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布谷与香港中国画的文化取向（作者：尚辉）

　　中国画的新变，既可以从生活出发，通过对现实世界的审美发掘和发现来推动中国画形成新的气象和风尚；也可以从文化入手，通过不同类型的文化激发构筑不同文化观念下的艺术理念，从而促进中国画的语言变革、构建新的审美规范。在大陆，这两种情形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画变革的轨迹。不过，从生活与时代的角度而演绎的中国画新变，往往居于历史的主流。相对于港台中国画而言，大陆中国画的演变无不充满着对20世纪中国人文形象的再现与表达，而港台中国画更多的是摄取不同的文化基因。特别是对于香港这样的地区来说，它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本土性特征，不是越来越突出，而是越来越具有多元文化的混融性，除了中国本土文化，英国殖民文化、欧美文化、东南亚文化也都兼收并蓄地混融于此。因此，中国画作为一种文化表征也逐渐要适应这种文化混融性的需求，并由此发生观念和语言上的变化。像这里的汉语不会很纯正一样，中国画也不会固守它原有的笔墨理念，中国画在这种混融文化中获得的是一种媒材的文化身份，而不是寄至味于象外的文人画的经典性。
　　蔡布谷的中国画就充分反映了这种多元文化混融性的语言特征。他的中国画绝去了中锋用笔，乃至绝去最鲜明的用线艺术特征，也很少传统山水的皴擦程序，更多的是将传统用墨"七法"中的"泼墨"和"破墨"放大独立出来，并由此把色彩的理念、用水的技巧和现代艺术珍视的偶或性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斑斓、瑰丽、奇幻、淋漓的视觉新体验。从本土的中国画规范看，她的画可能让人觉得不够纯正；但从香港文化的视角，便会觉得极其自然而贴切，她的作品充分地表达了时尚多变、整洁条理、快捷高效、多元共处的香港文化特征。相对于大陆中国画的那份沉重感和经典性，蔡布谷的作品显得轻灵和明快。这并非说她的作品缺乏耐读性，而是她创作的着重点不在于那些所谓"形而上"的笔墨之"道"，而在于寻求畅心爽目的绘画性，她把色、水、墨的渗化之趣、偶或之机、变幻之妙都原原本本地保留在画面上，由此构成春山之境、原野之阔、荷塘之姣。她很少复现现实生活的场景，其山水、荷塘也不是追求生活的自然之趣，而是体现了都市文化的视觉审美体验，那些作品虽然没有直呈都市，但表现这些山山水水、花花草草的艺术语言类型，都不是乡土的而是都市的。正是这种语言类型揭示了多元混融的都市艺术理念。
　　实际上，蔡布谷接受的中国画学教育倒是颇为纯正深厚的。她出身于书香门第，成长在六朝古都的南京。她的父亲蔡知新是五十年代就开始享誉画坛的名家，祖父是深谙国学的社会贤达。她从小就生活在艺术氛围浓郁的环境中，5岁起就有作品在全国儿童画报上刊发，而且练得一手好书法。她成长的年代，正值文革后期，虽然对当时大部分同学来说都荒废了学业，但家庭环境的熏陶和父亲的耳提面命，她的绘画基础打得十分扎实。因此，文革后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的第一年，她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成为5名中国画专业学生中最年轻的唯一一位应届生。在这个由徐悲鸿亲手开创的原中央大学艺术系的母校，她接受了徐悲鸿、傅抱石、陈之佛等大师嫡传弟子的悉心培养，并以其聪颖的悟性而博得老师的青睐。毕业后，她如愿以偿地成为高校美术教师。
　　以她的天资、学问和经历，她未尝不会在国内成为一位名家。但生性不甘平淡的她，于九十年代只身来到香港定居。幸运之神总是对她情有独钟，来港三个月，她就进入了著名杂志社，主编当时对大陆、日本、东南亚都颇有影响的《收藏天地》。正是在那里，她接触了当时海内外一流的大师名家，掌握了信息最新的美术动态；也正是在那里，她找到了自己的艺术创作空间，画风为之一变。可以想象，一个从传统文化浓郁的六朝古都走出的中国画家，会在那样的氛围中解开多少思想的束缚；也可以想象，一个已具有扎实的中国画学功底的画家，会在那样环境里怎样尽情地展开她探索的翅膀。蔡布谷的灵性和悟性让她很快适应了香港社会的文化生存空间，并从这种多元文化的混融中吸取有益的养料，构成了她今日的艺术风貌。
　　今天，作为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顾问的她，除了任《大公报》美术编辑和画坛版、收藏版的主编之外，还兼任香港大一艺术设计学院导师、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进修学院美术导师及香港美术家协会理事、《香港视艺》杂志主编等职，她不仅早已融入了香港文化，而且成为香港美术文化的积极推动者与代言人。她的身份让她有更多的机会每天接触南来北往的文化艺术，而这也正成为她将多元文化融入自己艺术创作的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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