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低调恭让的谦谦君子—孙其峰老先生访谈记

在当今中国画坛中，若论花鸟画方面的成就和造诣，相信行内外的大多数人都会推许年近九十的孙其峰老先生。孙老至今创作、研究花鸟画七十余年。其一部有关花鸟画技法的著作，三十多年前曾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旋即在台北出版行世，影响深远。四年前，他的新作《砚畔随想》在我主编的香港《视觉艺术》杂志上连载，亦为不让古人画论专美的力作。此作围绕花鸟画的创作和研究，旁涉哲学政治、史学考证、治学思辨，内容极为丰富。我因约稿和校对将其粗读了两遍，可谓万般感受在心头，一时实在难以尽说。

但是，孙老从不因此而自傲，始终保持谦谦君子之风，行事一贯低调恭让。他的口头禅就是：“别宣传我，多宣传大家。”他还常对我说：“你要多宣传天津的画家。”他的学生如霍春阳、白庚延、何家英等早已名贯大江南北，可他却一直默默静守斋室，一心耕耘劳作，“要把失去的光阴补回来”。让我颇感遗憾的是，评论家和理论家至今也没有对孙老的艺术进行认真的参悟和透彻的描述。戊子之春，孙老散居各地的学生齐聚津门，为孙老祝寿，依然只是喜庆和崇敬，还是忽略了早应进行的总结和研究。
20世纪是中国花鸟画再次复兴发展的世纪，花鸟画坛也出现了齐白石、王雪涛、陈半丁、于非　等大家，当然还包括“二高一陈”（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和赵少昂。如果抛开大写意花鸟画和工笔花鸟画，那么在小写意花鸟画家中则应以王雪涛、赵少昂和孙老的成就为最大。冒昧地说一句，在当今艺坛，以书画印论，孙老无论是在艺术造诣、教学思想和体系还是在著述理论、艺德操行等方面都是足资楷模的。仅以传统绘画在20世纪学院教学体系的建立和地位一项，孙老在天津美院的诸多努力就是无可比拟的。
自1983年以来，因为编刊采访的缘故，我每年都要北上京津数次。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与孙老都缘悭一面，直到2004年才得面聆教诲，并将他的《砚畔随想》拿来连载。不久，《视觉艺术》上又刊登了他撰写的《牛棚岁月》。临发稿前，孙老还问身边的人道：“不会有什么问题吧？”这让我想起“文革”接近尾声时，他编绘的《孔雀》画谱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遭到批评，事后，老人说道：“孔雀姓孔，还能不挨批！”一句话，头上的乌云全散了。
今春三月，我再次去孙老府上拜访，顺便送上近期出版的几本《视觉艺术》，还介绍了“香港孙其峰艺术研究会”的组建与活动情况。他很仔细地翻阅了我送上的杂志，赞扬一位香港花鸟画家的《牡丹》画得好，并对我办刊的坚持给予关心和鼓励。我本想问他当年在北平艺专即将毕业时徐悲鸿为他和另一个同学的联合画展所题的“一时瑜亮”今日安在？他的这个同学是谁？当时展出了哪些作品？话题却转到了他前年喜逢“故物还家”的事情上来。
2006年，孙老画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两册速写簿突然回到了他的手中。几十年间，孙老的书画及著述失却无数，所以初睹此物时，孙老也是一度愕然。后来，孙老还是凭着速写簿中的图像符号而不是记忆确认这是自己离散多年的“孩子”。
两册速写簿均为32开白纸簿，由早年的天津新中国文教用品商店自制。经历多年尘封，两册速写簿除局部有轻微水渍，其中的内容基本都保存完好。速写簿中有孙老于1961年5月和7月两次赴北戴河写生时所作的植物、景物和人物速写（图一为其中植物写生之一）。此外尚有他草拟的教学提要、观察随笔、作画记录、通讯资料等。这两册速写簿，对研究孙老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都十分有价值。
孙老在我面前翻看着那两册速写簿，边看边回忆说：“那年去北戴河，我才41岁，正是我国‘节粮度荒’、人民生活困难时期，很多人都吃不饱饭。我在北戴河天津招待所住时，不用勒紧裤腰带，可以吃饱饭专心作画。那儿的风景，我还清楚地记得，不知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
像许多老年人一样，重观旧物时，孙老的记忆也被激活，话匣子大开。他跟我提到了他的中学同窗、原天津墨水厂的资方经理邵启明。当年，孙老曾受其委托教授其子邵明泰，这两册速写簿可能就是那个时期被借去的。2006年，邵明泰收拾旧箧时发现了这两册速写簿，当即物归原主，又述说了一番过往的坎坷岁月，令历经磨难、几至物我两忘的孙老竟再一次动情不已。
回忆过后，孙老指着速写簿中的几幅花卉速写，以惯有的自勉自省的口吻说：“《向日葵》、《玉米》、《花》这几幅还可以用。我现在画速写和那时不一样了，总结归纳了一些知识，例如速写——慢写、写生（照写）——默写、草写——楷写、详写——略写、近距离——中距离——远距离等，这是学习中国画的速写……”
听了孙老的话，我感慨良多：现如今的画家，能坚持“笔不离手”的越来越少，大多都不明白手、眼、脑现场“办公”与照下来回家参考完全是两回事。不过，说归说，我也没有做到，行的还是“坐以待毙”的路。
起身告辞时，孙老照例叮嘱我多介绍年轻画家，少宣传他，我也照例点头应诺。对一位九秩高龄的老者，我觉得必要时是可以来一点“阳奉阴违”的。不谈前辈的精神和经验，何来后辈的进步和醒悟？
即将启程返回香港之际，孙老托人给我送来了一个惊喜——他为《视觉艺术》创刊八周年画了一幅《鹊柿图》（见图二）：一只喜鹊，十个红柿。我想，孙老绘制此图，应该还是冀望《视觉艺术》在刊介新人佳作方面不断取得丰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