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明　画家要担起社会责任

王明明先生是画家，一位在我国当代画坛有着翘楚地位的中国画家。数十年向传统的学习与笔墨精研，造就了他在人物、花鸟画上的极高成就；同时，明明先生也是一位管理者。身兼文化部门诸多行政职物的他终日忙碌异常。接手北京画院院长之职以来，他像对待自己的创作一样，以极大的热情探索、开拓，为画家融入社会提供舞台和机会，推出一系列让画家“入世”的大型活动，使画院的画家们感受到火热生活给予艺术创作的馈赠，更使画家们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值明明先生不久前举办自己第一次花鸟画展的机会，记者采访了这位儒雅、谦和，素来处事低调的画家。



　　人物画家办起了花鸟展

　　北京画院美术馆清雅的展厅之中，一幅幅花鸟画作品仿佛给空气增添了灵动的气韵———院长王明明先生日前在这里举办的首次个人花鸟画展取名“心迹自然”。五十余幅作品基于中国画传统的笔墨，又以大胆的用色使画面传达出浓郁的现代气息。

　　今年54岁的王明明先生一直以水墨人物画名重画坛。展讯刚刚传出之际，人们曾设想这可能是画家创作之余的小“玩弄”，但当你凝神于画家精心营造的笔墨意境之时，会不知不觉被画面中传递出的对传统的感悟以及画家的真情流露而打动。“千变万化的大自然，总让我为之感动，为之倾倒。热带雨林的神秘绚丽，盛夏荷塘中的幽馨素影，晚秋疏林的萧瑟之境，雪霁后的空寂之声……在大自然面前，我的画笔好像无能为力。人类的各种想象力都无法表现出大自然的奇观与千姿百态。”画展之际，记者在采访王明明先生时，他却把人们对作品的赞赏归功于自然的造化。“我追求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天然平淡的境界，强调与观众的审美与情感的沟通。”可能正是画家这份对中国花鸟画的独特解读，使人在欣赏王明明的花鸟画作品时，感觉到一种扑面而来的诗意氛围。

　　简历

　　王明明,1952年生，山东蓬莱人。自幼酷爱绘画，儿童时代作品曾到三十几个国家展出，曾获世界儿童画比赛特等奖、一等奖。

　　上世纪七十年代，王明明求教于吴作人、李苦禅、蒋兆和、刘凌沧、卢沉、周思聪、姚有多等诸多名家，打下坚实的绘画基础。1978年考取中央工艺美院未入学，同年调入北京画院从事专业创作。

　　作品曾多次参加全国大型画展，曾在北京、香港、台湾等城市及新加坡、日本、加拿大等国家举办个展及讲学，出版多种个人画集。

　　现为北京画院一级美术师、北京画院院长、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北京美协主席、北京市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中国画艺委会副主任、北京市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画人物也要研究花鸟和山水画，包括书法

　　记者：我们知道您当年是有名的“小画家”，儿童时代的作品就曾经到30多个国家展出，并多次获世界儿童绘画比赛金奖。您在青少年时期曾长期受教于吴作人、李苦禅、蒋兆和、刘凌沧、卢沉、周思聪、姚有多等诸多名家，能得到这些名师的指点现在看来是非常难得的事情，能谈谈这些国画大师是怎样言传身教的吗？

　　王明明：我父亲就喜欢绘画，但他小时候没有条件系统地学习。当他看到我从小也爱画画后非常高兴，同时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请名师指点。我六岁时正是“大跃进”时期———记得当时王府井的和平画店请来李苦禅老先生等书画名家搞面向大众的笔会，现场作画，父亲就带我去看他们画画，当大家知道我也会画，就让我当场“表演”。记得李苦禅先生看过我的画对我父亲说，你的孩子这么喜欢画可以来找我，还告诉我们他的住址。作为书画大家如此平易没有任何架子，令人印象深刻，后来父亲就带着我去他家亲自上门求教。记得每年几次，我都会到苦老家学画。当时个子小，每次都是由苦老抱到椅子上看他作画，直到现在我还留着这些珍贵的课徒稿。在一张苦老的课徒稿上，他写下的落款很有意思：速写给明明看，为的是增他的胆量及魄力，但不以画法限其本能。这些大师在教我画画的时候，不是仅以技法示人，对我今后艺术风格的形成有很多借鉴。

