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色彩——中国乡土表现主义画家王炎林

王炎林1940年1月生，原籍河南郑州，1961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油画系，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陕西省美协艺委会委员，作品曾多次入选全国美展。王炎林的艺术精神我们就用为其艺术撰写评论文章的著名学者批评家范迪安、刘晓纯、殷双喜、陈孝信、陈传席等人的文章标题加以串联总结， “王炎林的艺术精神”是“幻想中的真实”、是“醒着的梦”、是“生存的梦魇”；“他的梦与醉”是“热如火的艺术”、是“凝重的游戏”。让我们一起用心倾听“梦回色彩”的真实与感动。

徐：听说前些时候在西安举办的台湾故宫藏画展的学术研讨会上，你和一位批评家之间有一次十多年来少有的激烈辩论，焦点是什么？

王：焦点是面对强大的中国画传统，我们还有无路可走？！个别搞理论人的用儒雅、精微去框定所有新水墨流派的高低是很无知的。陕西画风多粗犷豪放，有很强的视觉张力，是因为这里的画家多处于“艰生带”。邵大箴先生说“陕西画家是属老虎的”，1997年陕西水墨展在京众多的批评家给予陕西画家群很高的评价，如“陕西现象”、“壮美.大美”、“陕西是当代主流文化的源头”等，使我们很受鼓舞。陕西画家是当之无愧的。

我对有创造精神的画家深有敬意。当今水墨界对吴冠中先生多不认帐，但我非常敬重他。

徐：为何？

王：我尊重吴冠中的绘画语言，全新的语言。我在书里写到“用一种绘画标准去评论另一种绘画是最容易发生的一件愚蠢的事情，”我觉得非常可笑，恬静疏远清高脱离红尘，现在我们已经入世了。非要回到古代，拔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可能吗？！

徐：你怎么了？

王：我是一个生态保护主义者，我在陕西是个特殊性的画家。当时我是处于生命低谷时期，北京人玩深沉玩表现。他们照样寻欢作乐，照样吃着野生动物，照样打猎。我们天天广播电视上宣传环保，我带着最穷的老年大学学生去捐钱，一次捐款数额超过了社会一周的总合。还有西影路上的树要全部砍伐，是我抱着树流着泪，反映到政协会上才把它们保留下来的，在这点上我不等同于陕西任何画家，也不等同于中国表现主义的很多画家。内心里处于痛苦的状态，这种状态到了最后就不能自拔，就是想自杀。你看看我的画册后记是陈云岗先生写的，他是陕西第一个给我写文章的，写得最早写得最多的一个人，他发现我的生命状态不好，当然我们不能说我们很健康，但是我们很真诚。我比所有的陕西画家活得都累。在八十年代中期转型，从油画转入水墨，我在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五年是我最辉煌的水粉年代，我是油画系毕业，我们那时候把所有的生命都燃烧到色彩里，我们扎扎实实搞“外光”，这个在中国很难，是中国人最匮乏的资源，中国人在这方面几乎不开窍。我的人体彩墨画上的色彩，张之光曾这样说，“王炎林你什么都可以学，就是他的色彩你永远也学不了。”因为我的色彩每次变幻的状况，我自己也不会控制，它是任意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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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你对对色彩的研究和天性，使得你有别于他人可以这么理解？

王：完全可以这样讲，我的色彩在当时很超前，从北京来讲，也没有几个人玩表现的，在79、80这个年代是很早的。我画的是心态，那时候我对景写生时有很强的主观综合、调节，是一次全新提升的创作状态。

