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形写神、形神兼备——关于中国人物画的以形写神（作者：胡明军）

　　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是中华民族传统国画艺术的基本造型法则，也是绘画这一造型艺术理论与实践的永恒话题和基本追求。形，乃指客观事物可视之形态、形象、形状、形体。神，系指事物之内涵，精神气质和气韵。形神在哲学范畴里系指形体和精神，在美学概念上指的是形象和神韵，讲的是神寓于形，以写形来显示形象和表现主体的精神气质。在中国画尤其是人物画的创作中，能否坚持以形写神、以神驭形，正确处理好形和神的依存关系，完整、准确、自然的表现出形与神的和谐与统一，实现形神兼备，是驾驭画面，进行中国画特别是人物画创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是中国画艺术实践发展的产物，是勤劳的中华民族艺术智慧的结晶，它伴随着中国人物画的创作实践、不断升华形成了反映历史现实，指导艺术创作实践的理论。中国历代的画家，特别关注挖掘和表现物象深层的神韵，尤其在人物画形和神的刻画与表现上，进行了艰辛的实践和呕心沥血的探索，以各种技巧、风格和形式，力图用笔下刻画的人物形象表现出自己心灵的感动，再现出构想中追求的最佳神韵。西晋的陆机提出的“存形莫善于画”，说明视觉形象是绘画的基本特征，绘画有形功能的不可替代性。东晋的顾恺之在总结前人艺术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传神”在绘画中特殊地位和作用。首先创立了“以形写神”的论点，重视处理好人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并以“以形传神”和“迁想妙得”两个方面揭示了形和神的内涵，形成了中国古代绘画最早的理论。历代画家也都相继提出了“传神写照”、“形似神似”、“惟妙惟肖”等。特别是南齐的谢赫在总结吸取顾恺之画论的基础上，在他的《古画品录》中系统地提出了“六法”的中国画造型理论。即：气韵生动、经营位置、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传移模写。这“六法”从过去到现在，随着中国画创作艺术实践的积累和总结，日臻完善，成为中国人物画造型艺术的现实主义创作法则。

　　中国人物画创作最终是要通过刻画形象来表现其精神内涵的。神存在于客观本体的形象之中，传神的基础是写形。形是神的载体，形具而神生、形存而神现、形谢而神灭，形之不存神将焉附。形从属于神，服务于神，对形的精心刻画皆是为了体现人物神韵的本质特征。准确而深刻的塑造形象，是中国人物画创作成功的关键和前提。形又是客观实在的，对形的表现应该是科学的、自然的。神是人物画创作的灵魂,是人物画成功创作的决定性主导因素。神又是本质的抽象的，对形的要求是深刻、充分和完美的，它是对人物画深入探索的广阔空间和推动力，形体运动中的神态是人物内心活动的具体反映，形和神相互依存，相辅相成，有着“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视觉效应，作品中形象的总体和重点形象对神的准确表现与和谐，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在于作者的综合素养，尤其是对所表现的人物对象，围绕主题和人物周围环境因素的认识和理解的程度。这诸多因素都要集中在形上得到体现。形对神的表现又是相对的，实践表明，形神兼备始终是中国人物画创作中的难点和重点。“强造型”始终是中国人物画创作中的硬骨头，也是人物画家终生要修炼的基本功。

　　在人物画的创作中,首先要着眼于大关系的布局,从作品整体形与神的处理而言,人物是画的主体,是要精心安排和经营刻画的重点，其余都要围绕主体在形与神表现上强调合理的呼应、烘托，以利于突出重点。即使在一组一组人物构成的群象作品中，亦应着力刻画主要组合和主要人物。人物的静态和运动形态是强化人物神韵的重要方面，要足够关照。其他人物也要按照有利于画面的平衡原理，注意处理好相互之间层次、透视、色调变化的关系。除环境、气氛及画面所涉及到的一切因素要与之统一和谐外，应着力刻画人物的头部传神的重要部位，人是具有高级思维的生灵,其精神内涵和神情变化是极其丰富、深刻、微妙的，而面部每个微小的形象变化，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神韵和情感，历代画家十分重视头部形的准确刻画对表现“神”产生的重大影响，东晋顾恺之提出“上下、大小、浓薄，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变矣。”“形伤而神失”，因此要“写白颈以上，宁迟而不隽”。在一般情况下，人的喜、怒、哀、乐、忧、愁、轻浮、困惑、狂躁、愤怒、疑虑、深沉、朴实、平静、欣慰、得意、自负等等都会显现于五官，这是人物精神面貌集中体现之所在。是“形”、“神”刻画的重点。五官诸部位的关键是对眼睛的描绘和对眼神的刻画，顾恺之画人有时数年不点睛，人问其故，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不容忽视的是人物上眼皮、下眼带和嘴角的描绘，这些可动部位的每一微妙变化，都会牵动或引起人物情感和神韵的改变，一幅作品常因为眼睛没画好致使整个作品“黯然失神”。

