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宽广的孤独（作者：曾子墨）

　 来源 ：凤凰网
　　曾子墨(主持人)：在中国西北边疆寸草不生的祁连山下，在千年戈壁的瀚海风沙中，矗立着文明世界的敦煌莫高窟。1千多年里，它历经了自然侵蚀、战乱和抢掠，1961年，莫高窟被国务院首批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并于1991年授予了“世界文化遗产”证书。有人曾经说，没有人看了敦煌会无动于衷，而更多的人会说，没有常书鸿，就没有今天的莫高窟。



　　解说：当一轮红日从三危山的的高峰上升起时，无数开凿在峭壁上的石窟，像蜂房一样密密麻麻，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令人惊心动魄，赞叹不已。这是1943年，常书鸿第一次来到敦煌时留下的文字，那一年，他39岁，敦煌于他，是梦中的神灵。今天，在莫高窟盘踞的无边沙漠里，这位老人已经沉睡了15年，人们相信，它的魂魄并没有离去，因为，他已是敦煌永久的守护神。



　　常沙娜：他们研究院为了纪念他100周年，专门印了这本书《常书鸿画集》。



　　解说：和父亲一起在敦煌艺术里浸淫了大半辈子的常沙娜，如今已经是一位78岁的老人了，作为知名的敦煌艺术家和工艺美术设计家，沙娜认为自己的敦煌情结来自遗传。



　　常沙娜：很多人都知道常书鸿是守护神在敦煌，但是不知道他留过法，也不知道他还是油画方面，还是算是很出色的。



　　解说：巴黎全世界艺术家梦想的天堂，上世纪三十年代，在第十六区塔格尔路的一幢小屋里，渐渐长大的沙娜，一次又一次的见证着三口之家的节日。每到周末，父亲的朋友们便络绎而来，常家的小客厅，便成了中国留法学生的艺术沙龙。因为在那留学的有家室，有孩子的很少，就我父亲很巧了，我母亲后来跟着去了，完了也学雕塑，安排了一个家，完了不久就生了我，所以总是把我们家做成聚会的一个场所，这个你看他们兴致那么高，他们搞了一个好像一个飞机模型，大家趴在上头，挤在上头，每个人都签名，看得出当年的那些留学生的那种心情。



　　解说：徐悲鸿、王临乙、吕斯百、刘开渠，未来这些名字将使中国现代美术史群星璀璨，然而，1935年的巴黎，中国留法美术生们最羡慕的人是常书鸿，彼时，这位浙江籍青年虽然只有31岁，却已有近10年的留法经历，他的恩师是鼎鼎大名的新古典主义大师劳伦斯，在巴黎，他似乎找到了安放灵魂的神龛，因而才思泉涌，佳作叠出，他多次跻身法国国家沙龙展，先后获得三枚金奖和两枚银奖。不久前，他的作品已被纳入法国国家博物馆。



　　常沙娜：这个很著名的，就是画家家庭，这是我母亲，这是我，我母亲叫我父亲叫二哥，是表亲。



　　解说：常书鸿的妻子陈芝秀窈窕秀丽，性情温婉，他们和谐温馨的家庭同样令留学生们羡慕不已，可以说，1930年代的常书鸿，事业和人生都圆满的如同梦境。然而，这一天，在塞纳河边的旧书摊上，命运之神猝不及防地将一本厚厚的小册子，塞进常书鸿的手中，他的人生被改变了。



　　常沙娜：我父亲一翻，法国人到了敦煌，是甘肃，中国的甘肃敦煌，而且又是这么珍贵的一个石窟，艺术壁画啊什么，彩塑啊，虽然是佛教的，但是那艺术的价值了不起，他从来不知道。他很惭愧，我们作为中国人都不知道中国的艺术，几千年的艺术都这么了不起。



　　解说：常书鸿手中的这本小册子名叫《敦煌图录》，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道士王圆菉在清理流沙时无意中发现后，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闻风而至，大批经卷和壁画被他们以不名誉的手段裹挟出境，《敦煌图录》中令人怦然心动的图片，其拍摄者就是法国人伯希和，震惊之余常书鸿每天都来光顾这个旧书摊。



