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以后的书画*用墨*留白*四君子*

至五代两宋，是山水画家辈出和山水画派叠现的时代，这些画家继承并发展了南北朝、隋、唐山水画家的优秀传统，把中国山水画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形成了五代时期的北派山水和南派山水，北宋时期的中原画派与院体山水画，北宋晚期的“米点山水”与青绿山水，以及南宋四大家为代表的南宋院体山水画。

　　五代时期，北派山水的代表人物是荆浩和他的学生关仝。荆浩是北方人，曾隐居于太行山，所以他接触的多是北方及太行山的崇山峻岭雄壮的景色。所画山水“上突巍峰，下瞰穷谷”，多作巨壑，具章法布局为中心全景式的布局，而以主峰为中心，用云蚰烟霞的断白，衬托出中、前景的全局安排。场面浩大，气势雄伟，空间感很强。据传《匡庐图》就为他的名作。他的弟子关仝则为长安人，师荆浩，却有“青出于蓝”之誉，自成一体，喜作秋山寒林、村居野渡的关、陕一带的风光。其传世之作为《关山行旅图》，画上巨峰高耸，气韵深厚；所画林木，有枝无干，却给人“乱而整，简而有趣”的感觉。

　　与荆浩、关仝为代表的北方山水画派相对应，南方有以董源和他的弟子巨然为代表的表现江南山水的江南画派，也称为“南派山水”。董源和巨然都是10世纪下半叶活跃在南方的画家，他们生活在长江中下游的环境，不同于旷寂、雄厚、寒冷的北方，而是地势起伏平缓、阳光和煦、温暖湿润的地区。他们体察自然，并以独特的艺术语言加以描绘。在董源的作品里，很难看到险峻奇峭的山峰，所见是平缓连绵的山峦映带无穷、林麓小溪、山村渔舍，全是江南丘陵江湖的动人景色。董源的代表作是描绘潇湘地区风景的画卷《潇湘图》和描绘夏日江南风景的《夏山图》，董源的弟子巨然，成了他画风的最好继承者，其代表作品有《秋山问道图》。此画表现深谷丛林中，临溪的草舍里，三个隐士正在谈经论道，周围是一片高爽的秋季景色，这也可以反映出画家的身份和心意。

　　到了北宋，出现了中原画派与院体山水画。中原画派以李成、范宽为代表，李成因徒居山东营丘，便常以齐鲁原野的自然环境为描绘对象，范宽长期居住在终南山和大华山，他的画也就崇山雄厚、巨石突兀、林木繁茂、气势逼人。继李成、范宽之后，山水画家接踵而起，在李、范的影响下，当时曾出现了“齐鲁之士惟摹李成，关陕之土惟摹范宽”的倾向。

　　北宋政权统一后，江南的画家们相继北上，并受到北宋画院的礼遇，这就冲击了以中原画派为主流的北宋山水画，南北画派开始了融合，便形成了以郭熙为代表的院体山水画。

　　北宋的山水画我们还要提到的画派就是“米点山水”和青绿山水。“米点山水”的创始人是米芾，他是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祖籍山西太原，后来移居襄阳、镇江等地，长江沿岸常常能看到的雾雨潆潆的云山烟树景象启发了他，于是他在山水画技法上进行了新的创造，用水墨点染的办法来画山水，以充分发挥水墨的融台。墨色晕染所形成的效果，形成了含蓄、空潆的神韵之趣。

　　再就是青绿山水。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从隋朝的展子虔，到唐代的李思训父子，这一画派就已形成。但五代宋初，此种形式却为士大夫画家所不尚，被看成是职业画家的匠俗之作，曾一度在北宋消沉。北宋中期，一些画家们力排众议，又重新致力于青绿山水，创造出适合宫廷欣赏趣味的典丽的青绿山水画。

　　使青绿山水画进入了成熟时期，其著名的代表画家有王希孟、赵伯驹等。

　　北方民族入侵，宋室南迁，称为南宋，在新的都城临安建立了南宋画院。由于政治上的变迁和画家生活地区的由北南移，使南宋的绘画艺术从内容到风格都有了新的变化，出现以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这“南宋四大家”为代表的南宋院体山水画。

　　南宋院体山水画与北宋院体山水画已有了明显的不同，他们弃置北宋以来以主峰为中心的高山激流式构图和细密繁复的笔墨，而创新为简笔化、单纯化的形式。常用两对角远近对照方法，来形成对角线构图，使画面的重心偏离正中，坐落在半边一角。被称为“一角半边”式的艺术境界。

