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思辨 笃行致远 —— 访霍春阳谈孙其峰艺术成就与教学思想 文/叶春辉

文/叶春辉





孙其峰，原名奇峰，曾用名琪峰。别署双槐楼主、求异存同斋主。1920年3月10日出生于山东省招远县。

早年毕业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国画科。曾先后从师于徐悲鸿、黄宾虹、李苦禅、王友石、汪慎生等名家。擅山水、花鸟画、书法、篆刻，兼治画史画论，曾任天津美术学院副院长，绘画、工艺系主任，天津市书法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等职。现为天津美术学院终身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天津市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天津市海河印社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院院委等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叶春辉（以下简称叶）：霍老师，今天与您谈一些关于孙其峰先生在艺术及艺术教育方面的问题，首先感谢您接受采访。



霍春阳（天津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天津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美术馆馆长，以下简称霍）：很愿意也很高兴，希望借助我们的交流让更多人了解孙先生对这个时代所做的贡献。



叶：据我所知，王友石与徐悲鸿在孙先生的学艺过程中相继产生过重要作用，两位老师对孙其峰的影响，你在与孙老的学习中有何体会？



霍：王友石是孙先生的舅父，擅长大写意的花鸟画，受陈师曾、吴昌硕影响较深，可以说孙其峰进入北平艺专学习前，在花鸟画和国学知识的学习上是很受王友石鼓励和影响的。后来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考取了北平艺专国画科，由此受到了更多书画名家的指导，像花鸟画老师是汪慎生、王友石，山水画有秦仲文、溥松窗，书法有黄宾虹、罗复戡，篆刻是寿石工和金禹民，所以说孙先生受中国传统书画影响是非常深的，而在这点上王友石先生的作用很大。后来徐悲鸿在北平艺专执教后，他主张改良和西学东渐，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大气候和不可逆转的，孙先生又从徐悲鸿那里受到了西画里的解剖、透视、素描等一些训练，为他打下了扎实的造型基础，也很受徐悲鸿的赏识。但孙其峰和徐悲鸿还是有差别的，因为他骨子里还是倾向于传统中国画的技法、理论，主张继承传统国画精髓的，所以后来在组建天津美院师资队伍的时候，他挑选和邀请的都是一批国粹派，一些主张传统，有深厚笔墨功力的画家，甚至还有当时和徐悲鸿在观点上分歧很大的像秦仲文、李智超等人来美院执教。当然不是因为与徐悲鸿观点不同才找，而是当时天津美院也确实需要师资。后来，李智超曾给我写过一封长信，信找不到了，内容主要是说他赞成和支持我和孙先生走的这条秉承传统的道路。所以现在回头看，孙老还是更倾向于传统的思想和教学思路的，传统的根在他思想里扎得更深，也可以说他在吸收西画教学长处的同时也改造了徐悲鸿的一些教学思想。



叶：对当时一些以西画改造中国画的理论和实践，孙先生又是怎样看待这些观念和方式的呢？



霍：徐悲鸿的主张在当时中国是种大潮流，也符合当时中央的文艺思想，所以孙先生还是本着顺应潮流的做法，一方面采纳西画中能够为我所用的地方，进行吸收和改进，另一方面还是主张继承和发扬传统中国画的表现手法和艺术规律。可以说他选择了以传统文人画为本的道路，也适当吸取了徐悲鸿的重视造型的观念。这在他的教学思路和艺术观点上也都有所体现。



叶：你理解孙先生对于花鸟画创作上的艺术追求是什么？



霍：首先，孙老师注重钻研中国花鸟画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对不同时期创作的特点和变化都有深入研究。同时他还很注重观察生活和实地写生，认为写生是学习花鸟画的起点和基本，要从生活中获取造型和灵感，并总结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观察方法和创作规律。比如他提出过仔细观察、认真临摹、反复写生、勤于默写等一套循序渐进的练习方法。所以，我认为孙先生在继承和发展了前人花鸟画的传统上，又加进了自己重视“形神兼备”和“雅俗共赏”的创作方法与理论原则，所以他笔下的花、鸟、树、石总是鲜活和充满生气的。不管是形体、动势、姿态都很到位也很具有美感。当然，要达到这种寥寥数笔就能出神入化的境界不容易啊！这来自于他一贯注重笔法严谨和线条表现力的追求，也有勤于思考、善于观察、造型能力扎实以及博览群书、心胸放达等多种方面的塑造和影响。



叶：所以我感到他追求的是一种既注重表现物象的外部形状，又着意刻画花鸟精神状态的绘画语言，追求的是一种技法上的如火纯青和作画境界上的随心所欲。这也能理解为是孙先生绘画中突出的特色吗？



