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的形成不会是无缘无故的。
许：早前见到过你的人物画，像齐白石、八大山人等人的造像。从那样的人物画突然之间转到你现在这种面目的系列作品，这个过程似乎不像其他画家是慢慢地渐变而来的，更像是突然之间的一种骤变。这种突变的契机是什么呢？
张：我1959年进学校的，浙江美院，学画人物。那时要求写实，画工农兵，都是从写生中来。当时我们学院中国画有个特点，对速写抓得很紧。我们的老师是顾生岳，他是一位速写高手，所以我们速写画得很用功。又因为当时的经济条件都不是很好，所以我工笔画得比较多，因为工笔呢一张纸可以画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你画写意的话，一天就得挥掉许多张生宣纸，哪里买得起。速写也画得多，因为一支笔就可以了，纸张也比较差，最便宜的那种就可以。我后来的画里面注重线条，可能跟当时画速写有关系。我们那时的速写主要是用线而不是用块面。
再说更早前吧，我家里没有人画画的，小时候读私塾，看到同学带来的连环画上有侠客的形象，很喜欢，就把它临下来。有一次得到一本《芥子园画谱》，对我的影响是蛮大的。还有，我从小喜欢看戏，特别是喜欢看绍兴大板，当时徽班在我们绍兴也有演出，我很迷恋那些人物服饰和脸谱的色彩，民间味很浓。在我以后的画中，线条肯定一直不放弃，后来搞到色彩上面去，我估计与以上这些事情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一个画家风格的形成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下冒出来，它一定是彼此关联着的。
另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改革开放，艺术观念比较宽松了。1984年第一次到德国去，确实看了好多国外的艺术品。这跟时代气候、环境都有关系。那时候许多中国画的调子都比较灰，中性调子的，黑乎乎的，闷闷的。传统中国画不太注重色彩，如果稍一强烈鲜艳以后呢，就会平一平、光一光。这样看起来似乎就比较舒服。我后来是有意把它强烈了，把中间调子抽掉，一些灰的东西抽掉，把线条加强，让颜色明快，造成强烈的对比。这样一来我的作品比较跳。其实我的所谓“突变”可能就来自这样简单的想法。!
许：这是一种选择。选择也意味着放弃。
张：我想我的画中放弃得最多的是“写实”成分。
对我影响最深的还是中国的。
许：那么你觉得引导你发生突变的因素是西方的多还是东方的多？
张：我从人物画变到花鸟画。我印象最深的触动是有一次看到挂历中一张齐白石的玉兰花。我觉得他几笔上去……我画花鸟最早是玉兰花。中国画家当中，我一个喜欢八大，一个就是喜欢齐白石。所以程十发先生对我说，对你的影响就是你画过的两个人。我画过的这两个人就是八大和齐白石。所以，你要问我受外国的影响大还是中国的影响大，我觉得对我影响最深的还是中国的。
许：当时程十发先生怎么看你的画？
张：最早倒是程师母张金老师看到我的画说：“你怎么想得出这样画？”而有的朋友说我的画像米罗呀什么的。可能是我……
许：可能你与他们的某些地方有暗合、契合。
张：我后来跟他们开玩笑说米罗是学我的，为什么呢？因为米罗是吸收东方的，那我就是个东方人，他不是吸收我的吗？当然这是开玩笑。可能正是因为米罗画中那些东方的东西，使我对他的画比较感兴趣吧！
许：起码是“我们家的”。但是他没有直接影响你？.
