，连构图亦是没有的。蔽不在目，画可从心。一笔落下，跟着视觉的游走，笔笔生发，一切皆因在场的感觉而生，不在设计之中。一般说来，画到最冲动的时候，是三分之一时。事物渐渐澄明，既敞开着接受对其自身的展示，有具有某种藏匿之性，潜藏着对未来的期待和憧憬。这一点上，许江、司徒与我略有不同，他们的兴奋点都在三分之二时，想来是各人习惯不同的缘故吧。日常灵感一来，提笔就画，画至三分之一最为激动，一半处冲动仍在，之后渐减，停笔时人已殚精竭虑……地上搁着现成的外框，往里一套，抽一支烟，五分钟光景，又开始寻觅下一张，循环往复。很少时间去想，多是用眼睛看，在不想的时候看，似乎更容易产生惊奇。现实世界是一块处女地，就好像某个人第一次画它那样。那种新鲜感，使人既筋疲力尽又兴奋不已。在物我两忘的投入中，画面摆脱了精心制作的设定感，具有了某种单纯的超越性。或许在这视觉冲动的背后，有他内在的指向性，但我不知其为何，也无法确切地说清。
八
事物总处在存在与虚无之间，我觉得我抓住了它，又失去了它，又重新开始，……我常会像疯子一样地画画，不为证明什么，亦非显摆给人看，只是带着虔诚之心，叩问周遭的事物，全身心的投入在与它们的相互观照、相溶相济的境遇之中。所以，中国人有物我两忘、与物为春的境界。
古时文人，饱游饫看，藏身于青峦叠嶂的环抱之中，体会山色空蒙、委婉迤逦的悠悠玄意，万姓人家皆在日月山川里。王国维先生提出写境与造境之别，“境非独为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具表”的写生，不是照抄物体，而是写物之生意，实现画家自己的感觉。它是一种姿态，观看的姿态。莫奈之前，没有人发现自然有如此绚丽的光色，他的眼睛看到了光的存在，开启了人的视觉。而塞尚，他试图在写生中，传递出理念的神圣。这一理念源自古希腊以来的理性精神，是西方人智慧的根基。而这种超越与现象本身的理念，在塞尚笔下，竟成为一种直觉的表达。柏拉图说，外表的并非真实、并非是真理性的。真理存在于表面背后的秩序，是“无蔽之物”，即eidos（存在）或是idea（相、理念）。理，使人对事物的认识从浅表转入更深一层次的内在，开启了人之为人的智慧。它是西方文化的本质的精神，呈现于自然万象中。具表，力求在写生中，完成对理的追求。在这里，写生不再是一种浅表性的行为，不仅仅是收集素材，了解事物构造，练基本功的工具理性方式，它观照着人自身和事物的存在之理。
在这里，画家看似在写生中物我两忘，是个没有思想的人，但他放下画笔后，所读的每一本书，所做的每一个思考，都会和他的写生发生关系。即是古人所谓，“三分画内，七分画外”之功，是潜移默化，不着痕迹的。绘画本身不是纯技术的体力活，亦不是如实表现对象实体的工具，它通人性，勾连着人的内在精神。朝夕探求，下笔乃能精妙过人。这种心气相通，使视觉的表现多了一层深意。譬如，中国人的山水画。重饱游饫看，行远登高，审峰峦之疏密，识云烟之蒙昧。待胸中满是丘壑，山容水态、回环曲折、明会于心，笔下自是从容自得、气象万千。这种方式，说是写生，亦是一种体验。中国人寄情笔墨，想象力可随着游山的过程，达到某种鲜活的程度。长江万里图，咫尺之间取万里之势，西方人断是不可及的。空山杳冥，白气回环，水流石间，时咽时畅，中国人喜欢弄些雾气，弄些玄气，如鬼斧神工般，写胸中一点洒落不羁之妙。而我个人，更亲近直接面对事物写生，若有可能，扛个画布当场感受是最好的，把自己的蒙养之气留在画布上，哪怕是十米的，也一口气干掉，当然这是痴人说梦，妄想。
九
具象表现绘画，是西方当代艺术里的非主流理念，它秉承着传统架上绘画的方式，坚持着艺术家们的手艺。从古至今，任何一位艺术家都不愿重复过往的某种风格、某一流派，都希望为传统的绘画方式，平添新的可能。如此，还原到一个本质问题：人的视觉是否已穷尽，对绘画本体问题的探索是否已穷尽？如果没有，还有多少可能？个人的主体意识，是人在其内心深处产生的某种激荡，它使人摆脱表面的肤浅，对艺术进行深入的思考。回溯往昔，我院的林风眠、林达川、倪贻德、等一代代先贤，集中西之大成，大浪淘沙，他们的思想精粹积淀在学院的学术脉络里，在技术时代，有一些反思，有一些抗拒，有一些持守，是难能可贵的。