　　常沙娜：那个书很厚，那个卖书的那个人就说，你天天都来看，他说，我很感兴趣，那你买，他说我买不起，那你到集美博物馆有很多东西都在集美博物馆。后面他去了，去了集美一看那实物，藏经洞拿走唐代的卷画，那不得了，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解说：常书鸿感到，一个奇妙的世界正在向他徐徐打开，这些从北魏到盛唐的壁画构图恢弘，色彩瑰丽，想象飞扬，其气势、其内涵、其美感、其世俗与神圣的水乳交融，都足以与他所崇拜的拜占廷艺术相媲美。



　　常沙娜：他说，我是数典忘祖了，我光知道希腊、罗马，知道法国，我不知道我的祖国还有这么了不起的艺术的一个石窟。他说我应该回去，回去，回国的时候，我一定要到那里，那就结下这个缘分。



　　解说：1936年，常书鸿怀揣北平艺专的聘书，只身踏上了回国的列车。



　　常沙娜：他说我先回去把家安置好了，再把你们接回去，都说好了，完了我妈妈就想得很好，开始买啊，买东西啊，买窗帘啊，就想着好好置一个家。



　　解说：在北平艺专教书的日子里，常书鸿暗暗探索着接近敦煌的可能性，一次学人聚会上，他与同样痴迷敦煌的建筑学家梁思成，一见如故。梁先生告诉他，敦煌壁画中蕴含着大量已在人间失传的，唐宋建筑的珍贵史料。然而，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震碎了学人们幻梦，第二年北平艺专开始往西南后方搬迁，就在这时，妻子陈芝秀带着女儿沙娜从法国回来了。一家人刚刚团聚，便踏上了颠沛流离的逃亡之旅，1939年2月4日，常书鸿把芝秀母女安置在贵阳一家旅馆里，便匆忙出去奔走校务。



　　常沙娜：那天天刚晴，过了一会就听到飞机拉警报，轰轰轰，他们好多人就说这是演习，这是演习，刚说了这个啪嗒啪嗒啪嗒，一下子整个一片黑，我妈妈拽着我就在桌子底下就保护我。等到飞机过去了，炸弹炸完了，一出来一看，全是黑的了，烟，然后叫，完了一看，地上好多人都断胳膊断腿了，吓死了。



　　解说：这件事之后陈芝秀皈依了天主教，1941年常书鸿调任教育部下辖的美术教育委员会，一家人结束漂泊，在重庆安顿下来，不久长子嘉陵出生了。



　　常沙娜：这个就是我们住的地方，我们住在凤凰山，叫《凤凰山即景》，这是我，我养的鸡，养兔子，这是我妈妈抱着嘉陵。



　　解说：安定的日子，尚未展开，常书鸿的机会来了，1942年，洛阳龙门浮雕《皇后里佛图》，惨遭奸商盗卖，围绕这一事件，重庆文化界呼吁加强文物保护。于是，敦煌石窟被劫掠的命运再次被人提及，不久，在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主持下，隶属于教育部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成立。经徐悲鸿和梁思成的联合举荐，常书鸿被任命为筹委会副主任。



　　常沙娜：这个于右任支持了我父亲，他就讲了，藏经洞没有了，但洞窟还在呀，壁画还在呀，彩塑还在呀，石窟依旧啊，谁去保护，谁去研究?徐先生也鼓励他，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梁思成也说，说我现在身体不好，我要身体好，我一定也要去。



　　解说：苦苦等待了六年的常书鸿兴奋不已，然而凤凰山的小屋里，一场争吵不期而至。



　　常沙娜：我母亲就说，你疯了，你要去你去，我不去，沙娜也不能去，她还要上学。后来她跟我说，我妈妈说，你爸爸疯了，还要到甘肃去，甘肃那个荒芜的地方，连房子都没有，都住在窑洞，我说是吗，我说我也不去。