张：没有直接影响！我开始变画风时，米罗在中国的影响还没有那么大，可能那时我还是比较喜欢毕加索、马蒂斯。
不画出来我总觉得不甘心。
许：你的画乍看很现代，好像与传统的关联已经很少了，因为平常是不大可能马上注意到你画中的线条的。视觉上初步、大体的印象总是洋味很足，与平面构成乃至图案相似，因此，外界必定会有不少说法。在你听到这些说法之后，你会怎么想？
张：虽然外界有说法，但当时我想我过去画水墨人物画（包括学习）有十几年，甚至二十来年，而现在（与过去不是绝对没有联系）我才画了没有多少时间，怎能一下子画得好呢？所以人家有说法也是正常的。但我还是觉得应该按照我的想法画下去，不画出来我总觉得不甘心。
我出生在具有中国古老文化传统的绍兴，后来学画又在潘天寿先生任院长的浙江美院，以后又长期生活在上海这样一个城市。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看到外面的艺术也多了起来，所以我觉得我画风的变化是很自然的事，而没有变化反而倒有点奇怪了。去年，我曾经问过一位与我有十几年交往的德国收藏家朋友，在他看来，我的画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他想了想说：是中国的。后来我想我的画中大家认为的“洋味”，可能就是“城市味”足了些。
许：最近读哪方面的书呢？对于一个画家来说，读书可能更在于感悟，而不必去做学习的死功夫。
张：我读书很杂，翻看了之后记不住多少，讲得不好呢，是记性不好，看了忘记；讲得好一点呢，不管它记不记得，我看的东西如果感兴趣毕竟会潜移默化的。读画也一样，比如齐白石也好，八大山人也好，我基本上不去临的。每次到外地去，我包里总是放一本八大山人的小画册，或者是齐白石的小册子，一有空就翻。
许：目测心记。"
张：对，目测心记，潜移默化。吃进去，吸收他们的东西，经过消化，吐出来的可以不一样。
许：你画里的题材无论是花鸟、山水还是人体，因为切入的角度与众不同，而揭示了一种别样的意趣。那么当初你是如何找到这样的视角的呢？
张：当时我觉得人物画局限比较大，它受到诸如造型之类的种种拘束，而花鸟画比人物画有着更大的自由度，我想人物为何不能画得像八大那样变形，像花鸟那样的有情趣。我本来想画花鸟画一段时间以后再把它用到人物画上面去。但后来花鸟画得一发不可收，就这样画下去了。花鸟容易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画，也就有利于笔墨的发挥。我们过去画画，不是我们在画画，是对象在画我们。过去学校里，我们画模特儿，不是我们画模特儿，而是模特儿画我们呀。我画齐白石，总要像齐白石的；八大山人虽然没有照片，但至少得像个意思。
许：人物的局限就在这儿。
张：局限。不是我们在画对象，而是对象在画我们，特别是画写实人物。当时浙江美院对我们学习传统是很重视的，而写实人物对中国笔墨的发挥矛盾很大，因此我后来转向花鸟画的探索可能也与这些因素有关。当然我想更主要的可能跟我本身的内在素质和我过去的积累有关。
林风眠先生就是用黑颜色的。
许：你曾经作为浙江美院的学生，浙派的教育模式以及浙派的画风，对你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像你的同学吴山明先生等许多人在笔墨的意趣上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你的画中也能看出你对“宿墨”的兴趣。你怎么看待现在“浙派”绘画中的“宿墨”问题？
张：黄宾虹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浙派画家中大张旗鼓地使用宿墨的似乎并没有。他们用宿墨大概是1985年之后，80年代初我画“齐白石”就用“宿墨”。1985年浙江画院成立，我去杭州，有位美院的老师问我，你这张《齐白石》用什么东西画的？我就跟他讲，我这个不是用墨画的，用黑颜色画的，黑颜色经过处理有一种“宿墨”的效果。其实这个东西也不是我第一次用，林风眠先生就是用黑颜色的。