　　五代和两宋时代，是画家辈出和画派林立的时代，但我们还得谈到另一种薪的绘画风格——文人画。文人画兴起于北宋初期，苏轼最早提到“文人画”这一概念，文人画的意思是指区别于民间画工和宫廷画师风格的文人、士大夫的绘画，其主要特点是主张以抒发作者的主观情趣为目的；取材花鸟竹石、水波烟云、借物寓意、回避现实；在创作方法上不受程式束缚，在艺术形式上强调诗、书、画、印的结合等。文人画的兴起，促进了中国山水画和花鸟画的发展。在山水画的领域，这种画风在宋之后通过“元四家”的艺术追求和实践，成为画坛的主导。

　　“元四家”是指元代最负盛名的四大山水画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家均善诗书，诗书画印结合就成为他们共同采取的艺术形式，都强调抒发个性，强调绘画的娱乐性，强调笔墨趣味。但四家经历不同，艺术偏好、审美理想也不一样，各有其鲜明的个性。黄公望的画只用两种规格，浅绛和水墨。笔法多变而平稳，用笔轻淡而浑厚，减少刺激，追求平静与和谐。

　　而王蒙的画则面貌丰富，有的以笔见长，有的以墨取胜，有的用色争雄。面又最为明显的区别是，三家都简，只王蒙繁。倪瓒呢？他的山水画的突出特点是简、干、淡，即是构图、笔墨、形象简，用干笔，用墨轻谈。再就是吴镇，最突出的是其他三家皆重笔，而吴镇却重墨，而且喜用湿笔。画面效果沉郁湿润，却保留着更多的来人遗风。

　　最后我们来看看明清的山水画。

　　明清山水画，除少数画家外，大多以摹古为能事，突出笔情墨趣，如明代早期的画坛就以崇尚南宋画院的院体、浙派为主。但之后的绘画，仍有所突破。他们多强调主观的审美感受。

　　融各家之长，手法灵活多变，构图不再遵循从揖让的传统格式，自由安排，强调生活情趣。明代中期的吴门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的山水画成就较高。为什么称为吴门呢？因为他们四人同为苏州府入，苏州别名“吴门”，故得名。

　　沈周融合了前代大师们如董源、巨然、米芾、吴镇、王蒙等诸家之长，创作出了多种风格的山水画，有的细密，有的粗简，有的壮阔，有的秀雅。有全景式的高山大川，小也有田园小景。手法简率，很富生活意味。他的山水画的传世作品有《芦山高图》、《沧州趣图卷》等。文征明是沈周的学生，当然也为同乡。他师法沈周，诗书画均能。他的山水画有工笔、写意两种规格，写意水墨山水，自由挥洒，水墨淋漓。工笔山水细致入微，但又不刻板，有着典型的书卷气和“文人”趣味。唐寅的绘画取法李成、范宽和南宋四家，兼采元人之法，集众家之长而自成一体。作品场面宏大，手法严谨，既沉郁又清逸，既奇峭又秀润，既浓厚又饶于气韵特色。仇英出身画工，不是“文人”，但他在艺术上受到了文人画家和民间画师的双重影响，所以他的绘画把这两方面加以融合，也得到文人高士的欣赏，具有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趣味。

　　在吴门四家之后，明代山水画坛也开始派别林立，像两宋画坛一样热闹了一番。比较大的派别有华亭派，苏松派和云间派，其中以华亭派影响为最大。而这三派由于同属一地区（松江），且美学思想和绘画风格又基本一致，人们又将三者合称为“松江派”。

　　明末派别林立的山水画坛，到了清代，也很具特色。出现了所谓的“正统派”和“创新派”，并一直左右整个清代画坛的风气。

　　清代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文人化体系内部在艺术思想、创作态度、艺术风格上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也与当时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变化相随。由于清代统治者实行闭关自守和文化专制政策，极力巩固小农经济，压抑商品生产，使明中期以来增长的资本主义因素和在艺术上冲破传统的解放思潮，失去了滋生发展的土壤，全面的复古主义和禁欲主义盛极一时。

　　在这样的背景下，绘画领域内也开始出现倒退和变异。这以“清初六大家”为其代表，他们在艺术上强调“日夕临摹”、“宛然古人”，脱离现实，醉心于前人笔墨技巧的路线。摹古成为他们山水画创作的一大倾向。这种艺术主张和艺术风格颇能迎合当时清王朝的思想束缚政策以及士大夫的审美口味，很得当权者的支持和欣赏，被奉为所谓的“正统派”。

　　清初六大家以王时敏为首，其余的有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和恽寿平五人，而这五人似乎都与玉时敏有关系，王翚、吴历和恽寿平都是王时敏的学生，而王鉴则是他的同乡兼亲属，王原祁又是他的孙子，也许是这种家族关系造成了他们在艺术道路和艺术风格上的紧密结合。同时，王时敏与王鉴、王翚、王原祁在画坛上也称为“四王”。他们都提倡摹古，多以临摹所得来进行创作，笔法超凡，功力极深，使山水画在技术功力上被推进了一大步。但后来恽寿平放弃山水，另辟蹊径，专攻花卉，也别开生面，名盛一时。

