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里的画僧史国良

1998年至2000年，我在北京画院王文芳画室研修学习，期间也有幸聆听了其他诸多著名画家的教诲，诚可谓受益匪浅。

一天上午，知道是史国良要过来给我们上课，我早早便在教室里选了一个靠前的位置。作为一个作家和从事过多年新闻工作的人，我对富有传奇色彩的画僧史国良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不过，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史国良并没有身披袈裟，但他所穿的布履青衫和那打眼的光头还是将他画僧的身份显露出来。他的身后跟着一位清瘦俊朗的小伙子，想必是他的学生。
说实话，那堂课我听得并不是十分专注。听其他老师讲课，我的笔记会有条不紊、密密麻麻地写满几大页，而听史国良的课，我却只记了几个要点，因为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去猜想他的身世和现在的境况。但我还是领教了他的画功是何等了得！讲到兴奋处，他给我们作示范，只寥寥数笔，人物的种种情态样貌便毕现于纸上。他反复强调，对生活的观察、写生是一个画家终生的必修课。在不算很长的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讲到了主题立意、笔墨色彩、配景构图，言简意赅并适时示范，令我们佩服不已。当话题中偶尔谈及他的老师黄胄、周思聪时，他的敬重之情便溢于言表。
下课了，史国良刚迈步走下讲台，有些机灵的学生便急忙跑上讲台，欲把他课上示范的墨宝据为己有，但被随他而来的学生给拦住了。这时，史国良转过身来，轻声对学生说：“别那么小气嘛！”学生看了他一眼，就不再叠画收画，跟着他走出了教室。这时，我鼓足勇气，急匆匆跑出教室，面对史国良，先进行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个记者、作家，同时还是《今日东方》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并表达了自己想约个时间对他进行采访的愿望。大概是看我比他年长且态度十分诚恳，他并没有拒绝，只是稍稍迟疑了一下，然后就把自己家里的电话留给了我。
史国良的忙碌完全在我的预料之中。大概约了三四次，一个下午，我总算如约走进了他在潘家园的精舍：进门是一间长方的客厅，不算大，一应家具皆古色古香，且有齐白石、张大千的画作饰壁。史国良当日穿着一身姜黄色长衫，接我进门时便是一个标准的佛家迎客手势。一声“阿弥陀佛”后，他示意我坐在靠里的位置上，然后自己才有礼貌地坐在茶几的外侧。他的那位学生跟我打了声招呼，立刻将一杯香气氤氲的热茶放在了我的面前。
与其说是采访，倒不如说是聊天。史国良小我六岁，我们算是同代人，相互间有不少共同语言。我很快丢掉了拘谨，让聊天按照我的采访意图极为顺畅地进行下去。曾经写过长篇小说和许多散文的史国良谈锋甚健，加之我们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又有许多相似之处，且都是文学艺术的痴迷者，所以我们聊得十分投机。
史国良1956年出生于北京。那时，他的父母每月的收入不过七十多元，却要养活七个孩子，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不过，史国良天性痴迷画画，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都从不退缩，并在197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央美院国画系首届研究生班。1985年，他从解放军艺术学院转业到北京画院，正好受到了艺术界“85思潮”的冲击。一时的迷乱之后，他很快坚定了走中国写实人物画之路的追求，但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成功，必须进行开拓和创新。于是，他想到了西藏。多次进藏的经历让他与青藏高原那片圣洁的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与佛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走进了佛门……
采访的成功使我拥有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随后，我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完成了《史国良，走入佛门的国画家》的初稿。史国良的认真让我钦敬不已。他不但在我的初稿、二稿上进行了很多改动，还在结构和某些段落上提出了不少中肯的修改意见。这也足见他写作功力的深厚。第三稿拿给他看时，他依然十分认真，在做了几个小的改动之后，他面露喜色，对我说：“不错，可以了。”
我立刻将这篇七千多字的稿件拿给当时《今日东方》的编辑部主任看。他事先非常看好我的这篇稿子。两天之后，他便在电话里很高兴地告诉我，稿件已经送审了。可是，因为一些缘故，此稿未能在《今日东方》上发表。
稿子未能发表，我的辛苦努力可以不计，可我如何面对十分重视这次采访的史国良呢？直到2004年2月4日，《洛阳广播电视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这篇稿子后，我才急忙给史国良打电话，可是一连多天，电话始终没有人接。进山了？出国了？搬家了？再后来，看到有关他的报道，我才确定他已经搬家了。
那之后，我们再也未能联系上，但我偶尔会在一些媒体上看到有关他的消息。对于他的出家，他的书画打假，他的较高的见报率和出镜率，一些人多有非议，可我却不以为然。我认为这正是史国良值得肯定的地方。他不把自己放在一个超凡脱俗的位置上。作为画僧，他可以深切体悟佛教教人向善的真髓和僧众们虔诚的心理，所以他的佛教题材的画作才会区别于他人同题材的作品，显得那么生动、庄重；作为凡人，他和我们一样，亦有喜怒哀乐，这一点，谁又有权力剥夺？我的老师王文芳这样评价史国良：“不管别人如何评论，他的画画得确实很好！”这句话说得很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