绘画的工具与材料对画风的改变也往往有很大的关系。生宣的出现就促使了中国绘画中水墨艺术的极大丰富和发展。但是同样的毛笔、宣纸、墨，在不同的画家使用起来，其艺术水平的高低，也会出来很大的差异。当然，浙江有许多人在用“宿墨”，这或许可以成为浙江的特色。但画家之间也应该有不同的特色。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大家都走到同一条路上去。
上海的老先生我觉得还是比较宽容的。
许：除了刚才提到的程十发先生之外，其他的老先生对你画风的突然改变有没有提出看法或觉得可惜？
张：老先生倒比较宽容，许多老先生在我面前并没有讲我的画好与不好。但有朋友却传给我信息，倒是老先生对我的鼓励比较多，像唐云先生、赵冷月先生。而伍蠡甫先生和沈柔坚先生还亲自写文章对我的作品进行过评论。十发先生还给我题了一首诗：“新翻别调谱霓裳，天上星辰耀大荒；不是画家奇异想，外星艺术闪奇光。”
许：十发先生也很聪明，他对你的画不做具体正面的评论，而是旁敲侧击地说你的画像外星的景象，很新。不过从诗中还是可以看出他对你的鼓励。
张：所以，上海的老先生我觉得还是比较宽容的。
许：反而是你的同辈有许多不同看法？
张：当然也有肯定的，也有些朋友跟我讲：老张你过去也画得不错，现在为什么要这样画呢？客气点讲就是说“看不懂”。
关键是我自己要尽力多画出一些满意的作品来。
许：你自己怎么看自己的作品？
张：对我自己的作品，我总认为我的画是应该这样画，当然，我也不会认为别的画家不应该那样画。但是我也经常会感到对自己的作品的不满意、不满足。如前面所说，起初人家对我的画有说法，而现在仍然会有人有说法，今后也可能（不是可能，而是一定）会有说法，这些都是正常的事。但同样，过去会有人肯定我、鼓励我。而现在、今后也会有人肯定我、鼓励我。这些我都不能强求或者勉强。关键是我自己要尽力多画出一些满意的作品来，才不辜负他们的鼓励和肯定。当然我希望这样的知音能越来越多。
这个是没有好忌讳的。
许：以前看到你的画，曾开玩笑说，像小时候我们经常玩的万花筒，有人说像花布。
张：我小时候也玩过万花筒的。其实我的画是直接受到过花布头的启发的，这个是没有好忌讳的。
许：古人也会从“屋漏痕”这些生活常见的东西中悟出用笔之道。
张：有些启发有时是一下子的。像这花布头，十多年前我看到时很有启发，而最近我把它再拿出来看，就已经无动于衷了。但当时对我的启发却是很大。也可能如古人所说的“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那时候正在拼命地找啊！正如前面谈到，看见挂历上一张齐白石画的玉兰花也一样触动了我。
关良我也很喜欢的。
许：你最喜欢的画家呢？八大山人？齐白石？
张：哎！对！关良我也很喜欢的。（访谈结束之后，补充说到黄宾虹，张认为黄比齐白石高。这乍听好像反差很大，因为访谈时他没有说喜欢黄宾虹。可见对于某些画家来说，喜欢的却不一定是最好的。如果没听到张先生说黄宾虹比齐白石高，而单看这访谈的文字，就很可能会误以为他定是推崇齐白石至高无上的了。）
许：你跟关良先生有过接触吗？
张：接触不多。我就看他作过几次画，我平时收藏老先生的作品不多，但就关良先生的最多，有好几幅。我觉得在过世的老画家中我最喜欢关良的人物画，黄宾虹的山水画，潘天寿的花鸟画，齐白石的就不仅仅是一个画种了。
只是借题发挥而已。
许：有许多人认为你当初的人物也画得很好，当然不是叫你回到以前，但你会不会两条腿走路，一面继续画现在探索性的一路，另一面再去画一点以前的人物画？
张：这也是我经常苦恼的事，也经常会有人提起这个问题，画人物还是画花鸟，或者是画山水。我就经常这样想：难道画什么就那么重要吗？难道画画就是画人物、画花鸟、画山水？是不是还有更重要的？思想、气质、格调、格局……至于画什么，只是个借题发挥而已。
线条会直接影响到你的画风。