　　解说：一番流泪和争执之后，常书鸿和妻子达成协议，他先去，芝秀随后。



　　常沙娜：最后还是走，我爸爸就是这样，杭州人据说有一个话，他自己也说，杭铁头嘛，认定了的事情，非要做到不可。

　　解说：1942年10月，常书鸿乘坐一辆敞篷大卡车从重庆出发，一个多月后抵达兰州，1942年底，在兰州召开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会上，有人提议将研究所设在兰州，常书鸿坚决反对。他说，兰州离敦煌一千二百多公里，怎么搞保护?怎么搞研究?如此一来，常书鸿在兰州备受冷遇，人员招募和器材供应都陷入窘境，无人问津。无望之际，常书鸿遇见了自己北平艺专时的学生龚祥礼，在他热烈而近乎哀求的劝说下，龚祥里被打动了，他答应跟随老师去敦煌，并推荐了自己的朋友陈延儒。通过甘肃省教育厅，常书鸿又从公路局招来了一个文书和一个会计，这便是他西行敦煌的全部人马。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一行六人从兰州动身，他们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顶着高原早春的刺骨寒风，开始了一生难忘的敦煌之行，终于一个月零四天后，当一轮红日从三危山升起时，他们看到了远处的千佛洞。



　　解说：当常书鸿终于站在莫高窟面前时，这座宏伟的建筑却让他心痛不已，在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宝藏被劫已经三四十年了，而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却仍然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护，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做淘金人夜宿的地方。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残垣断壁中，随处皆是。我不胜感慨，负在我们肩上的工作，将是多么艰巨沉重”。莫高窟地处戈壁荒滩之中，唯有窟下搭建了上、中、下三座寺院，常书鸿带着工作人员搬入中寺，门口挂上一块写有“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的粗糙木牌后，便开始工作。



　　孙儒僴(敦煌研究院研究员)：他去的时候是1943年，张大千1943年也在敦煌。1943年秋天，张大千离开那里回四川，就跟他说，我们走了，你可是无期徒刑啊。



　　解说：虽是无期徒刑，却是自觉自愿，面对劫后余生的艺术宝藏，常书鸿暂时放弃了他的艺术，干起琐碎繁巨的石窟管理员工作，而这工作的第一步便是治沙。



　　范华(原敦煌研究院职工)：刮东风还好，就怕刮西风，刮西风山后头有个沙山，一刮西风就把沙子刮来，那个沙子就像流水一样，哗哗，就这样子流，隔几天就往出清，隔几天就往出清。



　　解说：起初，常书鸿屡次向国民政府打报告，希望县府帮助他们治服流沙。然而，万不得已拿出几文大钱之后，敦煌县府表示爱莫能助，常书鸿只好自己想办法。



　　孙儒僴：他当时请教了一些老人们，说是这个沙该怎么办，人家告诉他在山崖上，边边上修一堵墙，沙来了就把它挡住了。



　　解说：一个开饭馆的师傅告诉常书鸿，莫高窟的水咸，只要夯实了，便可用沙土筑墙。于是常书鸿带领全所同仁，会同敦煌县民起早贪黑干了50多天，筑起一道高2米，长2000米的沙墙，将492个石窟连同上、中、下寺三座庙宇，严严实实的保护起来。为了处理洞窟内外的积沙，常书鸿发明了一种他称之为“拉沙排”的工具，以绳索拉动木板，一点一点把沙子刮出来，治沙的同时，常书鸿开始带头植树。



　　常沙娜：我父亲那时候带头种树，是必须要种的，每年种树，砍树是绝对不行，据说文革的时候，打倒常书鸿，砍一个树给他看。



　　解说：让常书鸿喜出望外的是，不久他的学生董希文、张琳英、张民权、乌密风等人自筹经费，千里迢迢赶到敦煌。他们的加盟使研究所实力大增，洞窟保护、调查、编号以及临摹工作终于得以陆续展开。然后，与此同时恶劣的生活环境也在不断考验着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范华：那会子的条件可差的很，都是毛驴，买一次东西得两天，头一天去，第二天回来，有的时候买上的肉，一路上天气热就臭了。



　　解说：中寺房间有限，新来者只好住进马厩改造的宿舍。1944年，刚刚进入初冬，来自内地的年轻人们，第一次领教了敦煌了冷酷。



　　范华：冬天没有火炉子，晚上睡觉大家都发愁了，你像敦煌的人还可以，热炕，他们外面的人来睡热炕不习惯，到晚上就去钻冷被窝，早上起来鼻头上都是一层霜啊。



　　解说：研究所的年轻人大多来自天府之国，大西北的饮食同样让他们难以消受。



　　范华：每一个干部都是轮流管伙食的，买来菜都是由这个管伙的人管，他就要按你一天吃多少菜，你如果吃多了就没有菜了，如果断顿的话，就是面条子里头撒点盐，就倒点醋，撒点盐和点辣子，就那个样子坚持的。



