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艺术史：元代绘画

《秋郊饮马图》是赵孟頫晚年人物鞍马画的代表作。图中画牧马官驱骏马十数匹驰逐于野水长堤、绿波红树之间。此图布局讲究藏露，中景露地不露天，林木、坡石、人马置于右半部，人马向左方走，把来处藏于画外。左方只露出树干和溪水，把树干和远山远水藏于画外。堤岸、溪水向左方延伸，通过岸上两马的奔逐，点出境外尚有无限景物，画似尽而意未尽。作者将书法用笔融入绘画，人马线描工细劲健，严谨中蕴隽秀；树石、陂陀行笔凝重，苍逸中含清润。绿岸、丹枫、红衣，设色浓郁中显清丽，且色不掩笔，淳厚而富于韵致。十匹马的神态各异，或奔腾追逐，或徐步缓行，或低首就饮，或引颈长鸣，人马虽小。意态生动。此图是形神兼备、妙逸并具的佳作。
13世纪初,蒙古族兴起于塞北,国势逐渐强盛，1234年灭金，取得金朝原有的华北之地,于1279年灭南宋,统一中国，建立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的元帝国。元代立国之初，蒙古族统治者在教育程度、文化艺术素养等方面，与中原士大夫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遂礼遇儒臣，重视汉文化，从儒家经典中学习治国之道。世祖忽必烈具有雄才大略，他大力招揽人才，广收“江南遗逸”，重用汉族儒臣，还命汉族士大夫对皇室成员及蒙古族大臣弟子进行汉文化教育。至仁宗和文宗朝(1312～1332),更进一步“亲儒重道”,礼遇文士，尤其喜好书画艺术。文宗建立奎章阁，任命画家、书画鉴藏家柯九思为鉴书博士，对内府所藏书画进行鉴别查定，故翰墨之盛以文宗时为最。
元代绘画中，文人画占据画坛主流。因元代未设画院，除少数专业画家直接服务于宫廷外，大都是身居高位的士大夫画家和在野的文人画家。他们的创作比较自由，多表现自身的生活环境、情趣和理想。山水、枯木、竹石、梅兰等题材大量出现，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的人物画减少。作品强调文学性和笔墨韵味，重视以书法用笔入画和诗、书、画的三结合。在创作思想上继承北宋末年文同、苏轼、米芾等人的文人画理论，提倡遗貌求神，以简逸为上,追求古意和士气,重视主观意兴的抒发。与宋代院体画的刻意求工、注重形似大相径庭，形成鲜明的时代风貌，也有力地推动了后世文人画的蓬勃发展。在元代短短90余年内,画坛名家辈出,其中以赵孟頫、钱选、李□、高克恭、王渊等和号称元四家的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最负盛名。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
山水画

　　元代绘画以山水画为最盛，其创作思想、艺术追求、风格面貌，均反映了画坛的主要倾向，影响后世也最深远。元初山水画家以钱选、赵孟頫、高克恭为代表,他们均对传统山水画进行了认真探索,并托复古以寻求新路。钱选善画青绿山水，师法唐代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和南宋赵伯驹,并融进文人画的笔意和气韵,具有一种生拙之趣。赵孟頫的山水画，广泛吸收名家之长，强调书画同源，并将书法用笔引入绘画创作中，形成多种面貌。他早年学晋唐,多青绿设色,如《幼舆丘壑图》，空勾填色，不加皴点，格调古拙；46岁以后师法五代董源和北宋李成、郭熙，以水墨为主，有时将水墨与青绿画法有机结合，一扫南宋院体积习，发展了山水画的表现技法，成就突出。高克恭变化出入于米芾、董源、李成之间，形成了浑穆秀润的独特风格，在元初与赵孟頫、钱选并驱。元代中后期，崛起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这四大家。



