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简介】
杨光利,又名杨光，1955年农历除夕生于陕北绥德县，1981年西安美术学院毕业，陕西省第十一届政协委员，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文化部优秀专家，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原陕西国画院副院长。
作品《喂》《沐浴》《炕头》《中国民工——石工》《美丽草原我的家》分别入选全国第六、七、八、九、十届全国美展，其中《喂》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铜质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晨读》获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二等奖。
《翰林马家》《厚土》《簸黑豆》《月夜》《土香》《寒食》《西安事变》等作品参加全国第二届工笔画大展、全国第十次新人新作展、全国首届中国画人物画展、全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美展及首届全国画院双年展和第二届、第三届全国画院双年展。2009年6月和王有政老师合作完成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延安大生产运动——纺线线”，被国家美术馆收藏。2014年10月参加新中国美术家系列——陕西14人晋京展（国家画院、陕西文化厅联合主办）。12月创作完成陕西人文千年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绥德石雕》。
《绿荫》209cm×126cm 2019年
水墨引领大家风采——杨光利
初识杨光利，是跟随刘文西、王有政老师到陕北采风写生的路途上。他不善言辞，带着一分陕北汉子特有的憨厚，总是跑得最远不停歇地画画拍照，欲将那苍莽质朴的黄土风情悉数收入胸中。
也许同是绥德老乡与同庚的原因，欣赏过他的画作后，便对这位当代人物画坛为数极少，没有丝毫矫揉造作并能够承载时代特征与民生重量的画家敬重有加，向往走近他的内心世界。戊戌十月初六有幸再次走进他在白桦林居的画室，就他的艺术实践与心迹追求进行了采访。
《寒食》101×100cm 1997年作
一、黄土高天萌生的艺术生命
“高原的阳光，一年四季都以他的热烈投入土地的怀抱，使这里的人们具有旺盛而永恒的生命力。艺术就是人类情感与精神的生命，而人本身也是天地的杰作。”这是杨光利叙述自己艺术历程一篇文章的开头。
1955年农历除夕，绥德城中的一眼土窑中一个陕北娃娃降生了。不久就随着在西北文工团二团（后改为秦腔剧团）当指导员的父亲搬到米脂县，作为陕北左路碗碗腔第五代传人的后代，他虽然没能选择祖辈行走于黄河两岸的演艺生涯，但那融合了榆林小调、清涧道情、碗碗腔、大秦之腔曲牌和惟妙惟肖、色彩艳丽的皮影，多多少少在他年少的心灵埋下了韵律与绘画的种子。上中学的时候，当了宣传委员的他开始办黑板报、出墙报，临摹一些插图，特别是西安美院的刘文西院长常常来绥德写生画画，遇见后跟随在先生左右，一看就是半天，使他有了想学画画的冲动。而陕北的窑洞、沟壑、梢林、坡塬、剪纸、石狮、秧歌、唢呐，尤其是陕北人那种吃苦、乐观、倔强、宽厚、善良、质朴、敢爱敢恨的鲜明性格都印记在他的脑海与血液里，要寻找一种契机、渠道和载体，升华传递与奔涌出来……
炕头（入选全国第八届美展）104×129cm 1994年作
这一天终于来。1974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正在义合镇李家沟村插队当民办老师的杨光利，满头大汗拉着一架子车化肥，无意中挤进人群看省群艺馆的王有政老师下乡画画。他看得专注入神，引起了王老师的注意，问他是否喜欢美术，说县里要办农民画学习班你愿不愿去？就这样将这个陕北后生“诱进了一个一辈子也不能穷其奥妙的艺术天地”。在连续参加的几期农民画学习班里，通过省城老师的辅导，他的习作《上夜校》《理论辅导》《打坝归来》竟然被省里的《延安画刊》发表。也使他第一次进了西安城，看到了火车、大楼、画展和许多让人崇敬的画家。
