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画随想

        作者:核实中..2009-09-08 11:46:44 来源:网络

          如果说任伯年、吴昌硕代表着清代中国画坛的结束,那么清代之后又出现了以下一些有代表性的画家:齐白石、徐悲鸿、黄宾虹、傅抱石、潘天寿等,还有一个在海外名气很大的画家张大千。

          齐白石是其中最杰出的画家,他的工笔与写意的结合;他的大胆地在民间美术中汲取营养;他用孩提般的眼光和童心观察和拥抱世界;他对中国画笔墨结构做出的大胆探索和尝试已经远离了封建仕大夫闲情逸致的把玩和游戏。他朴素的劳动人民的感情流露是那些封建仕大夫们不肖一顾,但又是他们永远也得不到,又是最可宝贵的东西。他的山水画和人物画也画得很好,他注重写生,贴近生活。他的书法和篆刻都相当精彩,但是所不同的是吴昌硕的绘画和书法、篆刻相比似乎是平分秋色,而齐白石的书法、篆刻和绘画相比则是完善自己艺术体系的补充。齐白石是木匠出身的画家,也没有进过什么学校,但是他具有全面的综合艺术修养,画论很精辟,诗词也很有水平。他的印文丰富多彩,是一个洋洋大观的画语录。他的长寿使他能够从容地调整、完善自己的艺术世界并日臻完美。

          傅抱石的山水画吸收了清代文人画的优点,他的气势磅礴、意境的营造、技法变幻的自如充溢着他的才华和不群的艺术个性。豪饮使他能在精神完全放松,物我两忘,天马行空似地在艺术王国里自由驰骋。黄宾虹近年来不被收藏家看好是一个令人苦笑不得的现实。“阳春白雪”被人接受也许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曲高和寡”的例证也不胜枚举,但他在学术界被公认的地位和对中国画的杰出贡献却往往被收藏家所忽视。当那花花绿绿的钞票流向“梅花张”,“牡丹王”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想到“无知”和“悲哀”几个字。黄宾虹远离古人,远离他人,用他独特的艺术语言营构和完善自己的艺术之树,他纵横挥洒,毫无矫揉造作,他深得用水、用墨的个中真谛,雄浑厚朴、缥缈虚幻、深不可测、瞬息万变、那不可理解的、意想不到的、那永远不能重复的东西在他的笔下频频出现。他的山水画最大特点就是自然、随意、伴随着下意识的感情流露完成了他的创作。

          徐悲鸿是位对美术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美术教育家,他是早期去国外学习油画并把西方艺术介绍给国内美术界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这一点上他功不可没。虽然作了艰苦的探索和努力,有些作品已具有相当水平,但对中国画还缺乏深层次的突破,没有在中国画领域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和体系。他把素描引入到中国画教学的思路和实践,几十年来一直受到争议,成了没完没了的话题。他的繁重的社会活动和英年早逝影响了他艺术的发展和提高,这也许是他没有真正成为大师的主要原因和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齐白石进入北京中国画坛徐悲鸿起了关键的作用,徐悲鸿不仅是个画家,他还是一个伯乐,他为许多画家在关键时候提供了指导和帮助,因为他是中国最大的伯乐,他的参与改变了中国美术史和象齐白石这样的艺术家的人生道路。

          张大千是一位名不符实的画家,这是和他在海外漫长的经历和无休止的炒作分不开的,他在山水画和人物画上没有太大的突破,技法、题材、思想情调和古人没有太大的区别,对中国山水画的发展没有做出大的贡献。花鸟画也没形成自己的风格,是清代封建仕大夫文人画的延续,尤其那荷花,柔弱且造作,象女人的头发,追求品位极低。晚年的泼彩比较突出,也是他的一个衰年变法。如果名气和真才实学距离太大那么这名气也只能是空中楼阁、过眼烟云,象三十年代在京城名气大得不得了的胡佩衡,才过去几十年,就很少有人提及了。