《渔庄秋霁图》是倪瓒五十五岁时的作品，充分展现了他成熟时期的典型画风。画卷描绘江南渔村秋景及平远山水，以其独特的构图显露个人特色，即所谓的“三段式”。画面以上、中、下分为三段，上段为远景，三五座山峦平缓地展开；中段为中景，不着一笔，以虚为实，权作渺阔平静的湖面；下段为近景，坡丘上数棵高树，参差错落，枝叶疏朗，风姿绰约。整幅画不见飞鸟，不见帆影，也不见人迹，一片空旷孤寂之境。中国画极为讲究笔法。倪瓒在前人所创“披麻皴”的基础上，再创“折带皴”，以此表现太湖一带的山石，如画远山坡石，用硬毫侧笔横擦，浓淡相错，颇有韵味。其画中之树也用枯笔，结体有力，树头枝桠用雀爪之笔型点划，带有书法意味。画的中右方以小楷长题连接上下景物，使全图浑然一体，达到诗、书、画的完美结合。倪瓒平实简约的构图、剔透松灵的笔墨、幽淡荒寒的意境，对明以后的文入画家产生很大的影响。
他们主要继承董源、巨然等的山水画传统，在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上，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赵孟頫的影响,又各具特色。黄公望发展了赵孟頫的水墨画法,并上追董源、巨然，多用披麻皴，晚年大变其法，自成一家。其作品有浅绛和水墨两种面貌。他的浅绛山水，烟云流润、笔墨秀逸、气势雄浑;水墨山水,萧散苍秀、笔墨洒脱、境界高旷，其韵致高于赵孟頫。王蒙是赵孟頫外孙，除受赵孟頫影响外,也曾得黄公望指点,又直窥董源、巨然画法。他的山水画以水墨为主,间或设色,善用枯笔，创牛毛皴、解索皴法。其作品布局饱满、结构茂密,山峦多至远近10层,树木不下几十种,笔法苍浑,有蓊郁秀逸、浑厚华滋之致。吴镇的山水树石以董源、巨然为归，间及荆浩、关仝，多用湿笔,笔法雄劲,墨气浑润。题材以《渔父图》为多,主要描写江南湖山景色,表现画家避世幽居、浪迹江湖、寄兴山水的隐士生活。作品往往题以秀劲潇洒的草书诗词，使诗书画相得益彰。倪瓒山水画初师董源，后参以荆浩、关仝笔法，写山石树木又兼师李成创折带皴。其作品大多取材于太湖一带湖山景色，多用水墨枯笔干擦，偶尔设色。早中年浑厚之中间出以萧散秀逸,晚年苍劲之中又出以蕴藉高旷,作品有一种萧瑟荒寒之感。元四家以他们各自的创新风格和简练超脱的艺术手法，把中国山水画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代表了这一时期山水画发展的主流。

　　元代还有一批山水画家，各有师承，自具特色，在画史上也享誉颇高。其中受赵孟頫影响，兼宗李成、郭熙画法的画家，有盛懋、商琦、曹知白、朱德润、唐棣等人。受黄公望和王蒙影响，兼师董源、巨然的有陆广、马琬、陈汝言、方从义、赵原等人。学习南宋院体山水画法，保留马远、夏圭遗风者有孙君泽、丁野夫等人。此外，王振鹏、李容瑾、朱玉等人的山水楼阁，用笔工整细密，折算精确，为元代界画名家。

　　　　　　　　　　　　　　

《渔庄秋霁图》是倪瓒五十五岁时的作品，充分展现了他成熟时期的典型画风。画卷描绘江南渔村秋景及平远山水，以其独特的构图显露个人特色，即所谓的“三段式”。画面以上、中、下分为三段，上段为远景，三五座山峦平缓地展开；中段为中景，不着一笔，以虚为实，权作渺阔平静的湖面；下段为近景，坡丘上数棵高树，参差错落，枝叶疏朗，风姿绰约。整幅画不见飞鸟，不见帆影，也不见人迹，一片空旷孤寂之境。中国画极为讲究笔法。倪瓒在前人所创“披麻皴”的基础上，再创“折带皴”，以此表现太湖一带的山石，如画远山坡石，用硬毫侧笔横擦，浓淡相错，颇有韵味。其画中之树也用枯笔，结体有力，树头枝桠用雀爪之笔型点划，带有书法意味。画的中右方以小楷长题连接上下景物，使全图浑然一体，达到诗、书、画的完美结合。倪瓒平实简约的构图、剔透松灵的笔墨、幽淡荒寒的意境，对明以后的文入画家产生很大的影响。

　　　　　　　　　　　　　　　