　　解说：物质上的艰难尚能忍受，大漠深处的孤独却足以将人摧垮，形影相吊之中，常书鸿不断写信，鼓动妻子带儿女一同落户敦煌。



　　常沙娜(原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常书鸿女儿)：我记得是秋天去的，很苦，一路上走了一个多月吧。从秋天到冬天，我妈妈是很时髦的，顶多穿个棉旗袍，后来越走越冷，后来到了那里，我爸爸就劝我妈妈，说这个气候你应该改装了。改成披个大的老羊皮大衣，完了我妈妈坚决不接受，后来到了兰州没办法，她就开始改装，她的打扮人家兰州好多老乡都没有见过。



　　解说：从一开始，陈芝秀就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然后，当她走进莫高窟的那一刻，精美的彩塑和壁画还是摄住了她的魂魄，在丈夫的鼓励下，陈芝秀拿起了久违的雕刻刀。



　　常沙娜：到了敦煌，我倒一直蛮开心的，穿着老羊皮呀，骑马呀，这是我们那时候的家，有梨树，现在这梨树，你们上次去看了吗，长得很大了，这当时很细。



　　解说：生长在艺术之家的常沙娜，自幼喜欢涂涂画画，13岁这年，在莫高窟的大漠深处，沙娜开始了她的艺术人生。



　　常沙娜：这画的是我《临摹工作的开始》，这个衣服还是我妈妈织的，我的印象很深，这是敦煌的一个女孩子，当地的女孩子，背景就是用壁画来相称。



　　解说：在只有黑白胶卷的年代，常书鸿决定和学习们一起，通过临摹壁画，来保存这些稀世珍品的本来面貌。



　　孙儒僴：在张大千那个时候呢，起码他是用了透明的纸在墙壁上印摹下来，然后他画画，这样子来的比较快，也比较准确。但是你在画的时候，那个透明的纸在墙上，起码要钉两个图钉吧。或者你用铅笔勾，铅笔有点硬度，甚至就把下面压伤了。



　　常沙娜：后来我们去的时候，他定了一个规矩，不能再拓，只能对临。



　　孙儒僴：为了避免这种印画，他临摹的东西不画原大，就是你要缩小，缩小一点你就不可能去印摹了。



　　解说：临摹开始了，他们的全部家当却只有两卷薄薄的纸，几盒国画颜料和十几支已经发秃的毛笔，无奈，常书鸿带领弟子们用红土、黄土自制了许多土颜料。



　　原敦煌研究院职工：我们一般六点那时候就亮了，光线好的时候，就在七点到十点左右，十点过后太阳就慢慢就斜了。一般画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



　　常沙娜：那个时候没有栈道，都得爬梯子了，这种梯子算好了，还有一种叫蜈蚣梯，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单根的，然后每根都插上那个，然后这么爬所以叫蜈蚣梯，走起来都是颤悠颤悠的，很危险。



　　解说：一天常书鸿和董希文等弟子在第196窟工作时，蜈蚣梯却不知什么时候翻倒了，他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被困在距地近30米高的洞窟中，他们试图沿着七八十度的陡坡爬上崖顶，却险些摔下悬崖。最后，一个当地人终于爬了上去，又用绳子把他们逐一吊上去，这才脱离了险境。这一时期因为种种业务之外的问题，常书鸿经常早出晚归，对妻子和儿女却无暇顾忌。



　　常沙娜：工资国民党政府工资也不按时来，拿到了以后马上贬值，马上要换成小麦，要到地方上怎么的，他整天苦不堪言。他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管那么多事，所以他有时候很烦燥，所以他有时候有火，就向我妈妈发，向我发，向我弟弟发。渐渐的常书鸿发现，妻子的工作热情下降了，终于1945年初春的一天，陈芝秀突然向丈夫提出要去兰州检查身体。



