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宝林说：我的中国画情结（作者：周天黎）

　　纵观中国美术史，有如下特点：
一是中国绘画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发展而向前拓展。因而没有继承，发展就没有了根基。反之如若没有发展，继承也就没了意义。因此今天的创造，就是明天的传统。由此可鉴，传统的内容包括了昨天、今天和明天。
二是无论是异族统治，还是外来文化的入侵，最终会被中华民族所包容、所吸收、所消化，而最终变成自己民族的东西。这归结到一点，即是中国绘画以其强烈的民族特性、民族精神、民族气魄自立于世，由此受到各国人民的尊重。
说到中国画的兼容并蓄精神，则不得不归给其笔墨语言的博大与精深。无论是山水画、花鸟画，还是人物画，都无可避讳地要以笔墨运作为其基本表现手法。反之，离开了笔墨，也就没有了中国画的民族性。
然而，笔墨功力的练就，总是旷日持久地费人心力，须以日积月累的硬功夫磨炼而成。因为，笔墨功夫的深浅，往往关系到学路的宽窄。笔墨功夫越深厚，掌握的技法越多，那么以后的艺术创造中所拥有的手段也就越高明。反之，没有扎实的基本功，也就没有后劲，以后的创作探索就会受到种种局限。
所谓的基本功，我的体会就是在体悟古人笔墨内涵的基础上，能够激发出超越时代限制的现代审美因子来，惟其如此，才可以说，使继承与创造成为一个整体，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这样的继承才是一个不断深入，永远没有句号的过程。
笔墨当随时代，即笔墨与时俱进，这是不言而喻的历史定理。不管哪个时代的作品都必然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任何时代的画家，不管他是"崇古"的，还是"立新"的，都必然具有那个时代的"现代感"。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画家责无旁贷地在探索中国画的现代化，力求使中国画向现代型转轨，使古老的中国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艺术。现代艺术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它是随着时代的变异，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它必然紧密地伴随着那个时代，贴切地反映那个时代的审美观念。随着工业文明，知识经济的发展，画家的创作则体现在他对时代精神的敏感和把握上，因此观念更新就成了画家"转型"为现代艺术家的首要前提，这是其一。
其二是观念的更新必然导致形式上的突破。纵观古今中外的大家，成功的关键无不体现在形式上的突破与建树。因此，现代艺术首先必须具备现代形式，这个形式当不同以往任何时代。震撼力和冲击力是现代艺术表现的着眼点，是画家的审美理想，艺术观念和生活感受在其作品形式中的集中表现。
其三要使现代形式完美无缺，还必须调动一切现代手法。这个手法既包括古老观念中的传统笔墨，也包括现代的物理手段，还应该根据需要去发明创造，即多种技法的综合运用。目的只有一个，即不择手段地使画面达到尽可能完美的状态，但万变不离其宗--笔墨。在这里，其实已极大程度地张扬了现代画家的表现欲望。而且，正因为有了这个与古人大不相同的欲望后，任何"发明创造"或者说"不择手段"，均成了"法自我立"的自由之说。
黄宾虹在半个世纪前曾说过："画无中西之分，有笔有墨，纯任自然，由形似进入神似，即西法之印象。"又说："欧风东渐，心理契合，不出廿年，画当无中西之分，其精神同也。"显而易见，黄宾虹并没有陷入什么是民族性，什么是世界性的争辨，而是从东西方艺术纷乱的表像下，努力找出契合点。这无疑给我们提供了明确无误的启迪。发扬民族性，其目的是为了拥有世界性。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把自已的视野禁锢在封闭的地域性及狭义的民族性小圈子里，是注定不能获取世界语言，是不能走向世界的。
一位有作为的艺术家，首先要甘于寂寞，同时也要有胆量和学识。即使一时被人误解和"看不懂"也在所不惜。真正的艺术大师都是跨越时代的。任何近视的，功利的，只能是一个"委琐"的三流艺术家。
时代变，思维变，意境变，形式变，笔墨也在变。宁肯要不定型的变，也不要不变的定型。定型即是僵化，定型不等于个性。
黄宾虹提出的"不与人同"（常用章印语）是我另一个追求个性语言的遵循法则。"不与人同"就是不与任何人同，不与古人同，不与洋人任，也不与今人同，就是自己前后的作品也要追求不同。艺术只有"不与人同"、"陌生化"才有存在的价值。
传统的中国画有其辉煌的过去，也应该有灿烂的明天。在新的世纪里，我们应该认识到，现代中国画不只属于"懂得"笔墨的国内同行，而且应以其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更为强烈和新颖的形式，为更多的人--具有现代思维和现代审美理想的人所拥有，从而使我们的传统绘画具有更广泛的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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