　　当以六大家为代表的“正统派”向着复古主义的道路走下去的时候，一批民族意识强烈和富有创造精神的汉族知识分子画家，开始承接明朗中叶以后兴起的突破传统的解放思潮，在艺术上敢破敢立，强调个性解放，提倡“借古开今”，反对泥古不化，利用和改造传统的绘画形式来表达自己真实的生活情感。在画史上一般把这些人称为“创新派”，这一派的代表就是有名的清初“四大名僧”和“金陵八家”。

　　“四大名僧”是指石涛（原济）、石溪（髡残）、弘仁和八大山人。他们四人的特点都是因痛恨满族的统治而削发为僧，以绘画避肚山林，抒愤解忧。他们都反对摹古，主张自然创造。流露真实情感。但他们的绘画，又各有特点：石涛之画，奇肆超逸；石溪之画，苍古淳雅；弘仁之画，高简幽疏；八大山人之画，则简略精练。他们的画风对后来精干花鸟画科的“扬州八怪”有较大影响。

　　“金陵八家”以龚贤为酋，还有樊圻、高岑、邹喆、吴宏、叶欣、胡糙、谢荪等。因为他们都生长于南京而得名。他们的特点是不受摹古之风的影响，去从实际生活的经历和大自然中得到启示，作品的写实性较强。他们大多隐居不仕，往来于江淮之间，以卖画为生。同时也常常聚在一起，对酒当歌，以诗文书画相酬唱。“四大名僧”和“金陵八家”的画风，对后来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明代，周嘉胄著有《装璜志》，清代周二学著有《一角篇》，均是我国系统论述装裱的专门著作。以物寓意的花鸟画
　　 花鸟与人们的生活关系密切，无处不见，无处不在，与人们朝夕相伴，因此，在远古时代，花鸟就时常作为艺术表现的对象。早在七八年前的河姆渡遗址中，就有双凤朝阳的刻骨，在仰韶文化的彩陶图案装饰上，以植物和动物（如鱼、鸟、鹿等）为主题也是很普通的，使其成为仰韵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进入阶级社会之后，花鸟画当作工艺美术的一部分，常在各种屏风、器物或装饰品中出现。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花鸟画开始从工艺美术范围中独立出来，已出现了专门从事花鸟画创作的艺术家。据画史记载，梁元帝肖绎曾画有《蝉雀百团扇》，南宋一画家也画有《蝉雀图》。但是遗憾的是没有实物流传下来可作佐证。只是到了隋唐，特别是唐代，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花鸟画，才正式产生了。从此，花鸟画作为一种独立的画科登上了画坛。

　　唐代花鸟画，画种分工也日趋明显，出现了各种专长的画家。最负盛名的是薛稷和边鸾，薛稷是盛唐最受时人称颂的花鸟画家，尤擅画鹤，史称他在官署、寺庙和私邸中画了不少花鸟壁画，他画的鹤被称为一绝。杜甫就有称赞薛稷画鹤的诗句：“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画色久欲尽，苍然犹出尘。”道出了画家笔下鹤的高昂神韵。还有边鸾，他的花鸟画设色鲜明，浓艳如生，能“穷羽毛之变态，夺花卉之芳研”。他对唐未五代花鸟画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五代的花鸟画已经有了更多的实物可循。那时的花鸟画已经形成了两种风格、两大流派，一是以西蜀皇帝画院画家黄签为代表的“黄家富贵”体，二是以江南南唐处士徐熙为宗主的“徐熙野逸”体。黄筌是成都人，从17岁入皇家画院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是典型的御用画家。所画题村、手法都反映了宫廷贵族的要求。大多描写禁中所有珍禽瑞鸟、奇花怪石，用笔精细、不见墨痕，只以轻色染成，带有一种宫廷的官员气韵，故称之为“黄家富贵”。面南唐的徐熙，出身于江南名族，但他本人却是一个不愿做官的“处士”，史书说他是“志节高迈，放达不羁”。由于他置身于宫廷画院之外，因而摆脱了院派作风的约束，追求以质朴手法表现大自然中的山花野竹、水鸟塘鱼等通俗题材的灵趣，刨“野逸”风格，被称之为“徐熙野逸”。

　　北宋统一，黄筌进入北宋画院，“黄家富贵”开始在北宋繁衍，侃独霸画院画坛。北宋中期，出现了一个同为四川人的赵昌，开始变化“黄家官贵”的风格，他的“没骨”花鸟，色墨融台，开始有了突破，稍后起者，有长沙人易元吉，安徽人崔白异军突起，融“黄家宫贵”与“徐熙野逸”两家之长，结合多种技法，先画出描绘对象的骨骼、体积，再罩以淡色。画面的形象多强调其动感，或见鸳鸳迎风逆水而上，或见野鸭在芦苇荡中因意外惊忧而狂飞。