　　常沙娜：她说她妇科有病，我爸爸还问她要不要沙娜陪你，她说不用了，我去一下就行了。结果还宰了一个羊，我们还欢送她，走了以后才知道，她已经跟那个人，第三者已经约好了，是她的老同乡。



　　解说：得知妻子出走的真相后，常书鸿连夜骑马赶到安西，找遍了所有的车站、旅店，也没有找到妻子的身影，他又继续向玉门方向追去，终因体力不支，从马背上摔下来，昏倒在戈壁滩上。经过三天的抢救，常书鸿醒来了，此时兰州的报纸上注销了陈芝秀宣布和常书鸿脱离关系的声明，相守了20年的夫妻，最终成了陌路。



　　范华：走掉以后，丢下这娃娃咋办呢?那时候嘉陵也没有保姆也没有啥，他白天就叫我说，你把嘉陵领出去玩去，就领到洞子上各处转。转着，他说我回去找妈妈去，找妈妈去，一路就找妈妈去，连哭带闹找妈妈去。



　　解说：陈芝秀出走了，黄土小屋温馨不再，14的少女沙娜用孱弱的肩膀，扛起了家庭的重担，她一边读书，一边参与临摹工作，一边照顾爸爸和弟弟。



　　解说：1945年秋天，常书鸿和弟子们在凄风苦雨中迎来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也迎来了教育部的一纸电文，“抗战结束，百废待兴，国家重建，资金有限，从即日起，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此令消息传来，一位工作人员在屋子正中，贴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大家苦坐无语，泪流满面。经费断绝，事业落空，加之研究人员思乡心切。不久，一个类似散伙的局面出现了。



　　常沙娜：好多人就第一拨像董希文先生、李玉先生、潘节枝，就第一拨艺术家就说，常先生我们要回家了，我们也要复员了。他们待了两年了，也不容易了。



　　解说：当莫高窟只剩下一双儿女和两个工人的时候，常书鸿体会到了一种更为宽广的孤独，万籁无声的夜晚，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于是披衣下床，手持一只蜡烛，走进编号为254的洞窟。



　　曾子墨：常书鸿曾在自叙中多次提到，《萨垂那太子舍身饲虎图》给他带来的震撼，为了让母虎延续生命，萨垂那太子毅然刺破血管，从高崖纵身，此时狂风怒号，海浪滔滔，大地为之震动，风云为之变色。在去敦煌前，于右任曾经嘱咐常书鸿，到敦煌第一要看的就是这幅壁画，现在看来，他的话别有深意。



　　解说：为了挽救敦煌，延续分崩离析的敦煌研究所，常书鸿决心放手一搏，“两头毛驴上分装着我们一家的简单行李，我骑了一头，沙娜搂着嘉陵骑着另一头，时序已是初冬了。千佛洞前的白杨树赤裸着兀立在风沙中，敦煌这时分外清冷和孤独”。常书鸿自传里的这段话，讲的是1945年冬天，他迢迢万里，返回重庆求援的境况。



　　范华：走的时候没有经费咋办呢?他就决定卖家产，卖家产都是我经手，就把它家里的值钱的东西，西装，还有他从重庆带来骑马的皮靴，差不多东西都卖了，拉了好多箱到城里去卖了。常老就筹措了一笔钱，就决定就亲自跑重庆去。



　　解说：临行前，常书鸿把依然留守在敦煌的两个工人叫到跟前。



　　范华：走的时候常老的心情非常沉重，骑到马上还给我们安排了，你们两个人，我信任你们两个人，你们以后一定要把洞窟要保护好。常老就流着眼泪，骑马就离开莫高窟了。



　　解说：在兰州逗留期间，为了制造影响，常书鸿在双城门举行了一次父女画展，展出了三四十幅沙娜的临摹作品和自己二三十幅油画和速写，这些作品均以莫高窟的壁画和景物为题材，画展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



　　常沙娜：好多知识分子，当地的一些官员们，才知道敦煌也有这么多的艺术，所以才知道，所以也支持他，也给了他到一些物质上的支持，或者是交通的支持。但是一路上我弟弟也病了，发烧，在兰州看了病吃药。没有热水怎么办呢?我就用个小玻璃瓶暖在我的棉袄里头，到时候温了给他吃药。