徐：在写生当中，你是怎样把你内心的感受转化出来的。

王：比如说，我带学生到了树林里，我们大家一起画，在很热的地方作画，要求学生画得很凉爽，我和别人的教学不一样，刚开始就强调主观色彩，主观的情绪，主观的处理，要画出最强烈的感受。当时若是看画与对象比，我画得好像不像，过一段时间发现我画的是最像的。我把该减的全部减掉了，最大可能的突出我情绪的那一部分，画得很夸张很激烈。当时我在陕西号称“色彩王子”，我在色彩上影响了一波又一波的青年人。现在一些有成就得画家，当时很多我都带过，号称“弟子三千”。我在西安是最有争议的人物，当时的美协主席修军说，“陕西有三位艺术家，床板艺术家，狂人艺术家，奸商”。“狂人艺术家”指的就是我。对于那个年代是我的不是我的学生都说我的学生。我这个人不为人，但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是陕西所有艺术组织的教授、顾问和特聘画家。我有一种天性，不能违背艺术的规律。最近我也在西安策划一个（语境/状态）四位女画家展，他们有人说我在西安是一个传教士，给艺术传教，这是一个特点，我很关照下面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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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可以谈谈在你的心中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的艺术家，你最崇拜的或者喜欢的？

王：我开始是学油画的，在后期我就转向了表现主义。我和画家陈延关系很好，在色彩界，外光上我擅长，他在造型上有成就，也是搞版画的才子型画家，在国外我看了展览我觉得高不可攀，像伦勃朗的作品，看了后我想下跪。还有其他的画家，我觉得无法逾越，太高太高了，后来看了表现艺术觉得咱们都能画画了。因为他开辟了另外一条路，提供了一种经典超越的可能。我很崇拜印象派画家莫奈、比加索、特别喜欢夏加尔。中国画家我最佩服的是齐白石、黄宾虹、林凤眠。如果在跨度上来讲我最喜欢的画家是林凤眠，他是和我最合拍的一个。可是人们对他的研究很苍白。灵感也有局限的，因为这种局限性，所以才需要发展，他的成就非常大，但是他和徐悲鸿分道扬镳了。画家林凤眠他是一个融中西绘画后跨度最大的画家，我更喜欢他中期的作品。晚年回归意识太重了。

徐：你很喜欢画家林凤眠，特别是他中期的作品，他给了你什么启迪？

王：他是对中国画反叛成功的一个典型，我更喜欢跨越性、跳跃性的画家，一种新形式可以启发整个人类。他太有智慧，我感到他把色彩大量的溶于墨色当中，中国画“墨分五色”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他的造型上很主观很单纯很强烈，非常有感染力。我感觉有一种陌生感，陌生感正是我最喜欢的。你为什么要到欧洲到印度，为什么外国人到中国来旅游呢，他都在寻找陌生感。我喜欢语言本体的陌生，而有些人更主张语言的延续。语言需要演变，演变的过程中林凤眠走在了前面。

徐：你有没有勇气继续往前走，这个其实很冒险。

王：我画国画的时候，我的第一个目标是打破中国画的规矩，严谨的规律，我想突破。这种突围非常困难，是一种冒险，你说得很准，殷双喜也是这么说的，“中国艺术就必须进行冒险，王炎林就是一位冒险家”，因为冒险就有人不承认你，你看到这本书上的作品我已经不冒险了，我又回归了，这是一种自我安慰。你们玩笔墨，我也玩一玩，处于这样一种思考，另外它能给我生活上带来愉悦。也可以让我经济上解困，多方面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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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用自己的笔墨传达宣泄内心情感，你更喜欢的是表现主义，如书中的这些作品，你最想给现代人什么？

王：我在北京办展览时，前言中写到，“人类是世界最丑恶的动物, 因为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毁灭了世界上的一切，现代文明是一场灾难”，人们只管自身吃好穿好，把生态牺牲到了很残忍的地步，建立在对大自然破坏的基础上，以人类为中心。我批判的是大人类中心主义。在这一点上我和所有的人拉开距离，现在很多理论家并不清楚这一点，陕西画家在批评这种精神的人是少数的。邢庆仁更多关注的是现实性文化和私密语境；张立柱他关注的是农民题材，他们都是农村人；郭全忠是直接歌颂农民的，他歌颂的是一种精神，而不是表面上的浮华。我没有这种意识，人要生存就是灾难，我觉得普罗米修斯发明了火种，人类开始了罪恶，我的前言就这样写的，所有的文明建立在疯狂毁灭自然的基础上。在我的手记里记着，“人类的膨胀，野生动物濒临灭顶之灾，河水泛着恶臭，热带雨林灾迅速消失，冰山在消溶，大气臭氧层空洞不断扩大，每一分钟都有野生动植物在灭绝”，这个非常可怕！故宫毁灭还可以重建，但是一个物种的灭绝，是无法修复的，这使我痛心疾首。我在前言写“我的画没有诗意，是因为我的心里充满了焦虑，我的画乱而无序，原本社会就是如此，我的画人物皆丑，缘于人贪婪的本性，”我这种描述就是我当时的心态。我非常的痛苦，我无力拯救这场世界灾难，当时偷偷的积攒了很多安眠药，准备结束自己。我其实不愁吃穿，我吃饭非常简单，我的生活很简单，野生动物不吃，小动物不吃，以至于我不敢画动物写生，看到温顺的牛，就联想到它可悲的下场，使我自己联想的太多太多。我是一个比“绿党”还绿的人。我是一个精神自我折磨者，我曾经见到人们杀害动物时，我会大骂，在那时我真的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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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你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你改变不了它们的命运。

