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言先生访谈录|沈必晟

中国人物画变革及其“人民性”
-------陈立言先生访谈录
时间：2004年2月19日
地点：汉口江大路天一茶楼

整理：沈必晟

沈必晟（以下简称沈）：陈院长您好，非常感谢您对本刊工作的支持。近百年来，是传统中国画发生急速变革的时期，究其原因，显然是与西方文化的大量进入，中西文化的剧烈碰撞有很大的关系。令人寻味的是，历史最为悠久、传统最为深厚的中国人物画，恰恰是本世纪那场大变革中受西画影响最大，变化最为显著的画科之一，并产生了如徐悲鸿、林风眠、蒋兆和等融汇中西的大家。而花鸟、山水画却似乎并未受到多大震荡，如齐白石、黄宾虹等大师依然卓立于传统坚固的基石上。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您对此有何看法？
陈立言（以下简称陈）：二十世纪的中国画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着社会变革而进行的。我把二十世纪中国画发生的急剧变革归纳为五大作风，也就是五大流派，即湘赣风、川陕风、江浙风、岭南风和京津风。这个归纳是我的一种看法，在现代中国现当代画史中还没有，但事实存在。象湖南和江西，都是近现代社会变革开风气的大省，在画坛上也出了齐白石和傅抱石这两位杰出代表，他们都有相当的个性化特色。如果在二十世纪里举一位画坛的杰出代表，那一定会有齐白石，如果举十个，那一定会有傅抱石。再比如四川和陕西，它主要讲石窟窑洞文化，和二十世纪初敦煌发现有相当大的关系，张大千在这方面做了相当多的工作，赵望云等一批画家则从生活这个层面直接切入。后继者象石鲁、黄胄都享大名。再一个就是江浙，它们最大的特色就是办教育。岭南风气则从高氏兄弟开始，融会了日本画和西洋画的技法专写南国风物，他们的画色泽鲜艳、晕染匀净、郁郁葱葱。京津的特色是画法宗宋元，又学习朗世宁的技法，用重线描勾、精微秀润、雕青嵌绿、富丽灿烂。
为什么在二十世纪会有这样的形势？我认为主要是两次大的变革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一次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二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一次是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使中华民族终于站了起来。这对中国画变革起了很大的作用。原来是家天下，现在是人民的国家，“人民性”在生活中越来越占据显著的位置，我们的画家为了表现这种现状，就去找，就需要将画画得实在一些，就是“写实”。这种办法我们原来有没有呢？其实很早就有，只是到明朝以后才渐渐衰败下来，特别是人物画，它和生活的关系非常大，特别是元朝和清朝，内地的汉人被迫接受少数民族的统治，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挨整。那画家画什么呢？花鸟画，画山水就添“绛”色，意味着我们内地的汉人没有江山了，没有家了，文人化也就因此得以兴盛。文人画的始作者王维，就比较倒霉，遇到中唐的安史之乱，宋朝的苏东坡在仁途上也是坎坎坷坷，遇到王安石不买他的帐，又遇到个司马光又不买他的帐，所以是一贬再贬。到了元朝就是在中国画整体上出现变化，象郑所南党的花卉，把根露出来，为什么？没有祖国了，没有地方生根了。赵孟 的画就不是文人画。大都是倒霉的人，才画文人画。八大山大倒霉了，就画文人画，石涛倒霉了也画文人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后，为什么那个时候“百花齐放”，出现那么多人才，归结到一起就是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应该推翻帝制，推翻“三座大山”。所以二十世纪的大变革就是求解放。人物画也因此兴盛，为什么？老百姓容易理解。过去文人画的梅、兰、竹、菊也是画人，只是比较隐晦。那么当代人物画为了更直接表达生活，就加进了解剖。解剖也并不就是西方才有，举个例子，宋代册页中，可以看到很多一个人玩骷髅头的作品，原来很多人没办法理解，说法很多。我以为，这就是当年画院里面教解剖画法的示范图，这是迄今为止非常有价值的教学资料。虽然我们后来加了光、影等西方的技法，但从根本上说，不是西学东进，根本原因是“人民性”。总之，二十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一九一一年，一九四九年两次伟大革命的洗礼，走向了民族复兴的奋发图强之路。传统中国画以鲜明的人民性和独具的创造性为共同特征，揭开新篇章。纵观画史，罕见如此东南西北中，雄强并起，各臻风彩的局面。