　　解说：1945年底，常书鸿携儿带女，历尽艰辛回到重庆，此时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正陆续赶往南京、上海，重庆几乎没有什么人上班。常书鸿不死心，他联络了向达、陈寅恪、梁思成、徐悲鸿等一干敦煌卫士，在报纸上写文章、发呼吁，为挽救敦煌研究所制造舆论。



　　曾子墨：1946年5月，常书鸿辗转找到刚从延安回来的中央研究院傅斯年院长，在听完常书鸿的情况汇报后，他当即表示敦煌艺术研究所今后可隶属中央研究院，你们的困难和问题都可解决。随后，傅院长又拨来一辆美制十轮大卡车，购置了发电机、照相机和绘画用的材料。



　　解说：1946年的重庆街头，满怀兴奋的常书鸿四处奔走，他为研究所购置了大批图书资料和设备器材，接着便招兵买马，扩充实力。



　　常沙娜：第一批人都走了，第二批就在四川成都召集了一批，年轻的四川美院刚刚毕业的一些年轻人。那个我们叫“四川帮”，全是四川成都人，那时候那是抗日战争刚结束，还有美国好多，那时候十轮卡车美国的军用卡，军用的衣服什么，都拨给研究所，给我父亲。我们就弄那个大的十轮卡，就开始又回到敦煌。



　　解说：重返敦煌，常书鸿没有忘记给沙漠带去生机。



　　常沙娜：我爸爸就说，你带上鹅、带上鸭，带上花籽、波丝菊，我爸爸特别喜欢这种花花草草了，完了我来管。沿途停下来我来喂，两个鹅、两个鸭，后来鹅中途死了，鸭子还活着呢，一直带到敦煌。



　　解说：1947年9月，常书鸿与四川省立艺专的教员李承仙结婚，他的家庭重新圆满起来，此时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已经全面铺开。生力军的到来使临摹队伍实力大增，然而这项工作的辛苦，是这些年轻的毕业生们没有想到的。



　　李其琼(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当时临摹的东西是在窟顶上，而且是背光的一面，就是洞门口的上方一个窟顶，我就弄了几面镜子，在洞窟里边支了一个画板，铺上白纸，但是那张画很大，十几个平米，说老实话，那个时候画画有点像玩杂技。



　　孙儒僴：每个洞子把它的的平面画下来，把它东南西北的各个壁也画下来，然后把顶上也画下来，就是说，在很小的画面上要包括很多内容，是很难的，很细。



　　解说：常书鸿把莫高窟视若珍宝，不容许任何破坏的可能。一次，李承仙进洞工作时，大衣角不小心蹭到了壁画，竟遭到常书鸿的厉声斥责。



　　李承仙(敦煌艺术研究者常书鸿夫人)：因为当时我怀孕了，肚子大，上去下来我就不是那么方便了，我哭了，我说你看看我挺着那么大的肚子我上洞子，我稍微(碰到)一点有什么呢?(常书鸿说)不行，我说你怎么这么凶，完了以后呢，又跟我道歉，你看我，当时我是急了一点，可是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已经一千多年了，你再碰掉以后就没有了。



　　解说：当常书鸿开辟的敦煌研究事业渐入佳境的时候，1948年随着内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所又一次陷入困境。



　　孙儒僴：1948年是什么状况呢，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战争，就解放战争已经到了关键时候了。从报纸上看到，是一天一天地丢地方，经济好像社会上越来越不安定了就是，我们工资也发不下来，走也走不了，没有钱。



　　解说：1948年夏天，常书鸿带着沙娜和嘉陵来到南京，在举办敦煌画展的同时，顺便为女儿赴美留学做准备。



　　常沙娜：这个照片就是在机场上，我父亲走的时候也很难受，在我的小箱子上写了一个SD，这小箱子印象很深，S，就是沙娜的，D就是常，是杭州口音，所以D字。哎呀我很难受，尤其是离开了嘉陵，离开了我弟弟，我又当妈又是姐，他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他，也舍不得我爸爸。



　　解说：8月22日，旨在进一步破大影响的“敦煌艺展”在南京开幕，28日蒋介石冒雨前来参观，展览随后移至上海，参观人数增加数倍。在此期间，常书鸿收到友人告诫，蒋帮末日已到，希望提高警惕，保护国宝。果然时隔不久，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一位司长，送来秘密指示。



