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书画上的题与跋

鉴别一件书画作品，除了从笔墨技法、笔法特点、时代风格以及作者款题、印章等来认识鉴辨之外，对凡有他人或后人题跋(包括观款、题签等)的鉴考，也可作为鉴别的辅助依据。尤其是鉴别一些无款印的作品，他人或后人的题跋往往成了重要的依据，这在古今书画作品中的例子颇多。
例如：元代高克恭的《云横秀岭图》、《春山晴雨图》即均无款印。因前者图上有元代书画家邓文原、李衍二题；后者图上有李衍书题，又邓、李都是高的朋友，并且都是鉴赏家，因此鉴定界遂把两图定为高克恭真迹。
又如：近代画家胡汀鹭(振)的《山水》(见图)亦无款印，因该图上有当代画家陆俨少题辞：“此汀鹭师遗作，自其下世倏逾四十年，缅怀往昔，不胜人琴之痛。乙丑(公元1985年)正月陆俨少并记。”陆氏工书画，早年曾求学于由胡氏创办的“无锡美专”，与胡氏有师生之谊，故而所题就成了堪证该图为胡氏画迹的重要依据。
粗举以上两例，题跋在书画鉴别中所能起到的作用也就可见—斑了。
有关题与跋，据清人段玉裁注：“题者，标其前；跋者，系其后也。”也就是说“题”是在前，“跋”则附丽于后。如书画卷、册前的“引首，题签”和后面的“跋尾”。
书画上的题跋，大致可分为三类，即作者(书画家)本人的题跋、作者同时代人的题跋和后人在前人作品上的题跋。其内容可包括题名(观款)、记事、叙史、考证、鉴赏等等，因此它在书画鉴别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同样是多方面的。但是总的来看，题跋的内容，以肯定作品的真实性、褒扬作品的艺术成就为多，而作否定的就比较少。加上书画既然有作伪，题跋也同样有作伪的现象，而且往往还是书画作伪中的一种形式。例如：画真而题跋伪；假画却配有真的题跋，这类作伪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年利。
清梁章钜《浪迹丛谭·高房山》记述了一则作伪者利用清初鉴赏家高士奇(江村)为元代画家高克恭(房山)《春山晓霭图》真迹所题标签(条)，将它移裱在由清代画家翟云屏(大坤)临仿的高房山画迹上，又由于“工诗画，富收藏”的毕涧飞(泷)一时疏忽失鉴，遂将翟大坤的临本(赝品)视作高氏真迹以高价购藏。这便是以真硼己假画来骗人牟利的例子。
再说书画上的题跋，有些本身就有错误。对此，徐邦达先生将此归纳为：“一，题跋者本来是浪得虚名，并无真知灼见；二，粗心大意，偶然的疏忽；三，为了射利，说伪为真，评近为古；四，对上司(包括皇帝)或朋友的命令和情托，有时不好讲真话，只能曲笔奉承或敷衍塞责。”诸如此类的子实亦不少，在此依次略作举例。
众所周知，元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卷，有一真一伪两本。清乾隆皇帝弘历，虽喜好书画，但鉴别能力却不强。他在《富春》赝本上题满了诗跋，误假为真而奉为“至宝”，因而贻笑大方。
另有一种是，题跋者虽是书画家，但并不善书画鉴别，所以也难免产生失鉴误断(题)的现象。“粗心大意，偶然的疏忽”，“为了射利，说伪为真”之类，上文所引《浪迹丛谭·高房山》中的故事，即是显例。
至于因“情托”而“敷衍塞责”的例子同样不少。如有近人持所藏文徵明山水卷的赝本，请鉴赏家高野侯(时显)题写引首，高氏即因囿于“，情托”而敷衍塞责，竟将此卷题为“文徵明山水真迹”。藏家又将此卷请精于鉴赏的余绍宋(越园)题签。余氏明知该卷为赝本，但因友人高时显有题在前，也就顺水推舟地题签为“高野侯先生鉴定文徵明山水真迹”，显然把失鉴误题的责任推到了高氏身上。
从以上这些例子中也就不难看出，在书画鉴定中对题跋，尤其是对他人和后人的题跋，必须作深入细致的鉴别，凡稍有疑问，就须追究到底。如对作者(书画家)同时代人的题跋，首先应弄清楚题跋者与作者、藏家的关系等；对后人的题跋，要根据题跋者的鉴赏能力作具体的分析，并留意题跋内容与书画本身的内容是否相合等等。总之，书画上的题跋在书画鉴别中固然能作为“辨真伪，明是非”的辅证，但是如果不加考辨，轻信—些失鉴误断，甚至是作伪的题跋，那么其作用也就适得其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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