许：你画中的线条是重要的一部分。而中国传统所谓“人书俱老”的道理也确实能在一个艺术家从年轻到老年所画的线条里看出来。而传统又一直强调书法用笔、心得与看法。对线条你肯定也有自己的体会。
张：作为中国画线条很重要。你不妨想想一条线条是轻飘飘的好，还是厚重的好？是脆弱的线条好，还是韧性凝炼的线条好？这其实是个很简单的道理。中国书法里有最好最丰富的线条。平时我对书法的学习也比较重视。当然还有的是从生活中悟得的，如屋漏痕、折钗股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线条会直接影响到你的画风，比如“吴带当风”、“曹衣出水”……
许：知道了你的这一背景，也可以认为你现在画中的用笔以及结构是受了书法的影响，为什么只想到米罗的影响呢？"
张：还是看表面。
讨人喜欢，这就很聪明。
许：你怎么看待艺术与市场之间的问题？
张：从历史上来讲不少画家是靠卖画生活的，像齐白石、吴昌硕、任伯年，哪位不卖？但问题是你自己怎么把握，去迎合人家的庸俗要求呢，还是你自己坚持你的高质量艺术品格？像齐白石坚持自己的风格，有很高的艺术性，但题材又很民间，什么“大富贵”等等，讨人喜欢，这就很聪明。
不要一个时期跟着得奖作品跑，一个时期又跟着市场跑。
许：对年轻的画家你有什么看法？或者有何建议与忠告？
张：我觉得还是要鼓励年轻画家去创新、去探索，因为艺术很难讲对与错。当然不堪入目的不能算艺术。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老师讲你好，同学讲你好，你信心就足了。如果你搞出一个新的东西来，人家讲你不好，你哪里还有信心？画家要听好话比较多，这样他们就有信心搞下去了。另一个我觉得搞艺术，基础还是很重要的，当然这个基础也不是单一的基础，特别是年纪轻的，学的面要宽一点，如果太单一的话，可能就很难看到自己的天性与特长在哪个方面。你学过的东西以后肯定用得上。
当然我最后还是要说搞艺术毕竟还是要花时间，要下苦功的，所以我希望年轻画家不要浮躁，不要急于求成，不要一个时期跟着得奖作品跑，一个时期又跟着市场跑，艺术作品要经得起艺术的考验，也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风格的形成不会是无缘无故的。
许：早前见到过你的人物画，像齐白石、八大山人等人的造像。从那样的人物画突然之间转到你现在这种面目的系列作品，这个过程似乎不像其他画家是慢慢地渐变而来的，更像是突然之间的一种骤变。这种突变的契机是什么呢？
张：我1959年进学校的，浙江美院，学画人物。那时要求写实，画工农兵，都是从写生中来。当时我们学院中国画有个特点，对速写抓得很紧。我们的老师是顾生岳，他是一位速写高手，所以我们速写画得很用功。又因为当时的经济条件都不是很好，所以我工笔画得比较多，因为工笔呢一张纸可以画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你画写意的话，一天就得挥掉许多张生宣纸，哪里买得起。速写也画得多，因为一支笔就可以了，纸张也比较差，最便宜的那种就可以。我后来的画里面注重线条，可能跟当时画速写有关系。我们那时的速写主要是用线而不是用块面。
再说更早前吧，我家里没有人画画的，小时候读私塾，看到同学带来的连环画上有侠客的形象，很喜欢，就把它临下来。有一次得到一本《芥子园画谱》，对我的影响是蛮大的。还有，我从小喜欢看戏，特别是喜欢看绍兴大板，当时徽班在我们绍兴也有演出，我很迷恋那些人物服饰和脸谱的色彩，民间味很浓。在我以后的画中，线条肯定一直不放弃，后来搞到色彩上面去，我估计与以上这些事情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一个画家风格的形成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下冒出来，它一定是彼此关联着的。