　　常沙娜：说是通知他敦煌展览的临摹品要一块送到台湾，他说现在还没有结束呢，他说到时候再说吧。他赶快就把这个就交给董希文的姐夫家里，一部分转移到那，一部分转移到杭州我大伯伯那。等人家再来催问，他又装糊涂。他说，都已经运回敦煌了，这样子总算没有拿走。



　　曾子墨：1945年冬天的一个早上，常书鸿听到一阵喜鹊的叫声，跑出去一看，门前梨树的枝头站着一只落单的喜鹊，他把手里没吃完的馒头放在窗边，这只喜鹊毫无顾忌地吃了起来，第二天喜鹊又来了，并从此成为常书鸿窗前的常客。1949年好消息随着这只已经被养了4个冬天的小东西，一起来到敦煌。



　　解说：1949年9月28日，常书鸿在古老的千佛洞前升起了一面红旗，第一个国庆节刚过，他意外地收到郭沫若发自北京的表扬电报。1950年9月郑振铎发来急电，请常书鸿立即携全部摹本和重要文物赴京，筹办敦煌文物展览。常书鸿连夜骑马从县城返回莫高窟，不久留学美国的女儿沙娜也回国了。



　　常沙娜：到了北平，已经1951年初了，我爸爸正好跟继母还有好多工作人员，敦煌的都在准备筹备那个敦煌画展。后来我呢就在这里，我爸爸说你先不忙，你先帮忙把那个莫高窟的模型，你帮着给上上颜色。



　　解说：5个月的筹备之后，1951年4月，敦煌文物展览在午门隆重开幕。



　　常沙娜：展览很成功啊，那影响很大啊，完了就知道，原来默默无闻地在那里待那么多年的，吃了那么多苦的敦煌研究所，在常书鸿的领导下，在那默默无闻搞出这么多的临摹品。要没有这么多的临摹品，大家怎么能知道，能看到这些东西呢。这石窟也搬不过来，那时候照片也不可能啊。所以梁思成先生、林徽因先生，那时候在清华建筑学院营建系，他们那时候都有肺病，腰都坏了，他们还是爬到那个午门。



　　解说：这次展出取得很大的反响，各大报纸杂志争相撰文介绍敦煌艺术。6月6日，郭沫若亲自为研究所，书写和颁发了奖状。周恩来鼓励常书鸿敦煌工作一辈子做不完，要世世代代做下去。此后在周总理的关照下，研究所的工作条件逐渐得到改善。



　　范华：敦煌艺术展览以后，周总理都亲自去看，就问到这个情况，人员的情况、生活的情况，常老就给汇报了。说现在，我们敦煌主要是没有照明的，就是没有灯啊。上洞子都得每人拿着个蜡，或者拿着煤油灯，一个手端着灯，一个手就在那画。后来可能中央就考虑这个问题，先解决你们照明问题吧，展览会开完，就给了一部发电机。



　　孙儒僴：北京请来三个工人安了几天，洞子前面拉了一条电线，宿舍那边拉一条电线。



　　李承仙：他那天高兴极了，今天电灯来了，到洞子里画画去，一个洞子一个洞子就跑去看，看了以后他就告诉我，他说我到了藏经洞去看了，那个仕女给我讲话了，给我笑了。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我看她跟我笑呢。




　　解说：上世纪50年代，常书鸿多次向文化部反映，莫高窟的崖体上存在明显裂缝，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除此之外，风沙问题和人为破坏的问题也亟待解决。



　　常沙娜：这个他在修理的时候，解放以后就是要大修，修缮的时候画的那个工程搭架子什么的，他都给记录下来了。



　　樊锦诗(敦煌文物研究院院长)：所以常先生最后又到北京去了，中央就50年代搞了一个实验性的加固，因为这实验性加固工程做好了，所以到60年代初，我们说困难时期刚过。中央文化部一个副部长叫徐平羽，带来好多专家，有美术家、考古家、治沙专家、工程专家来，考察以后给国务院打报告，周总理亲自批，拨款100多万，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砾石面的加固。