《双桧平远图》在巨大的画幅上画两株老桧并立于平坡上，顶天立地，占据整个画幅。造型盘曲遒劲，气势雄秀挺拔，使远处山峦、林木、村居蹊径，尽在其俯视之下。画中描绘秀丽的低峦平冈，丰茂的杂木丛林，满布湖泊溪涧略起丘陵的平原，一派旖旎的江南风光。图中桧树用勾勒染墨法，描绘精工，表现出桧树枝干的挺秀刚硬。树冠高高耸立，姿态虬曲若苍龙在天。远树简略双钩树干，枝叶用淡墨草草点成，旷远幽深。远山用淡墨轻染，若隐若现。下坡上多矾石，水墨密点小石的阴凹处，再用淡墨晕染，使山坡湿润融合。其带湿点苔，五墨齐备，天机一片。统观全图，笔墨圆润，多渲染，少皴擦，凹凸分明，层次细腻，可见吴镇湿笔重墨，大气磅礴的画风。

　　　　　　　　　　　　　　　　　

王蒙 《葛稚川移居图》 葛稚川，名洪，自号抱朴子，东晋时人，著有《抱朴子》、《神仙传》等书传世。此图画葛洪携子侄徙家于罗浮山炼丹的故事。画卷取全景式构图，但又不像宋画那样突出一主峰，而是强调众多山形所造成的一种整体气势和气氛。除画面左角空出一小块水面外，其余各处都布满了山石树木，使景致显得格外丰茂华滋，是王蒙典型的重山叠嶂式。然而此图又与他大部分作品风貌相异，如树叶全用双钩填色，树干精勾细描，树形复杂多变，设色五彩斑斓，不同于他惯用的写意或兼工带写。山石用小笔细写，并用墨、青、赭等色反复渲染，墨彩相彰，画断崖用斧劈、刮铁、折带诸皴法，与他常用的披麻皴与解索皴迥异。画中人物的描法简洁中见精工，造型头大身小，古拙可爱。全画中左下方溪水最亮，烘托了葛稚川的形象。画面山岩重重，树木茂密，加上回环的流泉，曲折的山径，造成一个幽深宁静、远离尘世的境地，反映了当时士人对于隐居的希求。
花鸟画

　　元代枯木、竹石、梅兰等题材的绘画，随着文人画的兴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发生显著变化。其题材往往寓意高洁、孤傲，寄托画家的思想情操。艺术上讲求自然天趣，不尚雕饰和工丽，提倡以素净为贵。主要用水墨技法表现。其画风开启了后来的水墨写意花鸟画的先声。著名花鸟画家有钱选、陈琳、王渊、张中等人。他们在继承宋代院体花鸟画的基础上各变其法。钱选变工丽细密为清润淡雅，晚年更创不假雕饰的水墨写意和彩色没骨的画法。王渊师法黄筌，作品多用水墨法,变工整富丽为简逸秀淡,是元代成就最突出的花鸟画大家。陈琳、张中笔法粗简，突破了宋代院体绘画一丝不苟的规格。竹石画家最著名的有李□、高克恭、赵孟頫、柯九思、吴镇、顾安、倪瓒等人，大都继承文同、苏轼或王庭筠的传统而有自己特色，以水墨法见长。张逊善画双钩竹，在元代几成绝响。其他竹石名家尚有李倜、谢庭芝等人。以画梅著称者有邹复雷、王冕等人，他们多学自仲仁和尚和杨无咎。邹复雷笔法雄秀洒脱、墨气清润。王冕墨梅枝干挺秀，笔法简洁，深得梅花清幽之致。　　　


王蒙 《葛稚川移居图》 葛稚川，名洪，自号抱朴子，东晋时人，著有《抱朴子》、《神仙传》等书传世。此图画葛洪携子侄徙家于罗浮山炼丹的故事。画卷取全景式构图，但又不像宋画那样突出一主峰，而是强调众多山形所造成的一种整体气势和气氛。除画面左角空出一小块水面外，其余各处都布满了山石树木，使景致显得格外丰茂华滋，是王蒙典型的重山叠嶂式。然而此图又与他大部分作品风貌相异，如树叶全用双钩填色，树干精勾细描，树形复杂多变，设色五彩斑斓，不同于他惯用的写意或兼工带写。山石用小笔细写，并用墨、青、赭等色反复渲染，墨彩相彰，画断崖用斧劈、刮铁、折带诸皴法，与他常用的披麻皴与解索皴迥异。画中人物的描法简洁中见精工，造型头大身小，古拙可爱。全画中左下方溪水最亮，烘托了葛稚川的形象。画面山岩重重，树木茂密，加上回环的流泉，曲折的山径，造成一个幽深宁静、远离尘世的境地，反映了当时士人对于隐居的希求。
　　壁画　
　　元代壁画比较兴盛，分布地区也很广。在继承唐宋和辽金壁画传统基础上亦有新的变化。从实物遗存和文献记载看，有佛教寺庙壁画、道教宫观壁画、墓室壁画、皇家宫殿和达官贵人府邸厅堂壁画。寺庙、宫观壁画的题材内容以佛道人物为主，殿堂壁画大都描画山水、竹石花鸟,墓室壁画主要反映墓主人生前生活,有人物，也有山水、竹石、花鸟等。参加创作的作者，大多数为民间画工。也有一部分文人士大夫画家。寺、观、墓室壁画多出民间画工之手，宫殿及府邸壁画以文人士大夫画家为主。山水、竹石、花鸟等题材的增多，是元代壁画的显著特点之一，这与文人画的兴盛和当时艺术风尚及审美爱好有密切关系。元代壁画主要分为：