　　在北未末期，还出现了一个有名的皇帝画家，宋徽宗赵佶。

　　我们的历史书常骂他是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那是针对他管理国家来说的，北宋王朝就亡在他手里。但是，在艺术上他则不“无能”，他应该是一个有相当艺术修养和艺术才能的艺术家。由于他对绘画的特殊嗜好，绘画开始正式的列为国家科举项目。同时他还亲手培养画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家美术学院。

　　设立“画学”专业。但学生是不平等的，出身贵族士大夫的，进“士流”班，毕业后可以去做别的行政官，出身平民的学生则进入“杂流”班，则不准做官，只能画画。对于这些学生，据说赵佶常亲临课堂指导创作，要求绘画尚理法，重形似，寓意深刻，耐人寻味。所出之画题，也多用古人诗句，构思巧妙者为立。如“乱山藏古寺”，要求要点在于一个“藏”字，有学生画了满目荒山，一和尚在山脚上艰难地挑水。虽然画面上没有庙字，但却用和尚的出现来突出庙字的“藏”在深山之中。所以此画被认为最好。又如一题：“踏花归去马蹄香”，有夺魁者画一群蜜蜂追逐马蹄而飞，突出了马蹄上的花香气。再有一题是“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一夺魁者则通过一船夫睡舟尾，横一孤笛，来说明船夫曾为了招揽生意卖力地吹笛，但久吹无游客来应，他困倦不堪，只得将笛子横子舟尾，自己蒙头大睡去。

　　这种处理，把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的双层意思都表达出来了。这种绘画向题的方法，虽然是出于上层统治者愉悦玩赏的需要，但却在客观上促进了绘画与文学的密切联系，以及促进了画师们去努力思维。如何准确而含蓄地表现富于诗意的绘画境界，成了当时画师们追求的中心课题。

　　赵佶创办的学院不但培养了大批美术专业人才，繁荣了创作，而赵信本人也是一个诗书画全能的人。他的花鸟画，有不少作品流传，且风格多样，不乏杰作。他的《芙蓉锦鸡图》、《祥龙石图》、《瑞鹤图》等，都可以称得上花鸟画的精品。

　　北宋灭亡，南宋偏安江南，其绘画传统多沿袭北宋，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南宋中期以来，画家马远将山水、花鸟与人物结合在一起，使花鸟画在寓意上更加明确，找到了最佳的“以物寓意”的途径。马远的一幅代表作品是《梅石溪鸟图》，表现了溪谷的幽静，梅花的芬芳和群鸟的活跃生命，是山水画与花鸟画的完美结合。再稍后，有擅长于人物画的梁楷、牧溪，借鉴减笔水墨人物画技法，开创了减笔写意花鸟画，又为花鸟画开辟了一条新路子。减笔写意花鸟画笔墨极简，意境却根深远，大有以一当十之妙。如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梁楷创作的《秋柳双鸭图》，就是一幅难得的艺术珍品。

　　元代的花鸟画与宋代相比，就像人物画一样也有所没落。在花鸟画方面大至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沿袭宋画院的传统，工致艳丽；另一部分则继承了宋代文人画的发展道路，作水墨写意枯木竹石，追求书法趣味。使号称“四君子”的梅、兰、竹、菊为题材的作品空前兴盛。借物寓意，人各一态，风格多样，拓宽了花鸟画的审美领域。最著名的画家则首推杭州人王渊，他的水墨花鸟画被时人称为“当代绝艺”。传世作品有《竹鸡图》，用水墨画成，既有工笔花鸟的精致，又有水墨写意的意韵，干湿浓淡相宜，不施丹粉而五彩缤纷。

　　比起人物画和山水画来说，花鸟画真是一个晚熟的生命，尽管她最初的出现比人物画和山水画都要早得多，但至唐代，她才以一个完整的生命体诞生于画坛。丽在表现形式和技法上的每一点突破却又都是以山水画为先，花鸟画只紧紧跟随其后。但机遇终于来临至明代，随着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这号称“吴门四家”在江南的崛起，水墨写意花鸟之风便大兴。吴门四家在艺术上是画坛上难得的多面手，诗书画全能，山水、人物、花鸟皆精，虽然人们常把他们的成就归结到山水画系列，但花鸟画中，他们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笔情墨意，井强调对象神态与画家情趣的统一。此后，在明代另两位花鸟画大师陈淳和徐谓用心血、情感、笔墨的溶铸之下，花鸟画最终走向了成熟和完善。