　　解说：1960年代，常书鸿从各大院校，要来了一批大专毕业生。



　　樊锦诗：他为什么想要，他觉得啊，这个地方以前是临摹搞美术，那么今后，他从长远来看，我觉得他还是有眼光的，就是要做，从人文科学角度去做，做敦煌。不仅我们来了，他从兰州艺术学院，要来一些青年教师，学中文的、学历史的，我们学考古的，都来了。



　　解说：未来，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敦煌学，将在这批年轻人的手中得以诞生、发展。1963年执教于中央工艺美院的常沙娜，带领学生赴杭州写生的时候，以外得到了生母陈芝秀的消息，此时常沙娜早已不再是那个13岁的小女孩，对于母亲的出走，她有了自己的理解。



　　常沙娜：见面的时候两个人见面，那个感觉很难受的，她也没有掉眼泪，我也没有掉眼泪，她完全变了一个人，完全变了。那化妆都没有了，苍白苍白的，那很憔悴。她第一句话就是，沙娜，我对不起你们，但是你爸爸也有责任。我说不要说了，不说了。就这样。后来她嫁给一个工人，她就靠洗衣服、靠给街道什么，给人家打工什么，就给人家街道洗衣服很难很难。



　　解说：此后直到母亲去世，常沙娜一直断断续续为母亲提供经济上的帮助，陈芝秀在给女儿的信中写过这样一句话，“一失足成千古恨”。



　　常沙娜：所以现在回过去，从宏观来看，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折腾了这么几十年，为了事业，为了各方面，你看他舍去了多少东西，最后自己的老婆也没有守住，这个能怪谁，谁都不能怪。



　　解说：正当各项工作顺利展开时，文化大革命很快波及到这个沙漠深处的研究所，常书鸿设想和正在进行的一切都被迫中止。



　　常沙娜：他受的苦很大了，据说都是羞辱性的，除了批判以外，据说不让他住在故居那里了，住在另外的地方，住在一个养牛的牛棚里头，吃东西都不让他立起来，让他趴在那，羞辱性的。不过他顶过来，他觉得他坦然。



　　孙儒僴：坐汽车他就坐汽车进城买东西嘛，还是看病，汽车交给一个军代表开上，路又不好，一跳的时候，他就从座椅上脑袋就碰到车顶上去了，然后又掉下来，这样把腰椎就跌伤了。就那个情况，当时六十几岁，年轻人不让他坐，他就坐到后排去。



　　解说：这幅被常书鸿取名为《万紫千红》的画，创作于1976年，常书鸿恢复敦煌研究所所长职位。在他的回忆录里，并没有多少文字讲述那段岁月，他概括道，“我是一个幸存者，一个留下满身纪念品的幸存者”。而让他最欣慰的是，敦煌的文物也和他一样，幸存了下来。当年在破庙里的敦煌研究所，如今已经是敦煌研究院了，研究条件彻底改变，高科技被广泛用于文物的保护和修复工作，敦煌学的研究硕果累累，在常书鸿的身后，段文杰、樊锦诗、常沙娜和一代代敦煌人继承了他的敦煌事业。



　　樊锦诗：我们现在的工作比以前大踏步发展，但是基础是常先生打下的，我们现在还要加固也要修复。所以我们说常先生是奠基者创始人，敦煌事业创始人，是敦煌事业的奠基者、开拓者。



　　常沙娜：我从敦煌起步，打了基础，完了到了美国又回来，他一直都很关注，希望我把中国的传统要继承下去。他给我送一本书，什么书我现在记不起来了，就是他的原笔，他说“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最近借到这本书，赠给你参考学习，也应该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的时候了”。你看我父亲，随时随地不忘教育我，也不忘就是把传统的东西要渗透。



　　解说：1994年常书鸿在北京病逝，时年九十岁，他的骨灰埋在了莫高窟九层楼的正对面。



　　樊锦诗：我们每年的清明都去看一看扫一扫，我们有选在那个九层楼的对面，这是我去选的。他有在天之灵，生前是守护神，去世以后看着莫高窟最高的大佛的九层楼，让他永远守护着，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常先生永远守护着。



　　曾子墨：去世时先生九十岁，其中的五十年献给了敦煌，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曾问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常书鸿回答，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个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还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还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做完的工作。——常书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