　　人物画创作中最忌形象雷同，复制别人,复制自己，盖形象图章。成功的人物画作品不论画面中的人物是组合的群像还是单独肖像，都无一例外的通过成功塑造了丰满而独具个性和神韵各异的人物形象在瞬间的生动变化，突出了作品的立意和主题，首当其冲的是独特的造型所产生的神韵对观者的冲击力和吸引力。因此，形象塑造在人物画创作中始终是关乎作品成效的核心。大千世界，茫茫人海，每天都会有多少不同的人从眼前走过，其五官结构相同，而面貌神态各异，虽然差距微妙，却无绝对相似。在社会生活和工作实践中须处处留心，善于用绘画的眼光和思维从共性规律中搜索有个性的形象。对于一个画家来说，形象积累越多、越丰富，塑造各类人物就越便当。如果什么也不参照，一口气画出五、六十个毫不雷同的人物形象就算有了积累，还必须在坚持速写、写生和默写中不断存货、进货，这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艺术实践的积累，也是对作者矢志探索和创新的意志与毅力的实际锻炼和考验。

　　人物画的形神之美表现在自然无饰之中。人的社会活动发生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事件中，创作的画面只能静止于某一事件典型动人的瞬间，其生动感人的形象亦在其中，并伴随着事件过程多变即逝。只有坚持到现实生活的源泉中去，到火热的工作中去，深入体察和观察，老老实实的学习，认真研究分析，深刻理解发现,善于搜寻捕捉，在大量写生和搜集素材中，探索和丰富自己的形式语言，不断增强写生、写实的功力。我们常常发现好的写生不作任何整理，本身就是生动完整的作品。只要善于观察，勤于体验，就会发现生动鲜活的事物与形神之美无处不在，客观事物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不仅使作者感动产生激情和创作欲望，还促进作者将现实之美升华，自然而顺畅地形成艺术创作的主题，促使你从最能体现人物神韵生动瞬间切入，将自己感受最深刻的形神之美倾注笔端，进行提炼、加工、创造、升华，随着人物生活形象与艺术经验的积累,创作起来才会主动,笔下的人物才会丰满、真实。但是人物画的“以形写神”决非照搬和模写客观，而是源于现实，高于现实，这是一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过程，中国画的意在笔先，画尽意在意义正在于此。

　　人物画形神之美的表现对线和笔墨的要求是至关重要的。客观物象不具有线,线是中国画特别是人物画的基本构成要素和形象符号,是画家对物象进行抽象劳动的主观创造。中国传统民族绘画艺术，把线的运用发挥到了极致，从单线、面发展到“十八描”、“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等所表现出形态各异的节奏感和力量感，诠释和验证着中国画的时代特征。线条和笔墨的虚实疏密，轻重疾徐,抑扬顿挫，起承转和的矛盾变化是画家思考、表现感情和实现理念的轨迹。驾驭线和笔墨的能力反映出一个画家艺术灵性、创作技能、综合修养和思想境界。线和笔墨是为描绘形象服务的，线以强烈独特的表现力和活力，赋予了形的生命运动，具体的线表现着抽象的神，不同形态的线表达着不同的情感和人物形象。随着中国画艺术发展的多样化、个性化，线条美对形的表现和刻画神更加发挥和表现出多元化的功能和特征。线的流畅、疾徐、粗细、疏密、阻滞、刚柔、虚实、强弱等对应的表现着不同人物形象的状态、思想情绪和神韵的变化，牵动着整个画面的倾向和气氛，要求画家要按照创作对象形神刻画的实际需要慎重选择和经营各种线的组合，继而从容驾驭，落笔严谨准确，只有笔下取象不惑运线自如，才会传仪不俗。有道是“一得佳思,亟运笔墨，兔起鹘落，则形现而神足矣”。当然，在中国人物画的创作中，常采用意到笔不到、线断神不断、趣长笔短，虽点画不周，而使意气有余的方法，可以在整体处理中加以应用。