喂（获全国第六届美展铜质奖）128×116cm 1984年作
1977年恢复高考，杨光利如愿以偿地考入西安美院师范系进行了系统地理论与技法训练，毕业创作《晨读》初露头角，便获得全国第二届青年美展银奖。为了便于创作，毕业后他一头扎进陕北，走遍了榆林地区的12个县，第一年就跑了90多个村庄，画了几百张速写，收集了百余幅民间剪纸，拍了不计其数的场景与人物。在与父老乡亲真情实感的交流与生命精神的体验中，他如鱼得水。
沐浴（入选全国第七届美展）90×70cm 1999年作
从1983年4月历时一年九易其稿创作出国画《喂》，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并获铜奖后，他的《沐浴》《炕头》《中国民工——石工》《美丽草原我的家》连续入选全国第七、八、九、十届全国美展，尤其是他与恩师王有政合作、历时三年完成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纺线线——延安大生产运动》使他对绘画的认识与表现达到了新的高度。
中国民工-石工（入选全国第九届美展）219×153cm 1999年作
二、天竺之国摧生的白描世界
“黄土高原既是我的生身之地、创作之地、流连之地，也是我的精神家园……我身后被岁月风化的黄土墙体，就是我生命的背景与永恒的动力。”这也是我看他的《厚土》产生的共鸣。
《厚土》 177×137cm 1988年作
的确，杨光利的创作是与陕北这块黄土地是分不开的，虽然自1991年调入陕西省艺术师范学校当了美术教授，四年后又调入陕西国画院做了专职画家，但他追随刘文西创立的黄土画派，扎根黄土、深入陕北，以百姓生活为创作导向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留。他每年都要回陕北七八次，不断汲取这块神奇沃土中的养分，来寻找这里人们的精神世界而激发自己的创作灵感。他的许多作品如《翰林马家》《厚土》《簸黑豆》《月夜》《编小辫》《土香》《寒食》《根根和他的姐姐们》《绥德石娃》等都是以陕北人的生活为题材并多以工笔重彩来表现的。
《簸黑豆》 180×104cm 1987年作
前年一个偶然的机缘使我步入杨老师位于西安北郊的画室，画案与墙壁上铺就与悬挂着几幅还未完成的画稿。我立即被这些极具异域情调、清新淡雅的白描人物所感染，就像儿时痴迷于“小人书”——看连环画那样，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无论是老者孩童、植物动物，那看似简单线条勾勒出的景物却是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杨老师见我惊诧，连忙解释这些只是试验，近些年来去印度几次，特别是到北部的中央高原和南部的德干高原，感觉那里的人物景象与我们陕北、藏区的情形有些接近。黄土高原自开发以来，特别是随着城市化一些生态被破坏了，那些质朴传统的东西消失得太快，而印度保留的要好一些。我感觉越接近原生态、越接近人性的本真与亲情，体察城乡之间的反差，越接近常态生活中的沉重、快乐、善良感，才能提炼出美感。这就是我的审美观，也是我画这些印度题材的初衷。
《翰林马家》 215×123cm 1993年作
我是从资料上知晓他和有王政老师创作《纺线线》过程的，这也许是杨光利绘画思想的一次飞跃与里程碑式创作的起点，以及攀登艺术高峰的一个新台阶。如何构图、安排人物，重温这段难忘的历史，用什么绘画语言来表现，包括在旧书摊上购得那两张小女孩（吴萍）和主席的照片，在延安大学找模特，借来演电影的八路军服装穿上教他们纺线还原当年的场景，光利老师回忆起来侃侃而谈。他说王老师要求在线上做文章，将素描转化为白描。而用线来表现体积又是最难的，这就要求每笔都要画准到位不出丝毫差距。如果当年不画《纺线线》这个稿子，也就不会画现在这批白描了。
《捡枣》 101×100cm 1989年作