另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改革开放，艺术观念比较宽松了。1984年第一次到德国去，确实看了好多国外的艺术品。这跟时代气候、环境都有关系。那时候许多中国画的调子都比较灰，中性调子的，黑乎乎的，闷闷的。传统中国画不太注重色彩，如果稍一强烈鲜艳以后呢，就会平一平、光一光。这样看起来似乎就比较舒服。我后来是有意把它强烈了，把中间调子抽掉，一些灰的东西抽掉，把线条加强，让颜色明快，造成强烈的对比。这样一来我的作品比较跳。其实我的所谓“突变”可能就来自这样简单的想法。
许：这是一种选择。选择也意味着放弃。
张：我想我的画中放弃得最多的是“写实”成分。
对我影响最深的还是中国的。
许：那么你觉得引导你发生突变的因素是西方的多还是东方的多？
张：我从人物画变到花鸟画。我印象最深的触动是有一次看到挂历中一张齐白石的玉兰花。我觉得他几笔上去……我画花鸟最早是玉兰花。中国画家当中，我一个喜欢八大，一个就是喜欢齐白石。所以程十发先生对我说，对你的影响就是你画过的两个人。我画过的这两个人就是八大和齐白石。所以，你要问我受外国的影响大还是中国的影响大，我觉得对我影响最深的还是中国的。
许：当时程十发先生怎么看你的画？
张：最早倒是程师母张金老师看到我的画说：“你怎么想得出这样画？”而有的朋友说我的画像米罗呀什么的。可能是我……
许：可能你与他们的某些地方有暗合、契合。
张：我后来跟他们开玩笑说米罗是学我的，为什么呢？因为米罗是吸收东方的，那我就是个东方人，他不是吸收我的吗？当然这是开玩笑。可能正是因为米罗画中那些东方的东西，使我对他的画比较感兴趣吧！
许：起码是“我们家的”。但是他没有直接影响你？
张：没有直接影响！我开始变画风时，米罗在中国的影响还没有那么大，可能那时我还是比较喜欢毕加索、马蒂斯。
不画出来我总觉得不甘心。
许：你的画乍看很现代，好像与传统的关联已经很少了，因为平常是不大可能马上注意到你画中的线条的。视觉上初步、大体的印象总是洋味很足，与平面构成乃至图案相似，因此，外界必定会有不少说法。在你听到这些说法之后，你会怎么想？
张：虽然外界有说法，但当时我想我过去画水墨人物画（包括学习）有十几年，甚至二十来年，而现在（与过去不是绝对没有联系）我才画了没有多少时间，怎能一下子画得好呢？所以人家有说法也是正常的。但我还是觉得应该按照我的想法画下去，不画出来我总觉得不甘心。
我出生在具有中国古老文化传统的绍兴，后来学画又在潘天寿先生任院长的浙江美院，以后又长期生活在上海这样一个城市。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看到外面的艺术也多了起来，所以我觉得我画风的变化是很自然的事，而没有变化反而倒有点奇怪了。去年，我曾经问过一位与我有十几年交往的德国收藏家朋友，在他看来，我的画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他想了想说：是中国的。后来我想我的画中大家认为的“洋味”，可能就是“城市味”足了些。
许：最近读哪方面的书呢？对于一个画家来说，读书可能更在于感悟，而不必去做学习的死功夫。"
张：我读书很杂，翻看了之后记不住多少，讲得不好呢，是记性不好，看了忘记；讲得好一点呢，不管它记不记得，我看的东西如果感兴趣毕竟会潜移默化的。读画也一样，比如齐白石也好，八大山人也好，我基本上不去临的。每次到外地去，我包里总是放一本八大山人的小画册，或者是齐白石的小册子，一有空就翻。
许：目测心记。
张：对，目测心记，潜移默化。吃进去，吸收他们的东西，经过消化，吐出来的可以不一样。
许：你画里的题材无论是花鸟、山水还是人体，因为切入的角度与众不同，而揭示了一种别样的意趣。那么当初你是如何找到这样的视角的呢？