　　中国人物画的设色赋彩强化着人物画的形象美。“随类赋彩”是中国画设色的基本方法，即以物象的固有色为主导，以墨为主，墨彩交替互破，在单纯中追求丰富，在对比中追求平衡，在和谐中追求变化，在浅淡中追求厚重，整体调整关注空白，发挥“散点透视”的优势，吸取“焦点透视”的长处，同时尽力发挥宣纸渗水渲染的功能，使形象在彩墨的自然天成的交融中产生出妙不可言的效果。国画作为东方特色的世界艺术语言在中西结合的交流中，不断吸取借鉴西画的经验、技法和视觉效果，促进着中国传统造型观念的转变，开阔着中国画的表现领域，丰富了中国人物画的表现力，使传统的国画既坚持和体现着民族艺术的尊严，又焕发出传统艺术的活力。

　　人物画要感动别人，首先要感动自己。它来自人物画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事业心。来自于对艺术的真诚和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在于画家自身的良好修养、造诣和画外功。与自己生活经历、平日对艺术传统的研究和继承无不相关。画家的苦心创作，最终要靠作品说话，一幅成功的人物画作品，都是具有思想深刻、内容丰富、技巧新颖、形象生动鲜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等要素，必然倾注了画家全部的感性认识，理论思考、综合技能，把感受最深的人物、事物艺术地再现为体现时代特点和民族精神，让观众为之共鸣和感动的作品,起到陶冶、启迪、激励、鼓舞人心的作用。人民是艺术的母亲，艺术的生命在人民中，因此，人物画家在形象塑造和人物神情刻划中与人民大众的换位思考至关重要。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上下五千年，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人物无数,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代表和体现着伟大的民族精神，这是人物画家取之不竭和刻划不尽的艺术资源。在对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特别是人物传记的学习研究中,我常常被民族英雄、仁人志士的民族气节、浩然正气、忧国忧民、纯厚善良、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强烈感染。古代没有照片，历史人物谁也没见过，参考的形象资料少，只能从学习他们的传记和主要作品中体会他们的性格、神情、气质，通过了解史实感受人物内心感情变化进行创作。40多年来先后创作了《满江红》岳飞、《鞠躬尽瘁》诸葛亮、《苏武牧羊》、《将进酒》李白、《诗圣杜甫》、白居易《香山居士长恨歌》、《史魂》司马迁、《东坡吟啸》、蔡文姬《胡笳十八拍》、《钟馗搜妖图》、《蒲松龄著聊斋》、《王冕观荷》、《易安居士赏梅图》、武松《行者吟》、王昭君、《班昭史读》、《王充夜读》、《东坡观砚》、《西天取经》……一批精神感人、形象丰满、独具个性、受人崇敬的历史人物。我在历史人物画创作中，其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学习研究历史传记和文献史实以及他们的文字作品，体会古人的形象特征、思想感情、精神内涵、个性气质进行想象和综合概括的，凡是有历史记载和流传的人物图形资料，均作为主要参考或造型的基础依据。作品中涉及的服饰、用具、配饰、建筑等主要靠在历史博物馆里写生获取，不主观随意创造，使创作尽可能符合当时历史朝代的实际，我认为对社会、对自己、对后代负责，是一个画家良心的呼唤。描绘岳飞题材的国画《满江红》，我先后创作了两次，都是3米左右的画，第一幅是1988年画的，第二幅是1994年画的，间隔6年。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创作欲望，主要是对岳飞这位民族英雄的景仰和敬佩。小时候就常听父亲讲“精忠说岳”的故事，看描绘岳飞的小人书，后来熟读史书和《岳传》，被岳飞的事迹和精神深深感动，对人物的思想和内心活动，精忠报国、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有了深刻的认识，他的悲剧结局又使人想起来就不能平静。另使我感触的是，父亲危病之际，让我借来《岳传》，这本书一直支撑着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临终前，当我用双手平托起他骨瘦而冰冷的后背，看到炕头放的那本《岳传》时，泪水禁不住流下，他是那样的平静、坦然。他对岳飞的崇尚强烈地影响了我。之后，我将这些写进了给父母的《祭文》。多年来,画岳飞的激情在日常的主观酝酿中不断强化，并付诸长期的创作实践。两幅岳飞的画在形象和神态刻划上，特别是从他的眉宇、眼神、双手的刻画及人物性格的表现各具特点，一幅体现了“怒发冲冠、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八千里路云和月,还我河山”的气概，另一幅则体现了“臣子恨、何时灭”那种欲进不能、欲罢不忍的复杂的内心活动，揭示人物在典型环境、典型时空下的典型神韵，这幅画在省美术家画廊展出时，观者如堵，群情激愤。