王：是的，我拯救不了，改变不了，又特别害怕。

徐：那么你心中的压抑与痛苦是通过作画来宣泄的？

王：完全是这样的，我的作品中，黑污的河里只有一条孤伶伶的鱼，骨头都变了形。可以看出我们现在江河污染的程度，它使得人心里非常不安，好在现在治理初有成效。

徐：你画这样的作品很痛苦？

王：我画画的时候晚上做噩梦，出虚汗身上都湿透了，晚上从梦中惊叫起来。在当今在做画中人有这样经历的很少。是心灵深处呐喊出来的作品。我是很“绿的”，森林、动物我都是非常爱护，甚至家里铺木地板我都很难过，木头太少了。

徐：艺术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从你的作品中感到吃惊，像你这样的画家对生命生态的关注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在做画的过程到了“半梦半醒，亦梦亦醉之状”，有些像凡高、夏加尔、达利、米罗。

王：我最近比较好，我在自我调节，我的后期心态平和一些，画了一些平和的作品，已经开始转型了，我从台湾回来以后，开始注意生命需要自我保护。

徐：那么我还想说，我们不从艺术的角度或者艺术家的角度来说，我更想从朋友的角度谈一点建议，看到你现在的这种转变我很高兴，一则在是你在艺术转型期，艺术脉络的延续发展上，结果还不是很清晰；二则是希望你能健康快乐的活着，不要让许多爱你关注你的人们感到遗憾。

王：你说的很对，这个延续到什么样子呢？我的画有种精神气，不可思意与鬼意。就像你看到的我作品中有一“异物”，“异物”在别人的作品中从来没有出现，画面中有个新东西。它不是人，也不是什么物体，它是一种诧异的感觉，往后还可以画的再轻松点。以前我的作品是满构图，反复积压，现在想让沉重的感觉少一点，轻松一点，调侃的感觉多一点，这是一种生命的需要。张羽说我是陕西画坛的“大哥大”，搞表现主义我搞的最早，大家都希望我的东西可以延续下去，不希望自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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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你刚才讲的“异物”是怎么出现的？

王：我和其他画家不一样，我是一个从小爱幻想的人。有这样一个苏联的影片《海之歌》一组镜头：海浪、沙滩、无垠的天空。一个爱幻想的男孩捂住双眼，幻觉出现：“快看！王子、公主、白马、宫殿......，”（我从小就有这样的感觉）。另一位将军的儿子也手捂双眼说：“我什么也看不见！”因为他是个笨蛋，这有什么办法？从幼至今，我把见到的现象目识手记储入脑海，久而久之储存颇丰。作画时，我常用这个基因激活联想，随时调出，进行快速反映。我想把一些奇妙的幻觉东西延续下去，变得相对温和一点。人类应该用更达观的态度来承受灾难，而不是你把自己的命捐出去，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我崇敬的人和组织就是“绿党”和生态保护主义者，他们是人类的先知先觉者。