霍：是。当然还有很多，比如孙先生学习上涉猎面广，题材上通达，纵观中西取长补短，善于总结经验和自成一格，能抓住一个形象并将其变幻出十个、百个乃至更多，有很强的举一反三的能力和特点，等等。



叶：他既提倡形象上的变化和举一反三，但还主张以美为前提。



霍：是这样，他提出过变形也好，夸张也好，都必须是使被表现的对象越变越美，越夸张越好看，如果变形和夸张的结果还不如原形美，那这种变形就是多余的。中国的传统绘画也讲夸饰，但说夸张不要无限的夸张，还要以美化为前提。



叶：谈一下你们合作《山花烂漫》时的情形吧？



霍：好。那是第四届全国美展的前一年，我和孙先生一起带学生到泰山“后石坞”写生，看到山涧里一片片黄色的连翘花开得煞是好看，便情不自禁的产生了创作了冲动。回到美院后我一边揣摩孙先生讲授的画理，一边亲自实践，反复画了很多张“迎春”，后来一天我尝试用了一种新技法，就是用水粉加藤黄直接画迎春花，改变了过去先勾线再填色的方法，这样一来写意味道出来了，花的效果也出来了，孙先生看后非常兴奋，接着又用没骨法画了两块巨石衬在迎春花背后，使画面上的浓淡、虚实、明暗、墨色马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最后孙先生提款“山花烂漫”，还把我的名字题在了前面：“春阳其峰合作”，这件事一直让我感触很深。后来这件作品在美展上获了大奖，引来了全国的关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叶：“迎春花”引来的关注既有创作方法上的推陈出新和画面效果上的完美，同时花的喻意和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也是很好的契合。



霍：是的，那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举国欢庆的年代，这幅画和当时全国上下充满迎接春天和希望的憧憬合拍，那是一个代表着人民生活和国家欣欣向荣的春天。所以，“迎春花”受到了大家的喜爱，当时全国各地的很多出版单位、博物馆、火车站、机场、地铁都争着出版和张挂。



叶：“迎春花”的成功也带来了你艺术事业上的春天。



霍：这都得益于孙先生的提携和教诲，我今天的成就离不开他。



叶：具体谈谈孙先生在教学上的独到主张好吗？



霍：我认为他有很多值得总结和继承的教学思想。主要讲有这么几点，第一，他主张让我们继承传统，从中获得最本质的东西。继承传统既要博览群书提高知识素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从整体上把握艺术发展的规律。同时还要深入生活，在观察和体验的过程中提高眼力和审美境界。第二，孙先生主张要让学生不仅懂“法”，更要懂“理”，也就是掌握“所以然”，不是隔靴搔痒或无的放矢的表现和观察，这种主张既培养了学生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去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又帮助学生树立了一种不断进取永不放弃的问学精神，这个教学主张一直让我觉得受益匪浅。第三，孙先生主张“转益多师”。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在学习了孙先生之后，我就尝试地学习王雪涛、张其翼、吴昌硕、李苦禅，后来又对黄宾虹、石涛、溥心畬产生了兴趣，对我的这种兴趣广泛，孙老师非但没有反对而且还很支持，因为他认为学习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熟悉的过程，你会在这个过程里不断转向、吸收和有新的探求，这是没有阶级性和时间性的，这种“转益多师”的方法能有助于学生由点及面的掌握知识，并使知识不断丰富而不至于偏执单一，我想这也是他宽容博大的心胸所在。第四，孙先生主张抓住典型举一反三。这一点上他吸收了天津画家陆莘农的教学方法，也就是归纳出一些典型特征再重点学习，从而达到“一通百通”的效果。比如我们学画梅花枝子、桃树枝子、柳树枝子或是槐树枝子，一旦掌握了树的规律和特点其他的枝子便都会了。还有点染的东西，抓住一个题材，像葡萄叶子或是南瓜叶子、茄子叶、葫芦叶，这样再画荷花叶也就不难了。为此，孙先生亲自编画了很多书画谱，当中总结了画草、画树、画石的方法和种类，就连当时中央美院的老师都很钦佩。他的这种教学方法让学生从归纳到提炼再到娴熟，事半功倍又行之有效。第五，是刚才我常提到的写生。孙老师的这个主张就是采纳了徐悲鸿的教学思想，即注重生活、强调造型和练习速写。其实中国传统绘画也同样注重写生和关注生活，孙老就是融合并发扬了这个东西方艺术都很重视的学习方法，并且他更重视默写。他曾做过一个比喻：速写是往银行里存钱，而默写是从银行里取钱，没有默写的能力，这钱就花不了，钱花不了也就没用了。对此，我是深有感触，我曾经画过很多速写，但真正能用得上的还是默写中的积累。



