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壁画

　　先秦之时，已经开始在神圣庄重的建筑物如朝堂、太庙、祠堂中绘制壁画。孔子曾在周朝的明堂里参拜古代帝王尧舜桀纣的画像（见《孔子家语》卷三），屈原也曾在楚国的先王庙里观看天地山川神灵鬼怪圣贤的图画（见汉·王逸《楚辞章句·天问序》）。汉代壁画大兴，如果说王逸的儿子王延寿写的《鲁灵光殿赋》里描写的光怪陆离的壁画，还只是王府殿堂里的情况，那么，《后汉书·西南夷传》的记载则透示出壁画更普及到一般州郡廨署中：“是时，郡尉府舍，皆有雕饰，画山神海灵，奇禽异兽，以炫耀之。”以后，随着佛教寺院以及石窟的兴盛，南北朝壁画创作进入了高峰。唐、宋时期民间杂神淫祠的泛滥，又使寺庙壁画更加普及开来。
　　寺庙壁画中常常有奏乐的场面出现。北宋画院待诏高益就曾在东京大相国寺画有“供献乐部”壁画一堵（见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当时人沈括称赞说：“相国寺旧画壁乃高益之笔，有画众工奏乐一堵，最有意。”（《梦溪笔谈》卷十七）壁画图绘奏乐场面，是象征着庙里的祭祀仪式。宋元时期祭祀雅乐多由俗乐（包括戏曲演出）代替，故而神庙壁画里也就出现了优戏场面。例如宋·李新《跨鳌集》卷十六《潼川二顾相公祠重画记》说，他曾于北宋大观初年进二顾祠，“周揽四阿，循墙而趋，粉垩图绘，皆作伶官弄臣像。”又如元《至顺镇江志》卷八载，县治东北二里有东岳庙，北宋创建，其中“壁画乃大观四年名笔所画，仪卫优伶衣冠器杖皆极精妙”。这两处优人壁画都绘自北宋末的大观年间（1107～1110年），此时恰恰是宋杂剧兴盛之时。如果说，这些资料还没有明确指示为优戏演出，那么，南宋范成大《骖鸾录》所记在湖南衡山南岳庙看到的壁画，则是确凿的证据了：“自宴乐、优戏、琴奕、图书、弋钓、纫织，下至捣练、汲井，凡宫中四时行乐作务，粲然毕陈。”可惜，这些壁画今天都已经无从得见了。
　　我们偶尔见到的戏曲壁画出现于山西。山西多有寺观，佛教、道教都把这里作为重镇，而它在唐、宋、金、元时期的重要经济、军事、文化地位，以及与长安、洛阳、汴梁隔河相望的地理位置，导致大批名匠巨手往来于大河南北，促进了这一带地区壁画艺术的发展，也培养了当地成批的民间画匠。宋真宗时主持著名道观玉清昭应宫壁画绘制，与武宗元并任左右部长的王拙，就来自山西。山西繁峙县岩山寺壁画的作者，金朝御前承应画匠王逵则有可能是由北宋画院入金的。著名的永乐宫壁画则有洛阳名工马君祥、襄陵名工朱好古参加绘制。另外，襄陵张伯渊、芮城李弘宜、古新田德新、绛阳张遵礼和刘士通父子、龙门王士彦、洪洞曹德敏、孤峰王椿等，都参加过一些寺观壁画的绘制。著名的洪洞县霍山明应王殿壁画，则由当地的“绘画待诏”：东安村赵国祥、周村商君锡、南祥村景彦政等人绘制。当时一些村落画匠能画出如此精妙瑰丽的壁画作品，足见艺术修养之深。
　　壁画中还应划出墓室壁画一类。在前述仿木结构雕砖墓葬里，有一些墓壁装饰不用砖雕图像，而换成壁画。墓室壁画在汉唐时期早已广为应用，因此出现于宋金元墓葬里是顺理成章，只是由于砖雕装饰对它形成了冲击，使之不如以前那么兴盛而已。这类壁画墓在建筑结构上常常与雕砖墓大体相同，只是壁间不砌雕砖，而以白粉漫壁，上施彩绘，但额枋斗拱仍用雕砖砌成。墓室壁画的常见内容仍然为戏曲作场、墓主人生活起居等。宋元戏曲壁画墓的盛衰过程也一如雕砖墓，兴起于北宋后期，金承之，至元而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