徐：在你的内心你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王：我年轻的时候一切都很愉快，空中充满阳光可现在变成了这种状态。刘骁纯给我写的是“绘画的双重结构，”其实我喜欢的家园是人、神兽、自然都能和睦相处。画面阳光明媚，小狗小猫小孩，一切和谐快乐。但是你到生活中去，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我看到活着的小羊要被屠宰，眼里泪水闪动，动物和人一样有灵性。我在峨眉山时，一个“道人”给我讲，“我们道家相对佛家更宽容”这个对我很有启发，为我杀的东西我不吃，我看你在屠宰它我不会吃。医生曾经对我说，“一个人很崇高当然是好的，但是你改变不了这个世界”，我的禁忌很多，我吃饭相当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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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你对生灵的关爱多于关爱自己。

王：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我不缺吃穿，女儿也都很好，我爱人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的理事、省电影家协会秘书长，家庭幸福，经济上也还不错，但是我自己仍然感到莫名地痛苦。我就像托尔斯泰一样，他的房子着火时，他没有去救火，他是在远远地观看。他在体验，他是一个艺术家，灾难意识对我很重要。

徐：那你信佛吗？

王：我非常尊重佛教，我不信任何宗教。它不能等来生转世，那永远无法证实，只能麻痹我。不如我们去为生态平衡关爱大自然做点事情。

徐：我们回头谈谈你的绘画，你从西画转到国画是什么原因，你如何理解水墨表现与传统绘画？

王：中国画太古老、太优秀了，中国画传统惰性十足，越是古老的越有惰性。到“墨分五色”，“随类赋彩”已经不符合当代剧烈变化的审美要求，我都有批判。“墨分五色”，只是感觉中的存在。其实“色彩是美感最普及的表现形式”，“色彩就是生活的真实”，他本身就有巨大的能量和感染力。传统水墨进入现在，色彩是一个广袤的开阔地。“随类赋彩”过于理智，我喜欢“随情赋彩”，没有真实，没有理念，全凭主观。作画时，随着感情的冲动和视觉的需要，即兴调节，寻找和声。我觉得齐白石所说“似于不似”，只能框定文人画的界限。不能用文人画的框架，传统文化的框架，来框定世界上任何现代绘画。在我的画中我更多吸收民间艺术、原始艺术、儿童艺术和西方现代艺术作为我的基本构架，我大量的引入色彩，因为我是搞色彩的，很像民间色彩，民间色彩是平涂的，我的色彩是表现的，用“色拼”的方式。这是表现主义贯用的手法，它和中国色彩的强烈感进行结合，既像中国画又像国外的，中国民间的绘画如年画、脸谱、京剧等颜色都很强烈。中国人是最率先走出具像艺术，而我们在绘画框定于意象这个点上是不够的，我们也可以进入抽象，在色彩上我进入到表现主义和中国民间绘画体系相结合，又有“同构”又有许多差异。另外一种结合就是我多次画法，不太遵循笔墨的小趣味，而是大视觉，能震荡人心。而不是那种脱离人间烟火的，我们现在面临着这种状态就不能进入当代。我觉得任何画，画的好都是好画，对那种把玩性的艺术我也很赞赏。好的艺术，它就会作为世界上文化存了下来，世界实际上是需要多元的，不应有帮派之争。画画过程中，我是大量的应用颜色，色彩为主到了以墨为主，强色相加，画法强调毛、黑、乱、滞，不要画得光流。画家的作品和他本人当时的心态是很吻合的，我仍然延续着中国文人画的笔墨精神，我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没骨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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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你在用色上吸收了民间色彩的表现形式，有些作品色墨相溶，这些作品的颜色是随机性的还是特意设计的？

王：画画随意性才有变化性。我的几本画册作品都不一样。这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人说让我守着一点往前走，我觉得李世南说的很对，“当一个人有能力的时候，还是一阶一阶地往前走，走不动的时候那就守。”我是一个变异性的画家，陈孝信这样写我，“在一个时期里注意拉开距离，在短期内能拉开距离，这种画家不多，他比很多同时代的画家都要深刻。他如醉如梦的作品是很多画家不能理解的，他对人类的反思付出了很大代价，”我的作品中人物的鞋子一红一绿，是符合现在时尚，也是很好看的，就像音乐一样，怎么好听就怎么画，是一种感觉，没有道理可讲。我觉得中国现代是一个特别浮躁的时期。特别是近十年里，全国美展让人感觉不好，中国画金奖作品让人大跌眼镜！怎么能把那样造作的作品作为好的东西。他们更多的是代表集团利益和地域利益和个人物质利益。我真正看重的是一批好画家、理论家，他们在认真的做学问，他们在为中国美术建设一种希望，一种崇高和绘画本体意识以及多元的格局。就和我对你的这本书很感兴趣，因为你在做着一种系统工程，它和现在的这种官办艺术不一样。官办美展中国画风格的弱化。水墨精神的全部消失了。我佩服崔振宽，在陕西他是一个大画家，很有思想，人也非常好。说陕西真正的名家是谁？选出十个大师画家，政协搞这种事，太没有水平了。大师是时代筛选出来的不是选出来的。

