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厚与孙家琇

12年前，我与颜家文走进了黄永厚先生的家。那是坐落在北京通州区的一套公寓，不宽敞，也有一点凌乱。黄先生是画家，纸墨笔砚自然是家中的主要陈设。但黄家的书也很多，有些书翻卷着，躺在床前案头。黄家的书一看就是用来读的，不像我认识的那几位当代画家，豪华的书房，装帧精美的书仅是一种给人看的摆设。
颜家文与黄先生是同乡，亦是老友，相谈甚欢。当时，颜家文主编的《芙蓉》杂志正在连载黄先生的大哥黄永玉先生的一部长篇小说，两人就议论起一个著名画家所写的文学作品。记得黄先生说：“有人说，黄永玉的小说可以跟《红楼梦》媲美了？”颜家文笑笑，没有说什么。黄先生接着说：“可不能胡来哦。”颜家文又笑笑。
黄先生是小个子，刚过七十，但思维敏捷，步履出奇地矫健，不显丝毫的老态。在那之前，我还不知道他也是作家、书法家。其实，黄先生能写一手高妙的文章，凝练与深邃的程度，令人咋舌。他又写得一手好草书，一手草法谨严的草书，亦能让人感叹良久。
可惜，以前我对他的了解有限。
那天，他给我写了一副对联，又送我一张画作，出手之阔绰，让我感受到了他身上浓烈的文人性情。我拜望画家、书法家，从来不要作品的。尤其是近些年，这些东西日渐珍贵，要作品跟要钱一样，君子更不能张口了。
离开黄府，一别就是几年。这期间，我在《中国经济时报》、《书屋》、《读书》等杂志上拜读了黄先生的许多文配画的作品。画老辣，文凝重，嬉笑怒骂，显示了作者的宽博与深刻。与颜家文谈我的感受，他说我的感受是对的。
黄先生像一口内蕴丰富的矿井，只要有耐心，自然会有新的发现。他与孙家琇先生的亲密交往，是我最近了解到的，还是缘起于我收藏的黄先生致孙先生的三通信札。
我与孙先生也是有些缘分的。我在中央戏剧学院长春编剧班学习时，有幸聆听了孙先生半个月的课，讲的是莎士比亚。讲《李尔王》时，老人泣不成声，让我们心疼不已。虽然我学编剧，但我的志向是当一名记者，于是，我经常给报社写一些人物专访。与孙先生相识后，我自然产生了采访她的欲望。采访那天，我们谈了许多。她讲了自己此番首次来长春的感受，也讲了自己求学、治学的经历。她是浙江余姚人，1939年在美国获得戏剧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西南联大、武汉大学、金陵大学、南京戏专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她历任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主任、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并曾两次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编著有《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马克思、恩格斯和莎士比亚戏剧》等。她是我国著名的莎学家，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令中外莎学界瞩目的成就。她的莎学研究和有关莎士比亚的学术活动，是上世纪最后22年有中国特色的莎学研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吸收、追踪西方莎学的基础上，对西方莎学研究谬误一一指出，是她莎学研究思想的最突出特征。
采访孙先生时，我21岁。孙先生感觉我对理论有兴趣，就劝我考研究生。我说自己外语不行，她一抬头，朗声说道：“你小小年纪，学50年外语，还没有我大呢。”孙先生对生活的信心，对理想的执著，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只是我内心浮躁，至今未能学好外语，愧对了孙先生的鼓励。
黄先生与孙先生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相识的。上世纪70年代末，孙先生到安徽讲学，在《安徽戏剧》上看到一篇评论莎士比亚《李尔王》的文章《三姑娘与“谄也”——论悲剧的传统》，格外关注。作为莎学专家，孙先生第一次看到此文作者黄先生的名字，并饶有兴趣地打听黄先生的来历。于是，两人于合肥相识，又于合肥订交。
我收藏的黄先生致孙先生最早的一封信，写于1982年1月1日，是一封长信，所议问题庞杂而细致。
显然，黄先生喜欢与孙先生谈心里话。他对文人画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一开始就抨击了国画作品中的“贫跋”现象。中国画历来重视跋语，尤其是中世纪以来，画家们喜欢在画作中题写冥思遐想、感悟人生的语句，以抒襟怀。这是深化画作主题的需要，也是画家叩问人生的必要形式。其中的差异，自然区别了画家艺术审美的高低。黄先生喜欢长跋，喜欢在自己的画作上写满文字，有时是自己的哲词禅语，有时是古贤的诤言警句。
“长跋”是画家学识的一种具体体现。黄先生有读杂书之癖，又有思考之爱，对历史与现实的诸多问题，喜欢说长道短。他与孙先生谈到艺术欣赏的层次之分，对行画的讨巧与文人画的沉寂，对电影《樱》的叫座与《哈姆莱特》的冷场，表示了极大的忧虑。同时，他也言及作家、艺术家的操守问题。他极力反击投机取巧的“歌德派”，对“抱着给人屈膝用的蒲团到处找不到受我朝拜的顾主”、“只会向上级叩头了”的无行文人，绝望之极。在《三姑娘与“谄也”——论悲剧的传统》一文中，黄先生写道：“有种东西，就其腐蚀个人灵魂、败坏社会道德、阻止人类进步诸方面所造成的恶果来说，都要使一切犯罪，包括弥天大罪相形见绌。连世界上最完善的法律也得屈于它的淫威之下，对它肃然起敬，就像一个守候金鸡生蛋的穷老婆子一样，只要那只金鸡蹲在窝里没有‘咯咯’作声之前，只能两眼睁大，屏声静气。它是什么？——献媚。就是孔圣人说的‘非其鬼而祭之，谄也’的‘谄也’。现今‘歌德’派的处境大不如昔了，他们往哪里摆设香案呢？他们的买主是谁呢？为了取得社会承认，他们起码得像《河北文艺》那篇‘现代的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文章一样，用当面造谣的办法，做一番艰苦的舆论工作，以便把大大小小的李尔亡魂的胃口调动起来才行。”
写于二十多年前的文章，读之，不仅没有过时之感，反而依旧振聋发聩。难怪孙先生要访一访作者呢。显然，孙先生对黄先生的“莎学研究”情有独钟，对黄先生也推崇备至。此后，两人书信不断，谈剧，谈画，谈精神信仰，甚至黄先生之子黄河的读书之资，孙先生也助一臂之力。
此信，黄先生谈到了葛洪的《抱朴子》。画画，黄先生喜欢作长跋。他寄赠孙先生的《捉蒲团图》，写上了清人顾贞观的词。何以写此？他道出了天机——鱼未获则不得无筌，道未行则不得无文。像葛洪，“把自己要说的意思打倒一番，反证一下，紧接着亮出自己正面的意见”。可见，黄先生的文人智慧远远超过了画家的识见。
这封长信，无疑也是一篇具有思想、充满学识的好文章。我相信，黄先生写此信，一定比写一篇文章用功多了。他所阐明的艺术立场、编辑方针、哲学思想，对今天的读者仍具有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