          潘天寿是中国画坛的一位弄潮儿,他的胆识和气魄令人折服,他的花鸟画和山水画的结合拓宽了中国花鸟画创作的领域。他深入生活把雁荡山的野花、野草画得多姿多彩,给占据了中国花鸟画坛上千年的竹、兰、梅、菊增添了新的伙伴。他在构图上的出奇制胜是对清代八股式构图的挑战和成功尝试。他的书法别具一格。他对美术理论的深入研究和独特见解证明了他是有的放矢的把握着自己创作的方向。他是一个没有走完自己艺术道路的艺术家,如果他有齐白石的长寿,后面的年代也许会是他艺术创作的第二个春天。反之如果齐白石六十岁赶上文革,那末他在牛棚里是很难完成他的衰年变法的,如果齐白石没有衰年变法,那他就是一个很平庸的画家。

          文革对中国的美术事业无疑是一个破坏,但是这涅磐似的阵痛又摧残、教育、锻炼了一批人。改革开放后的美术事业迎来了百花齐放的艺术春天。

          黄宾虹、傅抱石之后,李可染向美术界展现了他的天才和实力,他以一个全新的面貌,丰富和完善了山水画的创作方法和理念,他是在清代山水画强手如林,黄宾虹、傅抱石把山水画又推向一个新高峰的前提下,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他五十年代的大量写生作品“江山如此多娇”显现了他扎实的基本功和为日后的创作所做出的准备和努力。他是真正在白石老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又能远离白石老人的树荫另择“福地”并能长成大树的画家。他的人物画得简练、生动、惟妙惟肖,他的书法别具一格。他身处闹市,又远离现代生活,清心寡欲、日出而做、日落而息,体现了他农民出身的生活方式的秉性难移。他是在墨海里辛勤耕耘,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的老黄牛。他的用最大的决心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说明了他在传统的海洋里充分汲取养分完善并丰富自己,又能勇敢地远离古人,远离他人,创立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创作体系,把李家山水实实在在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李可染的突然去世是他艺术生命句号前的一个顿号,在这个顿号和句号之间还应该有一个精彩的世界,但是这个理想中的五彩缤纷已灰飞烟灭,永远的属于另外一个世界了。

          黄胄的人物画是极具代表性的,他是画速写起家的画家,他漫长的新疆军旅生涯是他成功的关键。那骑在毛驴上弹着冬不拉的维族老汉;那在波斯地毯上翩翩起舞的塔吉克少女;那在荒凉的戈壁滩上艰难跋涉的骆驼,向我们展现了新疆从民族解放走向幸福生活的恢宏画卷,它是新疆的一段历史。他的作品"洪荒风雪"也因此获得了世界青年联欢节金质奖章。他是个勤奋、忘我、拼命三郎式的画家,他的毛驴,骏马,骆驼都画得很精彩,比那些专门画马的专家要好得多。他浓郁的时代气息,奔放的线条、纵横挥洒的笔墨很有气势,宏篇巨制一气呵成,一扫清代以来人物画的柔弱绮丽的画风,给人一种不可阻挡的视觉冲击力。他为《红旗谱》所作插图,显示了他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厚功力,在当时文学界,美术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真正影响他艺术成就发挥的重要原因不完全是文革对他精神、肉体的摧残,而是文革结束后後繁重的社会活动、中国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的行政工作、炎黄艺术馆的筹建、入不敷出的经营以及给他艺术营养但又占去他大量时间精力的文物和艺术品收藏。他无奈地看着铺好而没去画的宣纸离去了,炎黄艺术馆是他的最后一件作品,也是他作为一位艺术家和美术社会活动家的一件喜忧参半,啼笑皆非的杰作,也是他的一个永远的纪念碑。

          陈子庄和黄秋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连年政治运动,扼杀艺术人才,不正常的学术环境造成的。还有许多艺术造诣很高的画家远没有他们那么幸运,过早地被人们遗忘了,象文革前活跃在华北地区的书画家白寿章等。陈子庄简练的符号式的艺术语言有着独特的代表性,黄秋园是拿来对付那些不要传统,中国画没有前途的例证和挡箭牌。但是他缺少创造性,只是一个认真学习传统,认真临摹古画的代表。

