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画写生

　　我们的上一代，学习国画讲“师承”，因为是师传统，以临摹为主。但也有个别例外，如黄宾虹先生，直到高龄，身上总带一个速写本，每到一处景点，便勾勾画画，山石树木，房舍舟车，画得十分精练概括，有时一页速写，亦能当一件作品欣赏。

　　我们这一代人，学国画之前，多半进过美术学校，已掌握了一些西法写生技能，特别是半路出家的人，不大愿意临摹，更愿意直接到生活中去写生。然而解放前，美术院校的写生课，多半是教师带领学生，背着画具到一些风景点画水彩、水粉或铅笔，直接用毛笔宣纸对景写生的事还很少见。直到50年代，中国画处于危机时期，社会上对中国画的攻击，首先对中国山水画，固为当时的山水画，都是脱离生活、脱离时代的“老八股”。虽然在解放前曾有赵望云旅行写生，在大公报上出现过，但还没有形成风气。50年代我正在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工作，因之与李可染、罗铭三人结伴，开始用国画工具直接对景写生。

　　我离休已十多年了，目前美术院校的情况所知很少，但偶尔听到在教学岗位上教师向我慨叹：现在教学很难，有时带学生下去，都不愿意直接写生，多数人都有照相机，噼噼叭叭拍些照片就回来了。

　　果真如此，这倒是令人堪忧的事，照相机，固然是科学的工具，拍风景照省时省事，有时做绘画的辅助手段有其优越性。但这一工具，绝对不能代替艺术创作，任何一位有些艺术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当你面对表现对象时，要有个人特有的激情，选择角度，选取构图，表现过程；强调什么？省略什么？有时甚至要调动景物的位置，甚至删去不必要的枝节。写生过程即是艺术加工过程，绝不是如实照搬，自然主义的再现。特别是从事中国画写生，主要是“写意”，其最高境界要求达到“天人合一”。

　　我本着自己对艺术的认识，多年来一直没有放弃“写生”。自然是十分丰富，又是千变万化的，自然从未使我失望过，只是自己有时认识能力与表现能力不够而感到遗憾。因之多年来我外出时，总是带一本册页及笔墨，只要有时间，我一定像一个小学生一样认真地完成作业。不得已时才用钢笔或铅笔画画速写。

　　近年来，国画创作，风格各异、方法众多，我一直强调写生，不管人们说我偏执也好、迂腐也好，作为个人的经验，我一直这样说，也这样作。但与我看法相同的，不但有过世老友—山水画家李可染，过世了的人物画家叶浅予与黄胄，他们的国画，也是来源于写生，都是一生坚持写生。
　　我们的上一代，学习国画讲“师承”，因为是师传统，以临摹为主。但也有个别例外，如黄宾虹先生，直到高龄，身上总带一个速写本，每到一处景点，便勾勾画画，山石树木，房舍舟车，画得十分精练概括，有时一页速写，亦能当一件作品欣赏。

　　我们这一代人，学国画之前，多半进过美术学校，已掌握了一些西法写生技能，特别是半路出家的人，不大愿意临摹，更愿意直接到生活中去写生。然而解放前，美术院校的写生课，多半是教师带领学生，背着画具到一些风景点画水彩、水粉或铅笔，直接用毛笔宣纸对景写生的事还很少见。直到50年代，中国画处于危机时期，社会上对中国画的攻击，首先对中国山水画，固为当时的山水画，都是脱离生活、脱离时代的“老八股”。虽然在解放前曾有赵望云旅行写生，在大公报上出现过，但还没有形成风气。50年代我正在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工作，因之与李可染、罗铭三人结伴，开始用国画工具直接对景写生。

　　我离休已十多年了，目前美术院校的情况所知很少，但偶尔听到在教学岗位上教师向我慨叹：现在教学很难，有时带学生下去，都不愿意直接写生，多数人都有照相机，噼噼叭叭拍些照片就回来了。

　　果真如此，这倒是令人堪忧的事，照相机，固然是科学的工具，拍风景照省时省事，有时做绘画的辅助手段有其优越性。但这一工具，绝对不能代替艺术创作，任何一位有些艺术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当你面对表现对象时，要有个人特有的激情，选择角度，选取构图，表现过程；强调什么？省略什么？有时甚至要调动景物的位置，甚至删去不必要的枝节。写生过程即是艺术加工过程，绝不是如实照搬，自然主义的再现。特别是从事中国画写生，主要是“写意”，其最高境界要求达到“天人合一”。

　　我本着自己对艺术的认识，多年来一直没有放弃“写生”。自然是十分丰富，又是千变万化的，自然从未使我失望过，只是自己有时认识能力与表现能力不够而感到遗憾。因之多年来我外出时，总是带一本册页及笔墨，只要有时间，我一定像一个小学生一样认真地完成作业。不得已时才用钢笔或铅笔画画速写。

　　近年来，国画创作，风格各异、方法众多，我一直强调写生，不管人们说我偏执也好、迂腐也好，作为个人的经验，我一直这样说，也这样作。但与我看法相同的，不但有过世老友—山水画家李可染，过世了的人物画家叶浅予与黄胄，他们的国画，也是来源于写生，都是一生坚持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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