徐：艺术发展的道路是很曲折的，可以回想一下你走过的艺术之路在那个年代怎么会迷上这个？

王：我这辈子不会做什么，就爱画。我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学画画，家里穷，小时当时生活困难，于是我就开始画画，画画是一种消遣。一张画画好了，一天都很高兴。最近看了法国歌舞《红磨坊》当时我就激动的不得了，听音乐会觉得心在跳！豪华的服饰、半裸的舞女、快速的节奏给人一种强势文化的感觉。改变自己画风的画家是好画家，我不崇拜把一种东西玩一辈子，不思改变，没有新意。画画就是我的生理需要，很好玩，除了画画我什么也不会。我更羡慕音乐家，他们更直接，更有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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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音乐无论水平高低都可以去听，画画遇知音不易。

王：我觉得画画其实就是寄托自己的性情。如果不会画画就没有排解自己情绪的方式，它是一种排解方式。

徐：在你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如贾平凹给你写的文章，“看了你的画，想哭想喊，甚至想要放倒女人和杀人”。

王：这个我是这样理解的，有人说了，“王炎林特别爱女人，”其实在我的生命当中，特别是在那一段痛苦的日子里，我有一种方式就是看女人，我爱人说，“路上小心”。一个男人不爱女人就不是男人，不是一个完整的男人。我对女性的美非常偏爱，于是我画人体。看法国歌舞“红磨坊”时，我的很多朋友开玩笑说最感动的是王炎林，其实大家都很感动，我对女孩秀色可餐的体会，我和他们一样细腻，我在绘画中进行了传达。我画的女孩子，实际上和现实中不太一样，女性的美是对男性是很大地激励，对女性欲望很强烈。但这种爱是绝不封建，老女人、中年女人、小女人，我都爱，是一种博爱，凡是漂亮的我都爱。但我的爱和一般人的爱不同，标准形态的女人我不一定喜欢。这种人很有味道，很有趣味，有些人能唤起人的欲望的那种女人才可爱，那才是好女人。

徐：你住在西影，张艺谋导演的片子，他选用的女主角，你觉得美吗？

王：每个人爱都不一样，第一次发现巩莉的时候觉得很好看，也很性感，很纯朴的，表演一般，现在我还是很佩服她的。但是大众脸谱的，比如“王丹风”，大家都觉得美的漂亮的那种，符号化脸形的女性，我不是很喜欢。其实张艺谋和我们很共通，他总要强调女人要有味道的那种，或者很野、或者很文静、或者奔放，男人看了后，引起男人欲望的人，那才是女人。画人物画要把美好的东西呈现出来，都非常注意微妙的，还有一种丑美丑美的那种，就像臭豆腐一样，越吃越有味道。

徐：在你的作品中画了小孩子，是因为他们单纯可爱？

王：我在生活中感受到的压抑，阳光、女人，孩子他们能带给人快乐。我画男人很少，多是妇女儿童 ，她们阐述的是抒情的、温和的。母性和孩子都是歌颂不完的主题。少女十八无丑女，总是感到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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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在你的作品中很少见到男人？

