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宝笈》的是与非

文/吴国才
　　在当下书画市场赝品泛滥和收藏界存在专家鉴定危机的情况下，一些书画购藏者青睐《石渠宝笈》著录作品并竭力追捧，促成了这类作品市场价格的抬升。对《石渠宝笈》的过度依赖和盲从，和某些外行动辄找“专家”出具鉴定证书一样，都是盲目和危险的。故此，本报记者采访了故宫博物院书画鉴定专家杨丹霞女士，通过她的研究成果和对相关问题的解答，为广大藏家全面客观地了解《石渠宝笈》，并根据具体作品本身来辨别其真伪、价值，提供了借鉴。

　　《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是清代乾隆、嘉庆两朝编纂的宫廷收藏的大型著录文献，书中涉及的文物主要为自晋、六朝、隋唐直至清朝当代的历代书法、绘画、碑帖、版本、缂丝等，其中《秘殿珠林》所收录的专为各类宗教题材的文物。两书各有初编、续编和三编，成书年代除了《秘殿珠林》初编成于乾隆九年，《石渠宝笈》初编成于乾隆十年之外，两书的续、三编分别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和嘉庆二十一年。两书总数为二百五十五册，所收书画家（合作作品不计）名头共八百六十三人，其中《石渠宝笈》收录作品计七千七百五十七件，卷帙浩繁，蔚为壮观。

　　《石渠宝笈》是根据作品的鉴定等级，按照作品在宫中贮藏的地点为次序以“千字文”字头编号来编纂的，书中详细记载了作品的名称、质地、尺寸、款识、前代鉴藏印记、题跋以及清内府印记、乾隆皇帝过目的题跋诗文。《石渠宝笈》可以说是乾嘉时期宫廷收藏的一个大检验。是由皇帝参与并敕命文臣组成一个编纂班底，有计划地去整理、鉴定研究、著录、出版的大规模文化工程。

　　《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中著录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宗教题材（道教、佛教等）的作品，均被著录在《秘殿珠林》中，另外是历代文人的作品，则著录在《石渠宝笈》里。《石渠宝笈》所著录作品的类别包括历代帝王的书画，历代的文人作品，还有一些妇女、僧侣画家的作品。清代书画除了皇帝的之外，还有宗室贵族、皇帝的文学侍从、词臣以及画院画家的作品。而画院画家又有地域性之分，有从江浙地区来的中国画匠，还有西洋来的，比如郎世宁、王致诚等法兰西、意大利、波希米亚等地的传教士，由于有一技之长而进入到中国宫廷画院。在《石渠宝笈》里除了有书画之外，还有一些丝织品和古籍善本，但其所占比例比书画要小得多。

　　

　　乾隆时期编撰《石渠宝笈》的基础

　　清代皇帝重视文治以及满汉文化的深入融合，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为乾隆编撰这部大型书画著录书籍提供了文化和物质的基础：

　　一、康雍两朝为乾隆时期文化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对宫廷艺术而言，最高峰是雍正时期，乾隆在文化艺术上更多的是继承、守成。乾隆时期，汉化已经非常深了，皇族贵胄每个人都是从五岁左右开始接受满汉两种文化的教育。乾隆还是宝亲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收藏了，《石渠宝笈》中的作品就有不少是他年轻时收藏的。另外，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书画学习、创作，他个人的喜好，是编纂和整理宫廷收藏的直接诱因和精神基础。

　　二、早在顺治的时候，满清的皇帝和贵族就已经慢慢的汉化了，顺治皇帝不仅自己创作书画，也指导宫廷的创作。杨丹霞指出，顺治时期的很多亲王在战场上是骁勇善战的将军，回到自家的花园里，即咏唱诗歌、挥毫作画。如康熙的哥哥裕亲王福全，他的府邸就是今天长安街上的国家商务部，他和当时的许多汉族大文人交往深厚，同时自己也是书画家，北京翰海就曾经拍卖过他的山水画，可惜很多藏家都不了解。自顺治直到乾隆，历朝清帝对书画艺术的兴趣和身体力行，形成了康雍乾三朝书画逐渐从私家收藏转到内府收藏的局面，通过官员奉献、出资购买、抄家罚没以及承接明代宫廷留下来的东西，使乾隆时期的宫廷书画收藏达到了鼎盛，为《石渠宝笈》的编纂奠定了充分的物质基础。

　　三、皇帝的喜好和内府收藏的丰富，使得宫廷里时常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观摩、欣赏活动。杨丹霞认为，通过这些活动，皇帝获得了吸收文臣们学养和考校作品真伪优劣的机会，也由此发现了一些能够承担《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编撰和整理的人才，由此组成了一个可以付之行动的团队。在历次《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的编纂中，许多在书画的鉴定和创作上卓有建树的大臣、学者参与其中，如董邦达、董诰父子，他们的书画作品很多被《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著录了，这二人是乾、嘉两朝文臣山水画的代表画家，具有极高的社会声誉，董邦达的《盘山十六景图》册曾经在中贸圣佳拍卖过五、六百万的高价；而参与《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编纂的黄钺，则是著名的鉴定家和书画家，他的《鹫岭敷春图》卷也曾经在匡时拍卖创出了数百万的良好业绩。所以说，乾隆时期，除了文物的庋藏丰富，人才济济的宫廷文化队伍，也是《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编纂成功的保障。

　　

　　如何来看待《石渠宝笈》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杨丹霞认为，应当客观理智地看待《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石渠宝笈》中，既有在中国书画发展历史上璀璨炫目的明珠瑰宝，也有历代大量的伪作和仿作，书中著录的某家作品并不一定就是这家的真迹，故宫博物院的书画库房里，就专门有存放虽然经过《石渠宝笈》著录，但并非真迹的资料库。因此，对《石渠宝笈》著录书画，要一分为二地看，既要重视它的史料价值和珍贵意义，也要正视它的缺陷和不足。

　　在谈到今天我们该如何来看待《石渠宝笈》时，杨丹霞表示，《石渠宝笈》的著录只能保证几点：一、这件东西确实在清宫收藏过。二、《石渠宝笈》著录的赝品，，至少不会晚于乾隆或嘉庆。另外，《石渠宝笈》有自己的缺陷，它没有图片，只是文字，这是古人没有办法解决的。在民国和当今，就有人按《石渠宝笈》里的记述伪造它著录过的书画。从清末到民国这一段，由于外国人来的很多，加上军阀混战，各派人物轮番聚集北平，他们有搜罗清宫收藏书画的需要，那么琉璃厂、地安门一带，就有人为满足这种需求，伪造了卖给他们。今天，由于许多“新富”追捧《石渠宝笈》中的书画，也刺激了一些不法之徒去伪造，而且现在科技比以往发达，作假的成本比以前降低了，再加上现今教育程度高，特别是学西画的人才多，所以造郎世宁等西洋画家的作品往往令一些经验丰富的藏家上当，比如《平安春信图》等。因此杨丹霞坦言，专业研究者和媒体，有责任告诫我们的收藏家，清宫收藏过也好，《石渠宝笈》著录也罢，它仅仅是著录，并不能保证作品一定是真迹，更不能代替文物的鉴定工作。当然，如果是有意炒作而非真正的收藏，亦即不管作品的真伪，只管买卖，就是俗话说的“倒腾”，根本不在我们讨论的范畴。

　　此外，必须指出，《石渠宝笈》只是相对客观地反映了宫廷收藏的情况，但在鉴别上仍有很多不严谨之处。这是由几方面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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