张：当时我觉得人物画局限比较大，它受到诸如造型之类的种种拘束，而花鸟画比人物画有着更大的自由度，我想人物为何不能画得像八大那样变形，像花鸟那样的有情趣。我本来想画花鸟画一段时间以后再把它用到人物画上面去。但后来花鸟画得一发不可收，就这样画下去了。花鸟容易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画，也就有利于笔墨的发挥。我们过去画画，不是我们在画画，是对象在画我们。过去学校里，我们画模特儿，不是我们画模特儿，而是模特儿画我们呀。我画齐白石，总要像齐白石的；八大山人虽然没有照片，但至少得像个意思。
许：人物的局限就在这儿。
张：局限。不是我们在画对象，而是对象在画我们，特别是画写实人物。当时浙江美院对我们学习传统是很重视的，而写实人物对中国笔墨的发挥矛盾很大，因此我后来转向花鸟画的探索可能也与这些因素有关。当然我想更主要的可能跟我本身的内在素质和我过去的积累有关。
林风眠先生就是用黑颜色的。
许：你曾经作为浙江美院的学生，浙派的教育模式以及浙派的画风，对你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像你的同学吴山明先生等许多人在笔墨的意趣上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你的画中也能看出你对“宿墨”的兴趣。你怎么看待现在“浙派”绘画中的“宿墨”问题？" 张：黄宾虹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浙派画家中大张旗鼓地使用宿墨的似乎并没有。他们用宿墨大概是1985年之后，80年代初我画“齐白石”就用“宿墨”。1985年浙江画院成立，我去杭州，有位美院的老师问我，你这张《齐白石》用什么东西画的？我就跟他讲，我这个不是用墨画的，用黑颜色画的，黑颜色经过处理有一种“宿墨”的效果。其实这个东西也不是我第一次用，林风眠先生就是用黑颜色的。
绘画的工具与材料对画风的改变也往往有很大的关系。生宣的出现就促使了中国绘画中水墨艺术的极大丰富和发展。但是同样的毛笔、宣纸、墨，在不同的画家使用起来，其艺术水平的高低，也会出来很大的差异。当然，浙江有许多人在用“宿墨”，这或许可以成为浙江的特色。但画家之间也应该有不同的特色。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大家都走到同一条路上去。
上海的老先生我觉得还是比较宽容的。
许：除了刚才提到的程十发先生之外，其他的老先生对你画风的突然改变有没有提出看法或觉得可惜？
张：老先生倒比较宽容，许多老先生在我面前并没有讲我的画好与不好。但有朋友却传给我信息，倒是老先生对我的鼓励比较多，像唐云先生、赵冷月先生。而伍蠡甫先生和沈柔坚先生还亲自写文章对我的作品进行过评论。十发先生还给我题了一首诗：“新翻别调谱霓裳，天上星辰耀大荒；不是画家奇异想，外星艺术闪奇光。”
许：十发先生也很聪明，他对你的画不做具体正面的评论，而是旁敲侧击地说你的画像外星的景象，很新。不过从诗中还是可以看出他对你的鼓励。
张：所以，上海的老先生我觉得还是比较宽容的。
许：反而是你的同辈有许多不同看法？
张：当然也有肯定的，也有些朋友跟我讲：老张你过去也画得不错，现在为什么要这样画呢？客气点讲就是说“看不懂”。
关键是我自己要尽力多画出一些满意的作品来。
许：你自己怎么看自己的作品？
张：对我自己的作品，我总认为我的画是应该这样画，当然，我也不会认为别的画家不应该那样画。但是我也经常会感到对自己的作品的不满意、不满足。如前面所说，起初人家对我的画有说法，而现在仍然会有人有说法，今后也可能（不是可能，而是一定）会有说法，这些都是正常的事。但同样，过去会有人肯定我、鼓励我。而现在、今后也会有人肯定我、鼓励我。这些我都不能强求或者勉强。关键是我自己要尽力多画出一些满意的作品来，才不辜负他们的鼓励和肯定。当然我希望这样的知音能越来越多。
这个是没有好忌讳的。
许：以前看到你的画，曾开玩笑说，像小时候我们经常玩的万花筒，有人说像花布。
张：我小时候也玩过万花筒的。其实我的画是直接受到过花布头的启发的，这个是没有好忌讳的。
许：古人也会从“屋漏痕”这些生活常见的东西中悟出用笔之道。
