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我的生活没有特别的意义

黄永玉：我的生活没有特别的意义

作者:
●采访人：田小满
作家现在时不喜人称“神童”“大师”

众所周知，黄永玉先生在木刻、油画、国画等诸多领域均是无师自通，二十出头就成为中央美院的教授，艺术成就令人瞩目，近年来更是因为频频举办艺展和出书而成为媒体红人。虽然现在赞美崇敬老先生的人很多，不过真正了解他的人似乎并不多。不久前，借着《黄永玉八十》一书的出版，记者一行二十余人，浩浩荡荡来到通州万荷堂，集体拜望老先生。访问在黄老的起居室进行了近一小时，不过对媒体五花八门的提问，黄老大多数不怎么感冒，不愿正面回答的时候，他就用揶揄的调子将对方问题加以解构，倒是叫人见识了老先生的名士脾气。
采访开始即有人询问老先生是否“神童”，黄老立刻打断，“神童？我不是的呀，一个初中不断留级的人还能叫神童吗？‘神童’可不敢当，我的朋友吴祖光、黄苗子和丁聪才是神童，吴祖光去世了就算了，其他那两个知道我把他们的称号抢去会不高兴的。”后来又有人恭维他是“大师”，黄老又不干了，“因为大师在公共厕所可以碰到一打，现在大师不值钱了，普通人才值钱。每回我听到有的人头衔是‘一级教授’、‘特殊津贴教授’，都替他难过。在深圳有一个某银行的副行长，名片上打了一个括弧：无正行长。还有一个律师，在名片上写着‘软席卧铺待遇’，你说这有意思吧，把自己弄得很有意义，别人看着未必有意义。”
生活不考虑意义
回顾黄永玉的艺术生涯，很多人都津津乐道于他四岁的**作，据说，他自家墙上所提的字“大家都有事可做”得到的奖赏是大人的一顿揍。这件事和他日后从艺有什么意义？黄永玉的回答是：“没有。四岁的时候写了几个字，信手而来罢了。不要把每样事情都当成多有意义，我不是从有意义出发考虑问题的，我不可能为了在我老的时候告诉记者自己多有意义而做什么事情。”
当别人把黄永玉想得神乎其神时，他却认为，去生活，别想什么意义。有的人一起床到晚上就想如何“有意义”，我开始漱口了，具备什么意义？过日子平平常常，有的时候有“意思”，有的时候没“意思”，都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你把黄永玉当成一个过着很有“意义”的生活的人，你肯定要失望了。
不感谢任何人
有记者恭敬地问，您认为工作生活中有没有值得感谢的人？黄永玉坚称，“没有！”见听者有点吃惊，他声音提高了一些说道：“没有什么人可以感谢，我是自己走上绘画路的，你让我谢谁呢？至于生活中那些好意，比如文革的时候，自己落难了，有个花匠送了一盆花安慰我，能有这样一位朋友我当然很愉快，但也值得永远感谢吗？”
尽管说起黄永玉先生，很多人都把他和沈从文联系在一起，1952年，沈从文给黄永玉先生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回来在中央美院任教，于是，黄先生从香港回到北京。但他这次似乎不太喜欢谈他那著名的表叔沈从文。当记者刚刚提到沈从文的名字，他就有点不耐烦了：“我对他没什么印象，小时候很少见他，就知道他人在北京，坐过火车轮船。”说完又接着抽他的大烟斗。
工作就是享受
在许多报道中，黄永玉被描述成一个“老顽童”，黄老自己却说不爱游山玩水，到了一个地方就开始工作，“成天又吃又喝又玩，你还能做事情吗？”虽然不把享受当成个事，但他只要有好玩的想法，就想设计个东西出来，在他有点钱的时候，没钱的时候，都一样。“布票很紧张的时候，大家把布票攒起来缝一个帐篷，带着出去玩，也很有意思呀。”
读书可以不凄凉
黄永玉画画的瘾最大，但读书也是不能少的。“自己念书不是为了长学问，念了书可以不寂寞。不做坏事、不做流氓、不去坐牢，那是因为有书做伴，也不凄凉了。”说到书，黄永玉的幽默劲儿开始“发作”：“我编过一个故事，在黄永玉家乡，一个游客买了一本他的书，黄永玉很开心，他问那游客，这本书你喜欢吗？人家说好，瞧，多厚，又软，我擦屁股很方便。黄永玉对他说，可能你有朝一日，屁股比脑子更聪明。”不过让他说出几本爱看的书籍，他却又不搭茬了，“有很多，这怎么说呢。”
做教书先生伤过心
当记者问起黄永玉的教书经历，他的兴致稍微高了一些，侃侃而谈：“当年自己没本事进去，后来还让我来教书，当然觉得很走运了。”开始的时候，他对学生很好的，学生也很喜欢他，可到了文革他就怕学生了，“我怕他们打我，说我是***。”文革后，黄永玉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住在丰台，遇上了侯宝林，他问黄永玉，你最近还上课吗？黄说不上了，当初我像母亲一样，把孩子都奶大了，后来他们把我的乳头咬掉了。说完，侯宝林半天没说话，最后来了句：“怪不得现在改用奶瓶了”。
现在想起来，黄永玉觉得不值得怨恨他们，“因为他们是垃圾，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把时间都浪费在恨人上面，多不值！一边恨，一边做自己喜欢的事，不行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