沈：那像齐白石、黄宾虹等人的作品，完全是中国传统的式样，又如何解释呢？
陈：齐白石、黄宾虹也不仅仅是传统。象齐白石晚年的变化，不是只固守在传统的基石上，而是吸收了一些西方的东西。齐白石到北京已经58岁，在这之前主要是学八大山人的路子，内行还是非常看得起他的作品的，后来受陈师曾的影响，就在画里加了颜色，包括空间意识，有浓淡和构成。为了改造自己的党风，还拜比自己年轻很多的陈半丁为师。此后他就画出办法了，比如浓墨配大红，画面也活了，改造了画面。所以我以为，齐白石、黄宾虹的美术观与徐悲鸿、林风眠的美术观是不同的，前者是以传统为本吸取的观点，有意的拉开距离，而后者是中西融合的观点，传统有的就用，没有的就增加。
沈：如果说，本世纪初中国人物画的变革受到的是西方古典主义绘画的影响，那么当代中国人物画面对的则是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冲击，其碰撞可能更为强烈。这对中国画的改造有何帮助呢？
陈：对于现代主义思潮，主要是国门打开后，美国的东西进来的多。美国的艺术，很多是观念的。所以你要是把学生送到美国去读书，那好，回来都是嘴巴厉害。它的只在观念上给予我们很多启示，在技术上基本上没有多少助益。
沈：1960年代初，您在美术学院的毕业创作中国人物画“秋忙”，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自1984年您在创作了“莽莽中原逐鹿时”以后，逐淅转入花鸟画创作。但是为什么近年来当您花鸟画上的成就日益显著，创作势头正旺的时候，却再次转入人物画创作，而且选择的是历史人物画呢？
陈：我一直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人物画不能光画人物画，也要画花鸟、山水。我在84年后就担任了画院的行政职务，一直到了退体。这期间占用了很大部分时间，我的本职是画家，所以我每天都要有一定的时间来保证我作画，花鸟比较容易在短时间内完成，不象人物画需要大块时间去构思，所以我在担任行政职务时主要是画花鸟画，退休之后，有了大块时间后就又开始创作人物画了。我的想法，就是要搞一些实际的工作，别人没有办法代替的工作。现在有种倾向是，开口便谈美国，开口便谈现代，开口便谈前卫，基于比，我就构思了现在的人物画创作。要展示中国古代辉煌文明的历史，即中国历代文星。和过去有所不同的是不光是风流人物，还有一些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有首创之功的一些人物，像科学家、哲学家，便于我们认识自己，增加自信心。还有些人物根本没有形象，我就来创造，填补这个空白。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在这套人物里展示各种技术。有可以拉开距离的，有吸取素描技法的，有吸取色彩技法的，等等等。还有一两年就差不多完成了，历史跨度有三千年，120多幅。我从1984年就开始创作，一退休又重新开始整理，现在一共有90幅，所以我提倡画家要有自己的创作计划，不能老是应付展览，那样会浪费很多时间。
沈：当今人物画创作，往往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一种是“形神兼备”地抓住并表现对象的本质特征；一种是把对象作为传达自我观念的图式符号。在您的近作中，很难作出其中某一种判断，似乎二者兼而有之。我们想知道，您是怎样把握和践行艺术创作中的主、客观关系？
陈：成功的艺术都是“形神兼备”的。我从不去考虑形神与图式符号之间的问题，我只抓住一点，在创作中找出最优的表现方法，最终的结果就是为创作服务。哪种办法好我就用哪种。
沈：非常感谢，也祝您创作成功。
陈：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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