张：有些启发有时是一下子的。像这花布头，十多年前我看到时很有启发，而最近我把它再拿出来看，就已经无动于衷了。但当时对我的启发却是很大。也可能如古人所说的“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那时候正在拼命地找啊！正如前面谈到，看见挂历上一张齐白石画的玉兰花也一样触动了我。
关良我也很喜欢的。
许：你最喜欢的画家呢？八大山人？齐白石？
张：哎！对！关良我也很喜欢的。（访谈结束之后，补充说到黄宾虹，张认为黄比齐白石高。这乍听好像反差很大，因为访谈时他没有说喜欢黄宾虹。可见对于某些画家来说，喜欢的却不一定是最好的。如果没听到张先生说黄宾虹比齐白石高，而单看这访谈的文字，就很可能会误以为他定是推崇齐白石至高无上的了。）
许：你跟关良先生有过接触吗？
张：接触不多。我就看他作过几次画，我平时收藏老先生的作品不多，但就关良先生的最多，有好几幅。我觉得在过世的老画家中我最喜欢关良的人物画，黄宾虹的山水画，潘天寿的花鸟画，齐白石的就不仅仅是一个画种了。
只是借题发挥而已。
许：有许多人认为你当初的人物也画得很好，当然不是叫你回到以前，但你会不会两条腿走路，一面继续画现在探索性的一路，另一面再去画一点以前的人物画？
张：这也是我经常苦恼的事，也经常会有人提起这个问题，画人物还是画花鸟，或者是画山水。我就经常这样想：难道画什么就那么重要吗？难道画画就是画人物、画花鸟、画山水？是不是还有更重要的？思想、气质、格调、格局……至于画什么，只是个借题发挥而已。
线条会直接影响到你的画风。
许：你画中的线条是重要的一部分。而中国传统所谓“人书俱老”的道理也确实能在一个艺术家从年轻到老年所画的线条里看出来。而传统又一直强调书法用笔、心得与看法。对线条你肯定也有自己的体会。
张：作为中国画线条很重要。你不妨想想一条线条是轻飘飘的好，还是厚重的好？是脆弱的线条好，还是韧性凝炼的线条好？这其实是个很简单的道理。中国书法里有最好最丰富的线条。平时我对书法的学习也比较重视。当然还有的是从生活中悟得的，如屋漏痕、折钗股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线条会直接影响到你的画风，比如“吴带当风”、“曹衣出水”……
许：知道了你的这一背景，也可以认为你现在画中的用笔以及结构是受了书法的影响，为什么只想到米罗的影响呢？
张：还是看表面。
讨人喜欢，这就很聪明。
许：你怎么看待艺术与市场之间的问题？
张：从历史上来讲不少画家是靠卖画生活的，像齐白石、吴昌硕、任伯年，哪位不卖？但问题是你自己怎么把握，去迎合人家的庸俗要求呢，还是你自己坚持你的高质量艺术品格？像齐白石坚持自己的风格，有很高的艺术性，但题材又很民间，什么“大富贵”等等，讨人喜欢，这就很聪明。
不要一个时期跟着得奖作品跑，一个时期又跟着市场跑。
许：对年轻的画家你有什么看法？或者有何建议与忠告？
张：我觉得还是要鼓励年轻画家去创新、去探索，因为艺术很难讲对与错。当然不堪入目的不能算艺术。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老师讲你好，同学讲你好，你信心就足了。如果你搞出一个新的东西来，人家讲你不好，你哪里还有信心？画家要听好话比较多，这样他们就有信心搞下去了。另一个我觉得搞艺术，基础还是很重要的，当然这个基础也不是单一的基础，特别是年纪轻的，学的面要宽一点，如果太单一的话，可能就很难看到自己的天性与特长在哪个方面。你学过的东西以后肯定用得上。
当然我最后还是要说搞艺术毕竟还是要花时间，要下苦功的，所以我希望年轻画家不要浮躁，不要急于求成，不要一个时期跟着得奖作品跑，一个时期又跟着市场跑，艺术作品要经得起艺术的考验，也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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