　　我是九岁时结识的吴作人先生。现在回想起来，他真是一位教育大师。当时他就对我父亲说，儿童画家无论画得多好，到十四五岁都会面临转型，转变得好将来就会搞艺术，否则就会被淘汰。在后来我不断学画的过程中，确实经历了这种转型，你要从儿童时期那种发自内心的绘画，变成经过训练再发挥的绘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记者：大家都知道您多年来倾心人物画的创作并卓有成就，这次却以“不为人知”的花鸟画作品示人。听说您这些花鸟画是历时二十多年时间创作的，想了解一下您作为一个人物画家为什么对花鸟画也抱有如此浓厚的兴趣？

　　王明明：一个画家应该对自己周围的所有事物都感兴趣。我觉得一个中国画画家应该是全面的，所以外出写生时，对人物、山水、花花草草这些细微的东西我都会留意，回来就会有创作的冲动。在几十年的人物画创作过程中，我的花鸟画也没有间断过，只不过从未拿出来。

　　其实对一个画家来说，不要刻意为自己设定画种的限制。我们能把齐白石简单地界定为花鸟画家吗？当然不能，他的人物画、山水画同样达到了一个高度。像任伯年、徐悲鸿、傅抱石、林风眠、黄胄等，也同样如此，他们在涉猎的各种题材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一个画家把自己限制在一个画种或者一种题材上，对画家的成长是不利的，尤其是中国画画家更是如此。从中国的传统绘画来说，花鸟画和山水画的成就是最高的，如果一个画家在山水和花鸟画方面没有下过工夫，恐怕很难进入中国画的传统源流，也很难深刻理解中国画的人文精神。我一直主张，画人物画的画家，也要研究花鸟和山水画，包括书法，都应该作为最基本的功课。

　　记者：您的花鸟画作品尽管运用了中国画传统的笔墨，但是它透出的气息却很现代。包括您画中会使用一些一般中国画画家很少使用的颜色，还有看上去构图很“满”。您画花鸟的灵感是来源何处？又是如何把传统和现代“对接”得恰到好处？

　　王明明：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去东南亚的机会比较多，热带风光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带来了灵感。但是，许多画家认为热带风光不好画，强烈的色彩容易让人觉得俗气，但我却正是因此才找到了自己的语言方式。我的花鸟不一定要表现传统中国花鸟中的梅兰竹菊，而是自己对自然的感受。同时，我也用这种方式在探讨，现代人的审美和传统到底有多少距离？通过我的艺术到底能不能和观众产生共鸣？那就是既有我对传统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又有对自然界的情感和现代精神的表现。

　　画家不应过分强调自我感受，要承载社会责任

　　记者：提到与观众共鸣，大家总感觉到中国画与当代社会有距离感。就像中国画的常见题材吧，多以梅兰竹菊、山石点缀为题材，这些主题被画家一再地重复，让观者觉得缺少新鲜感。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王明明：观众看多了梅兰竹菊确实可能有些审美疲劳。我们看惯了齐白石、吴昌硕这些大家的梅兰竹菊，现代画家继续画这类题材，自然应该有所突破，但是和现代人的审美还是有差距。在古代，梅兰竹菊是一种人格的象征并且以此来抒发自己的情感，现代人继承了这一传统，也产生过很好的画家。为什么有时会觉得与观众没法契合？是因为现代人的生活与过去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展陈的方式和欣赏习惯有很大不同。过去大家喜欢挂中堂，配上一副对联，现在为什么变成画横幅多，因为现代人的居住条件受到了很大限制，居住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还有就是现在有一些画家容易把自己的感受与观众割裂开来。画家过分强调自我的感受，“画我的画”，这是我不敢苟同的。因为如果你是当代的艺术家，就必须要承载社会的责任，作为艺术家就必须要通过作品与观众沟通。评论界对我的花鸟画有“雅俗共赏”的说法，这实际上是我的创作基点。无论是花鸟、人物还是山水画都建立在与观众沟通的基础上。比如我画一只蜻蜓吧，我会考虑我的感受和观众审美情趣的沟通。这并不是简单的迎合———在这么浮躁喧嚣的社会中，一个人回到自己家里的时候，有一张让人能静下来赏心悦目的画，这也是一种责任。也许正为此，观众说看了我的画展不累，有清新的感觉，还有人说从我的画中看出了一种禅意，这正是我追求的。