正像王有政老师说的，画完《纺线线》就知道线与体积的关系了。我当面求教《纺线线》中有多条绷直且长的“线”是如何画出来的，要用尺子吗？杨老师起身提笔示范，“画直线要用托笔，将笔提起来运中锋一气呵成全凭功夫。与写字运笔一样，用中锋来画。”“所以我画印度题材的白描，也十分不易，付出了艰辛。在生宣上完成一幅创作，往往要反复画五、六张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中国画传统都运用过白描的技法，但一般画人物的尺寸都小，大约3-40公分，像《清明上河图》‘寸人’也就2-3公分，表现各种各样的人物和生活场景出神入化很有个性。我画白描是以真实的人物为中心，来表现生活常态下人物自然的情绪也在突出个性，而且画四尺整张这么大的幅度，欲达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效果，对自己确实是一种挑战。”
《根根和他的姐姐们》 168×144cm 1997年作
我是略早于杨老师到印度考察过的，那里神秘的宗教、艳丽的服饰、喧闹的街市、璀璨的宫殿、贫富的差距、和谐的社会、舒缓的节奏、杂乱的城乡、有序的交通、憨厚的民众、强国的梦想等等，看得人是眼花缭乱，很难以语言形容，更不要说用绘画来表现了。于是问他为何要用白描的技术法，而不用其更擅长的工笔重彩来完成呢？先生坦言：“我也是偶然机会和王老师去了印度，感觉那里的人物风景很美，特别是他们的服饰体型的曲线很美，在色彩艳丽的外表里裹藏着一种质朴和本真的东西。他们大多数人信奉印度教，不杀生、不吃肉，与那些牛、羊、狗、猴等动物和谐相处，生活很简朴却平和达观，与我去陕北、甘南、青海等地的那种自然状态相近。从07年开始去了四次，主要到印度的农村，拍了许多照片也画了多张速写，感觉非常生动与厚实，无论是单幅、分组或稍微组合就可以画成长卷，是十分难得好的题材。由于有了《纺线线》的基础，根据印度生活的特征感觉用白描的‘线’来勾勒，最能接近与符合他们的原貌。其实我画《绥德石娃》也尝试用勾线来表现石狮的质感，王老师他们给予了肯定，这也增强了我对印度题材采用白描的方法来处理的信心。”
《绥德石狮》 202cm×123cm 2014年
在中国绘画中，以淡墨勾勒轮廓或人物而不藻修饰与渲染烘托，以线条表现物象的形神、光线、色彩、体积、质感与画面的虚实、疏密难度极大。正如清人沈宗骞在《芥舟学画编中》所述：“画人物之道先求笔墨之道，而渲染点缀之事后焉。其最初而要者，在乎以笔勾其形，能使笔下曲折周到轻重合宜，无纤豪之失，则形得而神亦在个中矣。”我又贴近墙面仔细观看那幅《绥德石娃》，再次翻阅那近百张已印制成册的印度系列白描人物，对比揣摩。由此可见，光利先生妙手丹青的功力与绘画认识的高度，同时他也找到了驾驭人物造型多样与独特的表达语言。
《向阳花》 171×121cm 1999年作
三、青藏高原孕育的艺术巅峰
“我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在黄土山路上跋涉，寻找自己艺术创作的源泉。也希望自己的视野，能冲破自我这个狭隘的圈子，找到更大的自我。”这也许是杨光利先生对绘画艺术真谛永不停息的探索和追求。
读了苗壮、冯国伟两位先生《白描的质感》《杨光利的白描之境》的评论，我问杨老师：知道您一直寻找着自己的突破。您画的印度风情系列，是否意味着您画风的转变？或者下一步您会如何打算。光利老师爽快地回答说：我这个人不愿重复自己，不模仿别人，总想搞些新的东西，画印度系列并不是我画风的转变，而是根据题材的需要来丰富内容的表现力。
《朝圣者》 184×123cm 2000年作
他顺手指着墙壁一幅2×2米的画稿说，前半年就已经开始琢磨，四月初开始动手并一直思考，如何创作出一幅藏族百姓诵经、朝会、放牧、休憩等组成的画面。它可以画成白描，也可以画成重彩，要看效果。创作这幅作品，题目还没有最后确定。其原因是1997年开始去青海，以后又多次到甘南写生，创作了《朝圣者》《高原之春》等作品，特别是2007年自驾到西藏20多天，2010年又开车去西藏直到尼泊尔，亲身体验了翻越唐古拉山的一天四季。“我感觉青藏高原，包括印度高原与黄土高原的生活状态差不多，而且更加原始自然，与我的情感更接近。我觉得一件艺术品的生命，取决于艺术家对自然界一切生命情感的本质体悟，感受得越自然越美，就越能在作品里表现得深刻和生动。这就像打井挖矿一样，你勘探挖掘得越深，你出产的东西就越丰富。”