          蒋兆和的“流民图”是一件史诗性的画卷,不管过去多少年,美术史里都会留下他的名字。刘海粟、朱纪谵是两位百岁老人,朱纪谵活到一百零六岁,虽饱经磨难,但快乐地直面人生。他们都是学习油画起家,后半生又致力于中国画的发展与提高,刘海粟的书法写得很好,晚年的泼彩与张大千有异曲同工之妙。《齐鲁谈艺录》记录了他漫长艺术经历的一波三折,很有可读性。朱纪谵对艺术很有见解,《癖斯居画谭》把中西艺术剖析得水乳交融,入木三分。他精通音律,作品中既有斯特劳斯的热烈,也有春江花月夜的宁静。程十发是一位个性鲜明的画家,他在当今人物画家当中是相当突出的。林风眠是一位中西结合的画家,他丰富了中国画的创作方法和手段,他对中国画的探索精神值得学习和借鉴。石鲁是不拘一格,具有革新精神的代表,他的“野、怪、乱、黑”是一个打破旧格局,创造新世界的口号,正是在这个口号的引导下产生了别开生面的“长安画派”。石鲁文革后创作的大量书画作品被盲目吹捧是一个误区,他的创作高峰期是在五、六十年代。周思聪英年早逝,而且多年被伤病缠绕着,尽管如此她还留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作品。

          半生从事油画专业,一介入中国画坛就成绩不蜚的吴冠中脱口而出的中国画等于零的观点,引起了中国画界的轩然大波。范曾是一位传奇性地风云人物在美术界引起争议地激烈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花鸟画由于齐白石的出现,之后的画家都黯然失色了,李苦禅、王雪涛、郭味渠都画得很好,李苦禅的笔墨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在用笔、用水上的独到见解和实践受到画家和理论家的研究和称道,可惜李苦禅没有在理论研究上投注一定的精力。加上白石老人去世后他在京城独树一帜,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乐于助人又随意地把一些应酬之作撒向人间。这种豪爽、平易近人、不拘小节的生活作风受到人们的称道又影响了他艺术向深层次的发展。崔子范后来的异军突起让一些人感到吃惊,闹不清楚一个行政干部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大画家,他简练的笔墨、奔放的线条扑面而来,带来的冲击力足以使那些四平八稳地,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自己重复着别人的画家惊醒。

          人们常常说的八五新潮,也许就是这时杀出了一匹匹黑马,一晃十几年过去,大浪淘沙,还能跑的黑马已经不多,有的变得温顺,已没有当年的闯劲,有的小有名气、安逸而舒适、月进斗金地经营者自己的艺术和生活,有的如流星划破长空,瞬间即逝,暴露出明显的后劲不足。有的穷困潦倒,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对艺术失去了信心。有的早已改弦易辙,发挥着自已的特长和潜能,拚搏在生意场,当起了大大小小的老板。人们无可奈何地适应着市场经济的冲击,实现着自我的人身价值,连那些名画家也在穿梭似地忙于走穴,当年齐白石一平尺两元,用西洋红另加一元的润格已被天文数字所代替。当代画家的别墅、歌特式洋楼和齐白石居住的四合院已不是一种概念。潘家园的出现说明了那些社会最底层的画家是怎样廉价地用自己的辛苦劳作换取着一日三餐。对那些名画家作品的天价表示不满的小画家在画室里、作坊里复制着名家的原作,鱼目混珠的市场让收藏家望而却步。空前的繁荣,空前的混乱的艺术市场逐步向着有序的市场运作过渡。

          一百年在历史上只是一瞬间,多少志士仁人呕心沥血,卧薪尝胆也只是做了美术事业发展的铺垫。那只有在大辞典里才能查到的名字是给与他们终生奋斗的回报。这一百年有清廷的腐败,有八国联军的肆虐,有军阀混战和八年抗战,有新中国的成立,还有那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且喜改革开放后迎来了艺术的春天,宽松的艺术环境和飞速发展的现代化经济给艺术创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展望新世纪,能为新的一百年的美术事业作出些什么?是总结了上一百年美术史之后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2001.9期《美术界》、2001年24期《美术之旅》发表
        2005年《河北日报》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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