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灵国画 白茅

性灵，性之发为情，灵应是灵慧。人性是相通的，最个人化的生命欲求，包含着最普遍的人性欲求。古代的生活已灰飞烟灭，但他们创作的心性的文字、艺术，却能超越时空，打动今天人的心；灵慧是识见，是“悟”，是迥异于人的机智慧黠。我相信任何一个人性未泯的人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性灵。
晚明反理学杰出斗士李贽曾提出“童心”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童心说》）后又有同时期的新文学领袖袁中郎提出“性灵说”，袁中郎24岁时前往麻城向李贽问学，李贽用人性论反对理学，用个性解放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用怀疑论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李贽的看法，使袁中郎茅塞顿开，此后，中郎人生哲学、诗文理论无不受到李贽的影响。袁中郎“性灵说”《叙小修诗》：“弟小修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魂。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余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脱尽近代文人习气故也。”
在国画的实际观照、创作中，我认为自然与趣味的境界、意趣，应当是国画最重要、最高的美学创作本质规律。文学的“性灵”与艺术的自然、趣味之间思想上的渊源，是中国文化背景之下的各类门科的自然融会贯通，是不期然而然的。
“自然”，是老子学说中最高的概念，《老子》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论述，泛言之，“自然”就是“道”的源头。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夫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精，精之病，而成谨细。自然者为上品之上，神者为上品之中，妙者为上品之下，精者为中品之上，谨而细者为中品之中。”自然天成，不带丝毫的人工斧凿痕迹，是一切文艺作品的止境。自然当不是专指质朴，也可以包括“浓丽”、“野逸”、“狂放”、“平淡”、“秀润”等等。但这个“浓丽”应是“自然浓丽”，这个“野逸”是“自然野逸”。一句话，一切都要达到“自然”。“自然”也不是废除雕镂藻饰，艺术是需要有渐悟升华过程的，但苦心经营、最后的归宿仍应是自然。
“趣味”，谢赫《古画品录》评戴逵绘画：“情韵连绵，风趣巧拔。”清人张潮说：“才必兼乎趣而始化。”齐白石谈艺：“不似之似，天趣自然。”石鲁也曾说：“趣”字是一个“走”一个“取”，组在一起就是取了就走。画没有“趣”，谁喜欢，谁要啊!趣味是比自然更主观的、可视的，是绘画创作中最关键处，最见一个画家的灵慧高低的。
具体到古代画家的作品，五代石恪的画，无拘无束、笔墨放逸、粗犷简率，不专规矩；南宋梁楷的画，简括削劲，剔尽冗繁痕迹，喷薄而出。米友仁的画，横点林泉幽壑、烟云雨雾溟蒙烟润。牧溪的画，意简墨灵、不饰雕凿、随性而出，笔境意境灵奇自然。玉涧的画，笔墨简减恣率，墨彩浓淡交融，以虚代实、意境清逸。徐渭的画，逸气豪发、狂野不羁，随兴所至，笔墨淋漓……以上这些画家都有共同特点：以意取形，下笔势如风雨，随性所至，任心所成，不求形似求生韵的自然趣味。
无论前贤抑或我们的许多前辈，在中国画的实践与理论总结中，都特别强调“性灵”的至关重要。在我跟随李世南先生的十年当中，不但亲身体会到先生创作时的状态，而且先生几乎把“性灵”的发挥看作是一幅作品成败的关键。他说：“只有从心底自自然然流淌出来的才是真实的感情。一笔一墨，乃至物体的形态、画面的形式，甚至纸上落下的一滴淡墨，溅出的几点墨汁，都成为画上不可或缺的表情。”“有感觉的笔墨才有生命，有生命，画则活。死抠的画，抠得再到位，也是死蛇一条。”“我们的许多创新是借助于外来的，不知道‘佛在心中’的道理，我常常说，世界上没有一个相同的指纹，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那么，只要你把自己真实的袒露出来，剥开你的胸膛，捧出你鲜活的心，做回你自己，你就是你，独一无二的你。新， 自然也就不期而新了”。
因此，先生在作画时，常说要忘掉古人、洋人、今人，进入忘我、无我的状态，让笔墨像血液一样汩汩地流淌。作画写字一定要自自然然，动真性情，自己都不激动，作品怎么能打动别人呢?先生进一步认为“笔墨是心迹的物化。任何对笔墨的执着恰恰是背离了笔墨。当你不再执着于恒常不变的笔墨，你才会发现无限宽广的天地，你的心性才会在无拘无束的挥洒中真实地显现”。
国画的技巧到材质其实也都是最见性灵趣味的。首先是用笔，用笔讲究的就是笔性。没有笔性画出来的画就如泛黄的一条死鱼。材质，笔，古人云“惟笔软则奇怪生焉”，毛笔作为一种工具，在表现上具有其他任何种类的笔所不能比拟的丰富性。柔软所决定的特性，使毛笔可以表现出笔形的富有特质的方圆曲直、笔画的粗细长短、笔质的肥瘦光毛、笔性的刚柔巧拙和笔显起伏；而执笔的搦管捻管，运笔的无限变化，达到外夺造化天工、内取灵台方寸的性灵的境界。墨，清透温润，沉着有古雅气，不似丙烯黑色颜料，贼光四射。墨一直是国画最重要的造型主色。唐代有张彦远说墨分五色，现代有黄宾虹“七墨说”(即是浓墨、淡墨、破墨、泼墨、渍[积]墨、焦墨、宿墨)。通过水墨的变化来表现物象的向背、凹凸等形象的变化，同时又通过墨线的轻重、疏密变化来表现画面的节奏和韵律，更有用纯泼墨来表现的，如王洽、梁楷、石恪等，以及宋以后提倡的“水墨为上”的水墨画。用墨来体现中国文化精神是中国画特有的。宣纸，性润腴柔，遇水墨变化瑰丽未测，可谓至性至灵。
既然道理已经说得这么明了了，那么我们且来看看当今的画坛又是个什么状况，真是让人一片茫然。现在的很多国画，或死守主题性、或一味求大、或奴颜婢膝泥古媚西、或矫饰做态等等，比比皆是。这些画都有一个通病，缺少从画家心底流淌的真感情，缺“写”，缺直抒性灵。今日画坛这样的状况，原因是旧的陋习没有铲除，又陷到新的误区，是掌握话语权者的功利目的，是观赏者的惯性等造成的。而现在许多争论：笔墨等于零、回归传统、走向现代、民族性、世界性、现代性等等也又根本解决不了“怎么画”的问题。这些争论都只是隔靴搔痒。只有重视性灵，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中国画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
当下的意识形态、已变得荒寥的工业化时代背景，使文人知识分子画家们感到人生天地间，无可依凭，他们受到巨大的冲击，以至于其中不少文人的价值标准发生了变化，随波逐流去了。一个画人的性灵失去、荒芜是可怕的。现在画坛是重制作、重设计之时，守住自己内心的净洁，不依傍权势、仰人鼻息，护持性灵，该是中国画人多么重要的操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