王：我觉得男人不可爱，因为异性相吸，我画我更感兴趣的，男人也画，画的少。如果一张作品有了男人会增加点情节性。

徐：在绘画的当中你找到了男性的另一面？

王：男人是主宰者是力量的象征，毁灭世界的是男人，是男人完成的。

徐：你怎么规划你的未来之路。

王：我想我的延续应该是生活中的喜怒哀乐都有的，但是重点我想放在心里的那种幻觉的东西，现在有些已经这样作了，画的异物在以后我会画的更漂亮一点。像市井生活的东西，是用表现主义的手法画，造型上的扭曲程度会减弱。我现在画的作品，画的是一个人在吹号其实吹的是女人的乳房，《一个陌生的地方》是一种混混沌沌的感觉，人类还向往的好的东西，还有一种就是奇奇怪怪的东西，一定要保留下来，人们有时候在看云彩的时候，看见的是一个花脸，心里幻觉的成分会升华一点，这个对人类健康有益的东西，能够焕发人的想象力。比如一个白墙，突然跑过来一匹黑马，白墙黑马，黑的空洞。去发现生活中很有趣味的东西，只有艺术家才能感觉到，它像什么，把潜意识的东西调动了出来。再现现代的共同的心理，这是很美的。

徐：你所说的是追求方向，在绘画的表现上和感受上很特别，往下发展特别是在色彩你怎么想。

王：在色彩上，我希望保留我的优势。

徐：看了你的一些作品，感觉在墨和色彩处理上很有特点。

王：我会往轻音乐的方面靠一些，很优美，从原来明丽沉重的心态下较为轻松的往幻觉的路，这是生活中没有的，是艺术家想象中产生的，这种创作很艰难，有时看东想西，看“白”想“黑”，诱发潜意识里的东西，往往带有一种轻松的感觉，画面比较漂亮，色彩比较单纯，构图不想太满，主次分明，语言单纯。也就是说带有一种幽默调侃的感觉，让自己从噩梦转换为一个平和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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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你对笔墨色相溶有一定研究，可以具体谈谈？

王：我往后走会突出色彩，这是我最大的特点。其他画家是以墨为主，后赋色染色，色是附属性的，他不把色彩作为主要的手段。其实用色上，一块红一块蓝，就已经很打动人，把中国笔墨溶入到我的作品中，加一点别的东西，但是总体上还是保持中国画用笔用墨的变化无穷，墨的干湿浓淡及节奏感，强化笔墨的非物质性——独立的审美价值。

徐：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去融合得好，墨色用得舒服，你已作了一些尝试？

王：我这个人是很善于思考的，我有两种手段去发展，一是由纯墨色中用跳跃的色块，它们本身是不达界的，我的画里人物大部分都是黑白的，只有人物的脸上有色，为了好看人物是黑白的而画中的动物身上会出现很强烈的色彩，色彩作为一种呼应调节搭配，是非合理的状态下构成一种新样式，让作品总体的感觉奇异一点，可接受程度大一点；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在水粉重曾常用的方式，以色彩为主的水墨画，也是李世南多次指出的，墨色相蘸，不调色，直接在纸上调色，这是我的一种优势，难度相当大。现在觉得很难，颜色为主的水墨，这种画挂在墙上的让人感觉很兴奋。

徐：中国画在写意色彩发展的空间很大，等待着像你这样的画家去解决开拓。

王：我最近一直很迷惑，我甚至有些失掉信心，我在尝试把我自己走过的好多年的色彩感觉找回来。那些画全都不是照抄对象，我没有一个是照着对象画的，都是内心的感受。就像是一种音乐，这个是我的一个很难的目标。

徐：这也是我一直追问你的，也是我最感兴趣的。你有这样的好底子这是别人无法比美的，如果这个方面有所突破，将在中国绘画史上会有一笔。

王：你现在和我谈话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坚定了我继续走下去的决心，我为什么回避第二个方法？难！现在怎么不会画了？！当初画的一些色彩作品，全部是心像，其实那时比现在走的远。我现在想往回走走，李世南曾经说过，你是第二个人说的，我很高兴。实际上你是你提示了一个高难度的建设性的问题。再难我都要咬着牙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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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在采访之前，我一直都很关注这个问题，是非常难的，看了你的作品和你的谈话后我觉得你有成功的条件。

王：说不定你走了后，我就会拿起笔来做这样的实验。我实验了两次，因为这种东西它是鲜活的，即兴性极强，需要才能，它和国画里的墨色关系不同，形成很大的反差。我最近一直在想，色彩可以加白色，而国画不能，色彩也可以用色拼去营造，通过视觉调和达到所追求的效果。