叶：坚持画速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要年复一年的坚持，没有毅力和恒心很难做到。



霍：（笑）真是这样啊！但孙先生却做到了，活到老画到老，记得每次看到他时，都是拿着本画速写，走到哪画到哪，有时画着画着睡着了，打个盹醒了之后接着画。自己画也督促学生画，所以那时我和他被别人叫成“玩命徒”。



叶：孙老的勤奋让人钦佩。我们都知道，孙老是位艺术通才，不仅在绘画上有很高的成就，而且在书法和治印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能谈一下他是怎样在书、画、印三者间有所互补和融合的吗？



霍：孙先生在书法上曾先后受到过徐悲鸿、罗复戡、寿石工、金禹民、秦仲文、李智超、溥佺等名家的指导和影响，从中他择善从之，受益不少。治印主要是受金禹民先生的传授，从汉印入手，不断研究和练习，对治印的态度他非常严肃，有时一方印的章法就要改写三四十次甚至更多，还有许多印稿只做了章法上的研究却一直没有奏刀，这都源于他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他70岁之后画上所用的印章也都是自己刻制的。但即便爱好如此广泛，孙先生却还能从书、画、印三者中总结出互补和相通的章法或理论。比如他在经营图章的章法时，就常常借鉴花鸟画的构图，同样在处理花鸟画的章法时也从治印中“引渡”一些虚实、强弱、繁简、疏密、纵横、俯仰等关系。他有时把画的构图当作图章看，还有时把图章当作画来看，所以从它们的“不同”之中总能找出“相同”的地方。



叶：他还归纳了一些像“过河拆桥”、“取精去粗，得意忘形”既朗朗上口而又很有价值的治学理论。



霍：没错，我认为这些话的涵义主要指要摄取书画绘画中的灵魂，要不断地上升到更高层面，并要重视艺术当中忘形和取意的关系与限度，这还是本着他辩证的思想。



叶：我注意孙老有个别署叫“求异存同斋主”，你怎么理解这里的求异存同？



霍：这个问题有意思。我想孙老指的“求异存同”还是与他不断求“变”的追求有关。“异”和“同”本身也是一种辩证的关系，获得同不易，但在同的基础上再求变就更难，我想孙老通过这个别署是为我们传达一种孜孜以求和不泥守古法敢于出新的治学态度。



叶：我想还渗透着一种统筹全局“和而不同”的大家风度。孙先生自上世纪50年代调入河北天津师范学院美术系（天津美术学院前身）先后做过系秘书、系主任再到副院长，可以说将自己多半生的经历全部放在了美院的教学事业上。前面谈到孙先生的一些教学思想，你认为他的这些主张及当时所做的教学工作，为天津美术学院日后的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霍：当他在天津美院主持教学工作后，便主张要将教学面向入门的学生，让学生学会方法，要在学习绘画的过程中打下扎实、规范、严谨的基本功，他强调技术和观念的双修，主张中西兼容和注重造型能力，在他推进教学思路的过程中，他冒着被指为“保守派”的风险，先后举荐和聘用了李鹤筹、李智超、刘君礼、秦仲文、张其翼、溥佐、萧朗、王颂余、刘凌仓等一大批注重传统并有着深厚笔墨功力的名家来校任教，强化了当时天津美院的基础教学力量，应该说是功不可没影响深远。同时，孙先生很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采取了老师包干制的方式，“一帮一，一对红”，这个办法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虽然这种旧式的师徒传代关系一些人是反对的，但从我的经历来看觉得并没有害处，先把师傅的优点和特长学到，再博采众长独创新解，这种学习方法还是值得借鉴的。我当时之所以放弃到中央美院读研究生的机会，就是感到孙先生为学生营造的学习环境太难得了，这里教学资源很宽松很方便，查阅画册、字帖、经典著作伸手可及，并且孙老反对文人相轻，喜欢以诚相待，提倡互尊互助，没有门第之见，所以我便果断的做了留校的决定。另外，还有一点是孙先生提倡并带领老师们筹建了当时天津美院的中国画资料室，组织张其翼、李鹤筹、王颂余、溥松窗、刘君礼等先生绘画课图稿，既用来给学生当范本又方便和外校进行交流和学习，现在看来这些行动实在觉得很了不起也很让人感动。



叶：师从孙老这么多年，从他身上你得到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霍：真诚为人，真诚做事。不参与是非，专注学术提高业务，严谨治学，淡泊名利，永不满足永无止境。


叶：你怎样看孙先生对20世纪中国花鸟画艺术的发展所做的贡献？



霍：孙先生的艺术成就和贡献很难用一两句话概括，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他从前人那里把中国传统文化很好的继承并发扬了下来，既没有完全否定老的东西，还用一种辩证的思想将传统和现代进行了有机的融合，使中国花鸟画艺术薪火相传，没有断代，从方法上和理论上都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