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以它80年的高龄，80年的文化底蕴，是中国当代美术教育的中流砥柱。在图像化的今天，在当下各美术院校缤纷斗妍之时，我们是“守城”之人，守住绘画本身的纯粹性，守住架上画眼、手、心相济相容的特质，守住它比跨出去更难。以具象表现绘画的方法论为学术高点，来构建一个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办学理念，是我们牢牢把握的宗旨。这一点在技术时代中，尤为难能可贵。曾几何时，对于传统，我也草草而过，总以为西画之人，对于国画，不知无碍。直至远赴重洋，研习具表，苦心求索之余，内心不禁讶愕，自身所追寻的绘画理念竟与中国精神有着某种内在联系。在精神层面上，我们又走近了传统。回国后的十多年，我即是在不断追问、不断学习中，不断填补对传统的缺失。在全球视野下，中西是两岸，我们已没有一个完全的中国，或是完全的西方。回到传统，近乎枉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凭着历代诗文，现世的我们臆想着陶渊明般的生活，却驻足长叹再也回不去了。对传统的无知是可怕的现实，一百年来我们已丧失了对先贤的敬畏之心，习惯了高楼层叠的我们，已无法体悟古人夹道回廊的雅意，纵情山水的闲适。在中西两岸间，教学的探索似一叶扁舟，逆风前行；只能博采众长，将对传统的吸收，对西方的体悟，回归到视觉的检验中，回归到眼睛观察世界，这个最终极、也是最原初的发生方式。在这一情形下，美院油画系的四个工作室，在教学实质上保持着一个基本格局，尽管内在倾向各有不同。
“具表”是一种理念，是一种方法，不是一种风格；我曾想特立独行，不参与任何的学派纷争。但作为一个画家，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理念深深影响了我，近17年来的创作，以至未来的艺术走向。人们把我归为“具表”，我就是，不是也无妨。理念不是风格，理念就是理念，我不想以进入某个团体来壮大自己的胆识。走自己的路，苦乐忧患，皆不惊不悔。但是，作为团队教学，它不同。它必须以系统的方法论和教学大纲为支持，以一种理性、科学的方式引导人进入这样一种创作状态之中。在这一点上，我清晰自己的角色。在修改教学大纲的过程中，在构建团队核心思想和教学核心结构的过程中，我义无反顾地走在前头。
从事具表绘画教学近十年，在年轻一代学子身上，我感到一种深深的困惑。他们似乎已无法从内心认同并接受“回到视觉”这样一个命题。寻其根源，或许是我们这代人，过于持守儿时对绘画单纯的理想，不愿放手，永远不愿承认架上画已没落这一妄断。而今天的年轻人，他们生活在鼠标键盘的时代，习惯了在电脑的虚拟世界中网游。他们不会对书写、对油画笔，甚至是毛笔有这样一种情结。他们追求着，如何快捷、便利的获取一种图像的效果，而不再留恋传统的手艺活。“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或许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境遇，但我由衷希望，年轻一辈的油画家身上还存有这样一种品格：少一分哗众取宠的锋芒，多一分对传统的敬畏和持守，待浮花浪蕊都尽，或许惟有手中一杆笔，是与他们性命相知的。今天我们的教学，不是站在风口浪尖，制造时髦新闻的弄潮儿，不是什么最赚钱、最新颖，就教什么的投机者，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秉持其一贯的人文脉络，在西子湖畔的湖山望境中，蒙养着自由、批判与超越的精神气质。
十