　　陈淳是江苏人，曾投在吴门四家的文征明门下学画，深得文氏的赏识，从此声誉鹊起。他的花鸟画属文人秀雅一路，在题村上不求奇花异草、珍禽怪石，而多表现庭园中和自然界的普通花草、动物，在表现上，不追求浓妆艳饰。而尚简捷的笔情墨趣，在技巧上则进一步发挥了水垦的功能，对宣纸性能的熟练把握，使笔墨水份在形象的塑造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种种微妙的变化。这是他的最为突出的贡献。其传世作品有《松菊图》、《牡丹图》、《设色花卉》。陈淳之后，徐渭则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把写意花鸟画加以进一步发展。徐谓本出身于绍兴城内的名门望族，自幼就博览群书，又好弹琴、击剑、骑射、学佛学道，并深通甫词北曲，并投得名师学画，才华横溢，但好景不长，随着他父母相继去世，家道中落。他本想靠仕途获取功名，却又屡试不中，因此，他一生是境遇坎坷，生活动荡不定，最终成为了愤世嫉俗的封建札教的反抗者。徐谓在绘画上以写意花卉为主，在艺术上敢于冲破藩篱，大胆创新，把水墨写意花鸟画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在作品中借题发挥，把恣意纵横的笔墨与题跋诗结合起来，抒发心中的不满与愤懑。他的代表作《墨葡萄图轴》，用墨干湿并重，苍润相问，不求形似，而重生韵，并题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置闲抛野藤中”。把其英雄失落、怀才不遇、投门无路、一生潦倒的境遇以及由此升起的愤懑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徐谓的绘画和风格对清代写意花鸟画的扬州画派有着直接的影响。

　　清代在山水画中派系众多，各有所长，而在花鸟画中，则只可数得上扬州画派。

　　扬州画派的成员有郑板桥、汪士慎、金农、黄慎、李凶、罗骋、李方膺、高翔等8人，因为他们都活动在扬州地区，而且他们还敢于突破清初六大家崇尚摹古、追求笔墨形式的“正统派”画风，主张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敢于创新，主张师造化，注重创作，他们在生活上也安于清贫，不迫名逐利，常用书画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因此人们又称他们为“扬州八怪”。扬州画派最终以一种清新的生气勃勃的姿态振奋了中国画坛，在中国画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对后世影响很大。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动荡也带来了艺术的变化，中国画也开始了改变，吸收了西洋画的色彩明快，形象真实生动等特点，一些赴日、赴欧的留学画家开始了中西艺术结合的尝试。活跃在上海的海派画家和活跃在广东的岭南画家也在这方面有突出的贡献，留下了不少新颖的作品。中国画走过了漫长的道路，既显示着成熟，也面临着新生。

　　对于一般人来说，能否欣赏一幅绘画作品常常是能否“看懂”，他们的欣赏步骤是：画的是什么？画得像不像？画家画这种形象的寓意是什么？如果都回答出来了，便认为是看懂了，如果回答不出来，便认为是看不懂。这种方法就是一种传统的讲“故事”的方法，他们对于绘画作品的欣赏往往过多借助“文学性”的描述。那么，用这种方法来欣赏中国画，一般来说，工笔的、写实的作品就容易欣赏，因为它是具体、真实，看得懂。

　　但如果是粗放的。写意的作品，尤其是水墨写意的作品，就较难欣赏了，因为它不写实，形象不具体，就看不懂，而且更无从知道作者的寓意了。当然，一般人用这种方法欣赏绘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画得像，看得明白，才容易引起联想、产生共呜。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一幅绘画作品的好坏，却不是以“像”或“不像”来衡量的。

　　就艺术而论，我们衡量一件绘画作品的好坏，或我们欣赏一件绘画作品，首先不在于它像或不像，而在于绘画作品的主题，或者说绘画作品中所辐射出的某种观念、某种思想、某种情绪，能否紧紧地抓住观赏者的心弦，能否给人以充分的艺术审美享受，并使人从中获得某种启迪和教育。应该说，这才是一切艺术作品的真正目的。像与不像仅仅只是作品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因此像与不像就不能作为衡量作品的好坏或欣赏作品的标准。

　　那么，画家们是怎样来看画的呢？就国画而言，内行人看画一般是看画面的整体气势，用美术术语来说就是先体味其“神韵”，或者“神似”，然后再看它的笔墨趣味，构图、着色、笔力等。最后才看它的造型，即像不像或“形似”。内行人的这种抓“神韵”的欣赏方法当然是抓住了实质，因为“神韵”就是一种高的艺术审美享受，常常是中国画家们的追求达到的目标。

　　当然，一般的人要从画中去体验到一种“神韵”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不但需要一定的审美能力、艺术修养，也还需要具备一定的绘画方面的基本知识，特别是通过绘画而训练出来的一种“感觉”。所以要很好地欣赏绘画，还得具备多方面的才能和艺术修养。

