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文达：哲学般的艺术表达转向波普式展示

早报:“天堂红灯”最初似乎是打算在卢浦大桥和延安路高架真正实施的吗？现在只能在媒体版面上出现，会不会觉得作品的内涵被缩水？

谷文达:其实我知道，这个方案几乎很难在现实的城市中实现。要用红灯笼把那么巨大的大桥、高架给装点起来，不仅要牵涉到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大量人员的工作，还有政府的意愿、市民的态度等问题，这些还只是宏观的，另外还需要考虑航道、气候、消防、路面交通等诸多细节的方面。我其实从四五年前就开始做灯笼这个系列的方案了，但是至今都没有真正实施过。

明年在荷兰，可能会第一次实现。一个古老的教堂，用我的红灯笼包裹起来。

为了解决我前面说到的那诸多问题，有一个专门的团队正在荷兰做这个项目。为了这个项目，荷兰的菲利浦公司提供了他们公司历史上最大的一笔艺术赞助。可见我的灯笼作品要实现有多么困难。但是这次的“介入”里，用媒体版面呈现作品方案图也很有价值。它将作品的含义向别的方向拓展了。

早报:包括这个“天堂红灯”作品在内，你的作品似乎都非常宏大。你为什么喜欢宏大的作品场面？另外，你的作品应该被归入哪一类，装置艺术、景观艺术、大地艺术？

谷文达:我确实喜欢宏大的场面。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叙事，成吉思汗、古罗马帝国，伟大的人和事让我激动。我也喜欢尼采哲学，热爱具有强大冲击力的人文艺术。另外，当代艺术的体量、尺寸，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量化数据，它也是作品概念的一部分，能引发扩张等概念的联想。而我的作品风格，也许这几种都兼而有之。只是之前的大地艺术等艺术种类，呈现出来的作品都很抽象，我的灯笼则很具象。这也体现了我现阶段的艺术创作趋势，我希望将哲学一般深刻的艺术表达转向大众化的、波普式的展示。

早报:你为什么要将自己的作品做得更加大众、波普？你是一个学山水画出身的艺术家，后来这么多年的作品，改变似乎非常巨大。是什么东西在推动你的内在变化？

谷文达:我开始做更加大众化的艺术，是因为我觉得艺术必然要从精英走向大众。精英的艺术，往往是一些在时代中日渐式微的艺术。比如“霓虹灯书法”，我就将所谓精英的、高雅的书法艺术和看似庸俗、流行的广告手法结合起来。我觉得任何有独创性的艺术，都应该反映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成果，顺着时代的脉络对未来作出启示。比如山水画，无论宋代还是明清的山水，在那个时代都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文化样式。精英的艺术需要自觉自省。

我的艺术风格的前后变化，外人看起来只是一些作品不同了。我自己内心却有紧密的、相互咬合的齿轮在运转推动。早期我画国画，在传统艺术内部进行了一些实验，比如“错字”书法之类。后来我离开了文字的艺术游戏，我尝试新的材料，甚至用经血、人的头发等材料创作作品，这让我遭遇了很多争议。再到现在，我又发现非常实验的艺术有局限，所以开始推动艺术的大众化。

要说最根本的改变原因，大概是我出国之后才发现，今天和将来的艺术家要成功，必须具有跨文化的经历和视野。只有一种文化身份的艺术家将很难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