回首往昔，我始终怀揣着童年时“做大画家”的理想，不离不弃。儿时的成名欲是被教育着，做一个成功的人。在近知天命之年，我恍然若悟，人世的功名浮华，只如黄粱梦幻，大画家的声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四十年从艺生涯，绘画与我已血脉相连，成为安身立命之本。在绘画中，我感受到生命的充盈，消磨时间的快乐，它承载着人生的辉煌与低落，宣泄着心绪的激动与愁闷。学子的敬重眼神，知己的美溢之词，反观自照，我看到了自身的价值和能量。画画不为卖钱，不为出名，它是成就了我之为我的过程，是我对自身的一种释放。从起笔的兴奋，到情感迸发的高潮，到最终淡然的落幕，每一张写生都圆满完成了这样一次起落。
自文革宣传画、苏派写实绘画、现实主义历史画、少数民族风俗画，不同时期的创作演变，走向具表，艺术思考在漫漫求索中，完成了它的蜕变，逐渐成熟。“具表”的17年，在我内心深处架起一个支点，从眼前的视觉开始，不是泯灭过去，而是一种姿态，一种自信，其中，人一步步构筑起自身的主体性。历经视觉上的不断磨砺、困苦、追问、嬗变，终化入自由之境。一个曾对传统茫然无知的我，在此中不断汲取养料，中国诗词寄托了古时文人的审美情怀，意境之美，读之恍惚神游其间，夜长漏净，品读中安然入梦。
早年，穷困潦倒，无钱置办婚事时，我曾扛过大石头，也曾幻想到农村给人画像，赚几文苦命钱。渐渐地，当生活条件基本满足日常所需，对艺术市场，我已不再过多思虑。绘画，是用来打发时间，最惬意的方式。它容纳着我这颗不大的心，承载着我的整个生命。别人日进斗金，我亦一笑置之。就像人与生俱来的土气，富贵予我亦不落情缘，惟是原初的生活方式，最令我快乐。在从小的食物链里，闻着大白菜烧肉的飘忽感，不是垂涎三尺、食欲顿开可泛泛形容的，那是一种难以言语的美妙，好东西，真香啊。而今，每当腹饥辘辘、身乏体累时，脑海中浮现的，依然是那碗白菜烧肉，那锅老家的羊肉汤，从来想不起山珍海味，尽管我吃过，也已吃的起。这或许便是岁月烙在人心上的，一抹挥之不去的印记。
未来的生活如何，我无从知晓，也无法设定。尘世间，最可怕的不是外界纷扰，而是自己内心的纷扰和那份与生俱来的无助感。忍受孤独需要足够的勇气，它像一味药剂慢慢煎熬，浓郁的苦味，如影随行。拥挤人群，觥筹交错中，热闹是别人的；漫漫长夜，暮色苍茫中，寂寥是自己的，……惟是画画时的短暂忘却，无拘无束，然而把酒言欢，醉情又有几时？画笔停下，落寞依旧是你的落寞。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总是遥远不及边际，却又在冥冥中召唤着你一路前行，……
一个人在偌大画室中独处，空空静静，戚戚无欢。“贾科梅蒂迷恋于自己在万事万物中的孤独境遇，认为现实是绝对的实在，因而要去描绘这个虚无的世界，在默默沉寂的事物中，显示出发出语言的迹象。”（萨特）或许，艺术家注定是茫茫众生中的单行者，他妄图超越，跳出三界，回望人世，一切尘缘，皆生悲想。曾经的如火如荼，而今随水成尘，宿命的空无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看着一画室未完的旧作，今天的何处可曾空缺它们的位置？……出画室，漏已三滴，渐见风扫云开，一轮月涌。
从艺四十载，一本画册，只如山间一方石亭，驻足小憩，清茗一瓯，思来时逆旅行踪、星烂力疲；品当下鸟啼花落、风动竹梢；望山颠清光皎洁、万籁俱静……调理心绪，收拾行装，自在上路。若说日后展望，精进画艺仍是执着。希望语言独到，更游刃有余地，将所视所悟呈现在画布上。若有可能，创作上添一些大山水题材，就像范宽、董源那样，心无旁骛，画出有自身视觉体悟的山水画，从这个目标出发，也许小画会少一些，大画会多一点。若问人世，我常盼自己能膝下成群，后院一亩菜地，日上阡陌，鸡鸣狗叫，儿女嬉闹，得人世简静之乐。但人世的伤情亦如人世的平淡，或许有一日能蒙庄之旨，鼓盆而歌，闲放不拘，与物同游，不失为一种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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