　　但是，如果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欣赏绘画作品也许更能理解一些。有人提出，艺术的欣赏需要经过审美感知、审美理解和审美创造三个阶段，那么从这样三个方面去欣赏绘画作品是很有道理的。

　　审美感知就是要求我们直观地去感知审美对象，即艺术作品本身，我们可以去感知作品上画的是什么？画得像或是不像，色彩是鲜明的或是灰暗的，线条是流畅的或是笨拙的，表现手法是工笔的或是写意的等等，总之要自己亲自地平心静气地进行直观的感受。第二步，在审美感知的基础上进行审美理解。即在直观感受的基础上，进行理解和思考，把握作品的意味、意义和内涵。这种理解包括对作品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的理解；对作品表现的内容和表达的主题的理解；以及对作品的时代背景和时代精神的理解等等，这就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思考能力。

　　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地想下去：作品画的内容要表现什么？是怎样表现的？所采用的艺术手段是否恰当？能否充分地表达出主题？同时，透过作品的画面，猜测作者的心思，是热情地歌颂或是辛辣地讽刺；透过画面的气氛，体验画面的情调：是深沉或是豪放，是乐观或是悲伤。再还可以根据已有的知识结构，结合作者的身世、创作特点和所处的时代背景等进行分析。

　　到了这一步，艺术的审美欣赏并没有完结，还有一个审美创造阶段。就是通过审美的感知和审美的理解后，在对作品审美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通过自己积累的审美经验、文化知识、主活阅历等进行丰富的联想、升发开去，再创造出一个新的意象来。这样，你才真正获得了启迪和教育，欣赏绘画才获得了真正的意义。青少年朋友们不妨用这种方法去欣赏中国画（或其他绘画），认真试一试，看能否有所收获。


　　 要欣赏中国画，掌握了解中国古代品评绘画的基本原则——“六法”是很有必要的。

　　“六法”是南北朝时期生活在南齐时代的著名人物画家和美术理论家谢赫提出来的，谢赫擅长肖像画和仕女画，据载他训练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厚的默写功夫，但是，他在中国画史上的地位，主要还是取决于他在理论方面的贡献，他的著作《古画品录》，初步奠定了中国画理论的完整体系，提出了品画的艺术标准——“六法论”。

　　“六法论”有哪些内容呢？它包括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摸写六个方面：

　　气韵生动：气韵指什么呢？就是画面形象的精神气质，也就是以前东晋人物画家顾恺之称为的“神”。气韵生动就是指画面形象的精神气质生动活泼，活灵活现，鲜明突出。也就是“形神兼备”，中国画的要求，不仅要描绘出对象的外形，而且还要表现出它的精神。人物有精神，山水、花鸟也有精神。达到神似，就能气韵生动。许多画家认为，没有气韵的作品是不能称之为画的。当然，要表现出艺术形象的生动性、真实性，即气韵，也与其他五法分不开的。气韵生动也离不开构图立意、笔墨技法的，因此，它和其余五法是一个整体。其他五法同时也离不开气韵生动，否则，也就成为了缺乏灵魂的纯技术性的东西。

　　骨法用笔：骨法原来是指人物的外形特点，后来泛指一切描绘对象的轮廓。用笔，就是中国画特有的笔墨技法。骨法用笔总的来说，就是指怎样用笔墨技法恰当地把对象的形状和质感画出来。如果我们把气韵生动理解为“神”，那么也就可以简单地把骨法用笔理解为“形”了，囵此，气韵生动和骨法用笔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形”的描写借助于笔墨写出来，而写形又不过是手段，其目的是表现“神”，这与顾恺之的“以形写神”的表现客体的法则是一致的。

　　应物象形：就是画家在描绘对象时，要顺应事物的本来面貌，用造型手段把它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描绘事物要有一定的客观事物作为依托，作为凭借，不能随意的主观臆造。也就是客观地反映事物，描绘对象。但是，作为艺术，也可以在尊重客观事物的前提下进行取舍、概括、想象和夸张。这可以说是指一种创作态度和方法。

　　随类赋彩：则是指色彩的应用了，指根据不同的描绘对象、时间、地点，施用不同的色彩。中国画运用色彩同西洋画是不同的，中国画喜欢用固有色，即物体本来的颜色，虽然也讲究一定的变化，但变化较小。

　　经营位置：则是指构图。经营是指构图的设计方法，是根据画面的需要，安排调匿形象，即通过所说的谋篇布局，来体现作品的整体效果。中国画也是历来重视构图的，它要讲究宾主、呼应、虚实、繁简、疏密、藏露、参差等种种关系。

　　传移摸写：就是指写生和临摹。对真人真物进行写生，对古代作品进行临摹，这是一种学习自然和继承传统的学习方法。

　　六法对于画家和绘画作品来说，是全面的最高的要求，一般都是很难完全达到的，各擅一节足矣。我们了解掌握六法，便于理解湃似菲阑婊 谋曜己妥叛鄣悖 佣 凸鄣囟源 婀 拿朗跻挪 约霸谖颐切郎痛 车闹泄 婊 保 岽又谢竦媚持制羰尽?