　　再如创作国画《苏武牧羊》，也是在长期的感情酝酿和体会中形成构思和构图的，经过反复筛选和构思，确定了凝固能反映历史和自我感受的瞬间，为了表现苏武的气节与天人合一，有针对性的到生活的现实中去体验，在凄草乱石之中,在长河孤烟之旁,度过了不同变化的日升日落。苏武的形象也是我在众多的人像写生中比较后选定的。那是我在渭北扶贫时，这里地处山区和丘陵沟壑区，群众很穷，民风勤劳朴实,长期饱经风霜,人很有个性，其坚强的气质溢于形象，日常我十分注意观察和搜集。一次我和同志一起到山区群众家中去看访，已是年底，天冷风大，路况崎岖，窑洞在盘根错节的灌木丛下，周围是长年风化和雨水冲刷原始的沉淀，我轻轻推开柴门，一个老人蹲在地上，双手端着簸箕上下地簸着秋粮，透过窑内的昏暗和灰尘，几乎没有一件家具，听到我们的问候和介绍，老人抬起头,慢慢的站起来，头上、身上落着厚厚的灰土，从被土蒙着的睫毛下露着善良的眼神，补了又补的衣服，无言的诉说着生活的光景，他年复一年地在这样的环境里无怨无悔的耕地种粮。老人双手掬起堆在地上的葵花子，举到我们跟前让我们吃，眼前的一切和老人沧桑的面容,使我的眼睛湿了，这不正是创作需要的形象吗，在泥泞河畔，在放牧的羊群中我画了大量羊的速写，为创作进行了充分准备。在创作中，我以严肃的现实主义创作法则无论人还是羊的描绘都比较注意从人性化、生活化的角度去表现苏武不辱使命的氛围。经过间隔4年才创作完成,此画在省美术家画廊展出好评如潮，并获得了国画一等奖。

　　在历史人物画的创作中，除了表现我的主观感受和理念，我比较在乎群众对自己所塑造形象的审美认同感，人物画创作不是为了单纯的追求自我感觉而“孤芳自赏”，要把自我感觉和群众的审美需求相联系，经过艺术思维和艺术实践创作出既感动自己，又使群众产生共鸣的人物画作品，努力塑造出个性鲜明、神韵各异、大众心目中的人物形象，把反映真、善、美的优秀作品奉献给人民。当然在创作中为了追求诙谐和幽默,增强趣味性,通过对人物形象的特点进行合理的夸张，亦表现出耐人寻味的效果。应该注意的是无论是具象、抽象和意象作品的创作都离不开对人物固有特点的表现。在我读过的画作中，好的作品，有感染力的人物造型，不仅吸引人、感染人，很美而且使人过目难忘，烙印很深，通过欣赏和阅读作品也了解了作者。

　　进行现代主义人物画创作特别是涉及公众题材重大题材的人物画创作，要坚持形神兼备的标准和要求。首先是形似，如果形的刻划不到位或神似而形不似，都难以得到社会和群众的认同，就像影视作品中的公众人物，演员的形似是必须的条件一样。在形似的基础上，神似即成为决定性因素。无论是历史还是现代人物画作品都要体现时代特征。我在创作列宁、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雷锋、焦裕禄、王进喜、赵梦桃、罗健夫、郭秀明、杨文洲等现代人物画的过程中，在人物画的形神兼备上下得功夫最多，并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认同和赞同。近年来又先后创作了《心诉》江泽民同志在陕西贫困山区，《人民的儿子》和表现胡锦涛同志亲民形象的作品《过年》。由于抓住了人物的本质特征，精心对“形”和“神”的成功刻划和描绘，获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和高度赞誉。国画《人民的儿子》成功地再现了邓小平同志的伟人风范，在陕西展出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关注。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文史馆纪念邓小平100周年书画大展上引起轰动。受到北京各界和中央领导同志高度评价，全国收藏家协会会长史树青深情驻足观看，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画的真好啊，真是前无古人……，应该出版印刷，向全国发行。”国画《人民的儿子》在展览结束后被中央文史馆收藏，并被推为《展览作品全集》的首页出版发行全国。回首那些能够让群众、社会认同和关注的作品，皆是因为认真关照了形与神的和谐关系，才使人物画有了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产生了令人欢欣鼓舞的活力和生命力。

　　形神兼备是中国人物画的最高境界和必然要求，只有坚持以形写神，不断的实践、探索、勤奋耕耘、勇于创新，必然会水到渠成，创作出具有旺盛生命力，强烈的时代感和艺术魅力，为群众喜闻乐见，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人物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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