《美丽草原我的家》（入选全国第十届美展）177×153cm 2004年作
访者用手机拍下这幅草图，画面中心四位藏族妇女正在残雪中的牧场休息，远处有60多头牦牛在雪地中觅食。图中或坐或立的女人服饰鲜亮，个个和蔼慈祥，脸颊流露出舒心的笑容。其中一位老阿妈在剥桔子皮，一条卷毛藏狗安卧于条筐旁边，刻画得十分生动活波。整个画面宁静幽远，富有深厚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感，又是一幅难得的精品力作。于是又问是否以此准备参加全国美展。杨老师笑笑回应，“作为画院的一名专业画家，其中一项重责任就是要承担国家重大题材和参与五年一次的大展。其二，全国美展是个竞技场，就像奥运会一样，是有规则标准和裁判员的。怎样才算出人才、出作品，你是画家有没有实力水平参加？对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不要掉队，跟上就行。全国美展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和高度。”
《姐弟情》 138×68cm 2019年
随后杨老师说：“其实我一直很满足也很幸运，当农民、当教师、当工人、当学生、当画家都一样，都要踏踏实实担当好自己的角色。我是不愿意去作表演，包括去画那些商品画应承画的。我也不如一些人搞‘短平快’，四五分钟就一张‘贵妃醉酒’。我画一张画，往往半年一年，心态比较稳定。这也得益于刘文西老师和王有政老师，我跟了他们40多年，有压力也是动力。刘老师说过‘有大作品，才能当大画家’。所以我每天都在画，不画时也在琢磨怎样画，停不下来。”
《晨曦》 138×68cm 2020年
作为陕西国画院副院长、陕西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美术师，杨光利已经功成名就。在很多画家热衷于追逐名利金钱的表演时，他能稳下来，不炒作、不攀比、不卖钱，勤奋地创作、不断地超越自己，实在是难能可贵。
《牧归》138×68cm 2020年
在即将完成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再次引用杨光利老师的心语：“我最大的收获是理解和领会了艺术技巧与生活的关系。作为一个人物画家，人物的个性及其生动与否、画面大结构与纯朴、真实的气息和人情味，与表现技巧之间谁轻孰重的关系。我希望在探索前行中推进，逐步完善自己的艺术面貌，甚至期许自己的绘画中建立一个更大、更具有精神高度与生命力的高原。”
《相向而行》138×68cm 2019年
在当代中国写实水墨人物画中，杨光利师承传统又勇于创新，使自己的创作植根于人们在常态的生活观察体验中，以此来表达人性的本真与生命的真谛。他以陈稳的心态努力搜寻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之美，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自觉从容地保持着对乡土色彩的独特体验。他具有中国北方农民朴实、沉厚、善良、坚毅的品性，时刻保持着对自然之美、人性之美和生命之美的敬畏，从而使自己的画风始终洋溢着深厚的生活气息并与时代同行，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暖阳》 138×68cm 2019年
四十多年来，他走遍了陕北的村村镇镇、沟沟坎坎，收集了大量的创作素材，也使自己的情感灵魂不断升华。从黄土高原、印度高原、青藏高原，从重彩写实至白描写生，杨光利的每件作品都倾注了对生活的挚爱和细微的刻画，是对现实社会自然而然的流露和对美好未来的期冀，给繁华浮躁的都市保留下一片静土，给纷扰复杂的社会留住了人性之根。从而使也他的创作充满了隽永静气、恬淡雅和的风韵。
《印度妇女》180cm×98cm 2020年
祝愿杨光利先生从黄土高原再次出发，继续一步一个脚印地攀登，去达到自己绘画理想的艺术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