　　笔墨是中国画的术语，是指用笔和用墨的基本功以及画面效果，它同我们前面讲的作为工具的笔、墨是下一样的。

　　中国画是非常讲究笔墨的，古代画家就说过：“有笔有墨谓之画。”也就是说只要有了笔墨，才能称之为中国画，没有笔墨就不成其为中国画，或者说有笔无墨或有墨无笔，都不能算是好画。这说明笔墨对中国画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对于欣赏中国画来说，也必须懂得笔墨和看懂笔墨。

　　那么，用笔和用墨是怎样的呢？一般说，用笔就是指线条。

　　线条是中国画造型的基本手段，这与西洋画是不同的，西洋画主要依靠明暗调子，即通过光投射到对象上所产生的明暗变化来造型。中国画则主要依靠线条来造型。线条不仅用来表现物体的轮廓，也用来表现物体的质感和明暗，因此，中国画线条的变化是很丰富的，有轻、重、缓、急、粗、细、曲、直、刚、柔、肥、瘦等种种区别．而单是中国古代画人物衣服的褶纹，就总结出了十八种描法，称为“十八描”，它包括：铁丝描、橄榄描、行云流水描、枣核描、战笔水纹描、减笔描、柳叶描、竹叶描、混拙、撅头钉描、枯柴描、蚯蚓描、高古游丝描、琴统描、马蝗描、钉头鼠尾描、曹衣描、拆芦描等等，这么多的线的描法，真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了。而且古代中国画家们在实践的基础上还总结出了用笔的“五忌”、“六要”。用笔五忌是指忌刻、板、枯、弱、结；用笔六要是指一要自然有力，二要变化有联系，三要苍老而滋润，四要松灵而凝炼，五要刚柔相济，六要巧拙互用等。这些都是画家们的经验之谈，可作为我们品评中国画的借鉴。

　　再说用墨，用墨就像用色，主要目的是表现物体的色彩、明暗等。墨虽然是黑的，但中国画却有“墨分五彩”或“墨分六彩”的说法，五彩是指黑、浓、淡、干、湿，如果把自也算在内，就成为六彩。古人说“墨即是色”，浓淡水墨可代替各种色彩。用墨要有浓淡于湿之分，只干不湿太干枯，只湿不干太臃肿，浓淡于湿结合起来，变化多，生动而才有气韵。一般来说，用墨之法，有焦墨、积墨、破墨、擂墨之分，焦墨是一种磨得极浓的墨，用焦墨的时候需有浓墨、淡墨在旁呼应，否则，焦墨孤立，难见笔意。积墨，就是用浓墨和淡墨连染连敷几次，使其出现一种深厚的味道，破墨，则是先用淡墨上纸，趁湿再浓墨加上，由于宣纸的特殊性能，会变化出一种奇妙的韵味。擂墨，就是用大楷笔蘸浓墨，拧在纸上捺转，略似鱼鳞，由浓致淡，参差不齐，谓之擂墨。因此，用墨和用笔又是分不开的。

　　中国画因为讲究笔墨，所以评论或欣赏一幅中国画，就要看它的笔墨功夫。一般认为，笔墨大胆、雄健、流畅、自然，给人一种力量的感觉，是好的：反之，笔墨轻嬴、困弱、滞凝，则是不好的，笔墨常关系着一幅中国画作品成败的关键。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空白。空白可以说是中国画的一种特殊的构图形式，这也是中国画的又一大特点，它与西洋画不同，西洋画一般喜欢在画幅上把颜色涂得满满的，而中国画则不行，它喜欢在画面中留出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样的空白来，这些空白，有的表示天，有的表示水，有的表示云，有的表示雾，有的可能是整个背景，使人物、花鸟或其他所描绘的主体更加突出；有的可能则什么也不表示，是一种感觉，一种印象，或是一种精神。

　　许多优秀的中国画家都是非常善于处理空白的，比如大画家齐白石，我们看他的画，常常能够看出空白的节奏来：大空白、小空白、更小的空白、长形空百、方形空白，三角状空白，没有形状的空白等等，似乎每一空白都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个性，自己的韵律。空白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独特的，没有笔墨的语言，它与笔墨相互生发。产上着神秘的魅力。

　　要欣赏中国绘画，对中国画中有名的“四君子”是不可不进行了解和研究的。

　　“四君子”是指中国画中的梅、兰、竹、菊，中国古代绘画，特别是花鸟画中，有相当多的作品是以它们为题村的，它们常被文人高士用来表现清高拔俗的情趣：正直的气节、虚心的品质和纯洁的思想感情，因此，素有“君子”之称。