徐：现在所需要作的就要避开西画的调色观，发挥水墨的优势，水墨色彩若走不好就会走到西画领域。

王：这是很难的，我在记笔记，也记到了你说的这个话题，我在思索怎么起稿子？在这次计划中我必须用墨色起稿子，这就有了根。或者是暖调子起稿我用冷调子画，也可以相反的去做作。我当时也在给学生讲，我也看了很多中国画论的书，里面都没有记载，红调子用蓝颜色起，红调子用绿颜色打底，紫颜色用黄颜色打底，用补色去打底，这样眼睛就不会疲倦，积墨应该往后放一点，但一定要注意中国画的用笔，调色的时候还应该注意“算色方式”，我把外光吸收进来。你是第二个鼓励我的，很敏锐！这个将是带有一种全新性质的彩墨样式。

徐：现在对于你没有太多的外在的压力，一个人可以用生命去体验人生，去燃烧生命，应该是个真正超脱者，画自己喜欢的东西，大胆的走。

王：今天和你的谈话给我帮了很大的忙，这个时候是我动摇的时期。这个很难。解决这个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徐：色彩对现代人太重要了，很多青年画家都经过严格的色彩训练，但很少有人去试一试这个全新的领域，因为它太难了，难就有空间。

王：你说的这个初步完成，当你的作品挂在墙上的时候，就像满墙挂着的珍珠一样在闪亮，而中国画挂在墙上，它是一串珍珠是一样光色的东西，视觉疲劳性很严重，很难摆脱这个。我为什么喜欢林凤眠，他作到了这一点，其他人都没有作到。你说的这个就是要付出时间，付出金钱，艺术越是艰难就会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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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回看历史，真正好的作品，并不是那个时代最时髦的。

王：是的，一些画家有了一定的地位，惰性已经上升成为他的主导了，已经成为了名品牌，舍不得仍弃，于是他们便开始守成，一味复制自己，数十年如一日风格变化，他们不需要用心去画了，他们用肺去画。

徐：大胆的往前走，会有结果的。

王：我觉得你这个人比较深刻的是，你不但是个画画的，你还在提示重要的可行性。我的优势是什么，就是在色彩这一块，这是唯一别人都不好做的，在水墨这一块，把你最大的优势移植过来，解决这个办法就是我必须要投入精力，必须和写生态联合起来，实际操作。我们最后谈的这个关键问题就是绘画语言本体，在中国你应该站在一个什么样的高度，绘画本体将会决定一切。

徐：在这个过程中，只要你作了就有贡献，对于后人来说，也有了新的起点和高度。

王：你今天对我帮了很大忙，其余的都是小事情。我坚定信心了。这一段时间我相对的比较沉稳。我要把一些世俗观念隐掉，沉寂下来好好的研究。现在国画我为什么不爱看，因为现在很多作品太接近，群体太接近了，一个人的东西又太接近了。有一个广州人来到西安说谁能画的和任何一个画家画的不一样，我就买他的画。而现在一些商人在制造着一种文化垃圾，按你的官位或者是地位论高低，还有很多被爆炒成名的画家，现在中国画坛常是“大家不大，名家不名”。近十年来是最可怕的时候，官场的导向和水墨精神的丧失，绘画本体语言的丧失，影响着很多画家心态。

徐：你觉得长安画派的学术思想对当今的长安画家有什么样的启迪？

王：关于长安画派我也发表过一些议论，我对石鲁先生很崇敬，因为石鲁先生不仅仅是一个画家，他的诗词文学上的功底，他在自然科学哲学方面在美术理论方面他都是一个超越了绘画本身的一个艺术家，他给我们深刻的启迪是一个画家艺术家应该首先是一个知识非常广博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画匠，长安画派也有它的局限性，他提出了“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我在十年前说过，这个观点没有成为经典的口号。就因为这个口号缺乏特点，是大家共用的。海派和其它画派都是这样的。长安画派现在的经典性理论上空缺，有些精辟的理论观点也是石鲁个人的理论。

徐：感谢王老师的今天精彩的谈话，让我们就从现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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