　　①　佛寺、道观壁画。元朝政府为了利用宗教维护其统治,采取了保护宗教的政策,从而使佛教和道教颇为盛行。为了鼓励宗教的发展，元政府还下令全国兴修佛寺、道观，佛寺、道观壁画也随之应运而生，并多邀民间高手绘制。甘肃敦煌莫高窟第3窟和第465窟佛教密宗壁画，山西稷山县兴化寺、青龙寺佛教壁画，山西芮城县永乐宫、洪洞县广胜寺水神庙道教壁画，均属于元代壁画代表作。特别是永乐宫壁画，规模宏大，描绘人物众多，内容丰富，技艺精湛，为存世古代道教壁画之最佳作品。广胜寺水神庙壁画中的戏剧人物图和描写明应王宫廷生活的画面，线条苍劲，色彩丰富，人物形象真实生动，并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亦堪称元代壁画中的珍品。此外，像西藏的拉当寺、夏鲁寺，内蒙古、辽宁、甘肃、四川和华南许多地区的佛寺、道观中，当时都绘有佛道壁画。

　　②　墓室壁画。元代墓室壁画,据考古发现,最具代表性的有山西大同冯道真墓壁画和北京密云县元代墓壁画,均绘制于元代初期。冯道真墓中的《论道图》、《观鱼图》、《道童图》和《疏林晚照图》等水墨画似乎出自同一位作者手笔，其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墓主人这位道教官员的生前生活、情趣和爱好。图中人物意态生动，景致优美，笔法流畅而苍劲，有南宋人遗规；其章法结构又颇受北宋和金代画法的影响，并且具有文人画的某些特色。北京密云县元墓壁画，人物衣纹勾描娴熟，花卉竹石线条洗练，尤其梅花、竹石作为单幅画面的出现，在前代壁画中极为罕见。上述两墓壁画的发现，对于研究元代早期山水、人物、花鸟竹石的画法和艺术风格的演变有重要价值。其他尚有山西长治市捉马村、辽宁凌源县富家屯、内蒙赤峰市三眼井元墓壁画等。

　　③　宫殿、厅堂壁画。元代皇家宫殿和贵族达官府邸,曾盛行用壁画进行装饰。据文献记载,元代宫中建嘉熙殿，一些著名画家如李□、商琦、唐棣等人曾应召为该殿画壁。蒙古族道士画家张彦辅曾奉□画钦天殿壁。一些贵族、达官为附庸风雅，也请名画家在府邸厅堂内画一些山水、竹石、花鸟一类题材的壁画。但随着建筑物的毁灭，这类壁画已不复存在。上述这些情况，在袁桷、范椁、赵孟□等人的诗集中均有反映。
　　元代壁画的盛行，给一大批民间画工提供了施展聪明才智的广阔天地，从而使得唐宋以来吴道子、武宗元等人的优秀壁画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在中国绘画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绘画史论著述

　　元代绘画史论著述,数量不少,但有分量的不多。重要著述在史传类方面有夏文彦《图绘宝鉴》、庄肃《画继补遗》；著录兼品评类有周密《云烟过眼录》、汤允谟《云烟过眼续录》、汤□《画鉴》;画法类有李□《竹谱》、黄公望《写山水诀》、吴镇《竹谱》、饶自然《山水家法》、王绎《写像秘诀》等。外像钱选、赵孟頫、柯九思、吴镇、倪瓒、杨维桢等人的诗文或绘画题跋中，也有关于绘画创作方面的重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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