　　我们先说梅。我们知道，梅花较耐寒，花开特别早，在早春即可怒放，它与松、竹一起被称为“岁寒三友”，人们画梅，主要是表现它那种不畏严寒、经霜傲雪的独特个性。那么，梅花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入画的呢？

　　据画史记载，南北朝已经有人画梅花，到了北宋，画梅就成了一种风气，最有名的是仲仁和尚，他创墨梅，画梅全不用颜色，只用水墨深浅来加以表现。据说他有一次，看到月光把梅花映照在窗纸上的影子，从中得到了启发，便创作出用浓谈相间的水墨晕染而成的墨梅。此后，另一画家杨补之在这种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画法。创造出一种双勾法来画梅花，使梅花纯洁高雅，野趣盎然。元明以来，用梅花作画更多。元代最大的画梅大师应该首推王冕，他自号梅花屋主，他的水墨梅画一变宋人稀疏冷倚之习，而为繁花密蕊，给人以热烈蓬勃向上之感。王冕的存世名作，是他的一幅《墨梅图》他用单纯的水墨和清淡野逸的笔致，生动地传达出了梅花的清肌傲骨，寄托了文人雅士孤高傲岸的情怀。

　　明清的画梅者举不胜举，如刘世儒、石涛、金农、汪士慎等，从风格来看，他们大体继承了宋人的疏冷和元人的繁密两种画风。

　　但是，要画好梅花，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画梅人还必须有画梅人的品格，有人称之为“梅气骨”，一种高尚的情操和洁身自好的品格，正所谓：“画梅须有梅气骨，人与梅花一样清。”

　　再看兰花。人们画兰花，一般都寄托一种幽芳高洁的情操。

　　如楚国诗人屈原就以“秋兰兮清清，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这样的诗句来咏兰。但兰花入画则比梅花晚，大概始于唐代。到了宋朝，画兰花的人便多了起来，据说苏轼就曾画过兰花，而且花中还夹杂有荆棘，寓意君子能容小人。南宋初，人们常以画兰花来表示一种宋邦沦覆之后不随世浮沉的气节，当时的赵孟坚和郑思肖，被同称为墨兰大家。

　　元代以郑所南画兰花最为著名，寓意也最为明确。据说他坐必向南，以示怀念先朝，耻作元朝贰臣；他画的兰花，从不画根，就像飘浮在空中的一样，人间其原因，他回答说：“国土已被番人夺去，我岂肯着地？”因此，欣赏绘画，也是必须了解历史背景的。而清人画兰，则以“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最为著名的了。郑板桥是一个注重师法自然的人，他画过盆兰。但尤嗜好画“乱如蓬”的山中野兰，为此，他曾自种兰花数十盆，并常在三春之后将其移植到野石山阴之处，使其于来年发箭成长，观其挺然直上之状态，闻其浓郁纯正之香味，因而得山中兰“叶暖花酣气候浓”的贞美实质。

　　竹入画，大略和兰花相当，也始于唐代。唐代的皇帝唐玄宗、画家王维、吴道子等都喜画竹。据说到了五代，李夫人还创墨竹法，传说她常夜坐床头、见竹影婆娑映于窗纸上、乃循窗纸摹写而创此法。到宋代，苏轼发展了画竹的方法，放弃了以前的画家们的双勾着色法，而把枝干、叶均用水墨来画，深墨为叶面，淡墨为叶背。以后的元明清时代，画竹名家辈出，只要是山水或花鸟画家，没有不画竹的，而且开始强调竹的整体气势。不过，在众多的画家中，郑板桥的画竹也堪称为一绝。

　　对于画竹，郑板桥曾写下了自己的体会：“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此机也。独画云乎哉！”因此，从竹子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象中得到启示，激发情感，经过“眼中之竹”，转化为“胸中之竹”，借助于笔墨，挥洒成“手中之竹”即“画中之竹”。郑板桥的作品，存世较多，流传也广，自清代以来，被世人行家所叹眼，成为“人争宝之”的珍品。

　　菊花入画则稍晚，大略始于五代，比起梅兰竹来说，表现菊花的作品则相对要少得多。根据画史来看，五代徐熙、黄筌都画过菊，宋人画菊者极少。元代苏明远、柯九思也有菊的作品。明清两代画菊的也不多。现有明代吴门画派中最享盛名的画家陈淳的一幅《菊石图》藏于首都博物愤，这是本来就较少的菊花作品中的珍品。

　　梅兰竹菊入画，丰富了美术题材，扩大了审美领域，它们不但本身富有形式美感，而且可以令人联想起人类的品格，所以它既便于文人们充分发挥笔墨情趣，又便于文人们借物寓意，抒发情感，因此，描写“四君子”之风至今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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