　　记者：中国画表现的是画家个人的精神境界，而画家个人的精神境界又是和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代在不断变化，人们在考虑古老的中国画如何与新的时代精神相衔接？有人认为在新的时期中国画需要更新笔墨，需要超越古人，您是如何看待这种说法的？

　　王明明：作为艺术家，我认为不要总想着去超越别人。画画不是体育比赛，面对前辈艺术家，我们需要的是借鉴、提高，而不是超越。我相信所有的历代大师，没有人会把自己的目标放在超越谁上。我觉得面对美术史上的一座座高峰，一代一代的艺术大师，我们应该虔诚地崇拜，只有虔诚的崇拜，才能吸收到他们艺术的精华。

　　现在有些画家认为，接受传统以后，会掉到传统的圈子里出不来，我们为什么不去研究一下那些历代的艺术大师，他们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才会走进传统，具有什么样的能力才能跳出来，不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又会陷进去呢？真正的高手是在传统里能进能出，进去的时候一下能抓住精髓，出来的时候有跳出来的本事。我认为不要和古人去比技法，更不能认为在技法上玩出了点新花样，就觉得自己超越古人了。齐白石曾说，“甘作青藤、雪个门下走狗。”这是一个真正艺术家的治学态度。现在一些画家对传统没有敬畏了，动不动就要超越这个，超越那个，这是一种无知的表现。如果我们真正看懂了传统，就不敢说超越古人这样的话了。那些历代大师的境界、修养，只会成为我们的镜子，时时让我们看到自身的不足。

　　记者：现在不少画家眼睛紧盯市场，想尽办法提升自己的画价。但您却说过“画家闯市场，要懂急刹车”。请您对此作出解释。

　　王明明：当代画家要研究艺术市场规律，要引领市场而不是追逐市场。如何引领那就是用自己的精心之作面对市场。市场是双刃剑，能成就一个画家也能毁了一

　　个画家。我们面对市场的同时，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眼睛不能只盯着画价，认为越高越好，不给自己的发展留有空间。任何事情都不要走到极致，都要给自己留有空间才是聪明的选择。在自己市场最火的时候，能刹住车，反思自己的作品，抽出更多的时间再去练内功，积蓄力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将会被市场淘汰。很多艺术家各领**两三年就不见了的事例很多。

　　画院的画家应该承担研究、创作、教学的多重社会责任

　　记得第一次来到北京画院采访，记者在玻璃大厅中等候时有点“恍惚”———大厅中花草繁茂，还有小鸟飞过，好像到了植物园的温室。再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画院餐厅中的洗手间———圆形设计，从花岗岩地面到顶灯的选择，无不透露出家庭般的温馨又暗显出精致高贵。
后来记者无意间得知，这些令人颇觉新颖的设计都出自王明明院长之手。无法想象的还有他对细节的关注，连咖啡厅的桌椅甚至餐厅的酒杯选择都要亲力亲为，为了达到理想效果他还亲自到市场上采购，比给自己家挑选东西还细致。王明明认为，只有从细节入手才能打造出新北京画院的品位，而处理这些看似繁琐的事，无意间又使作为艺术家的他多了许多与社会接触的机会，“这是一种锻炼而不是艺术的对立。”王明明把其中的感悟潜移默化地表现在了画中，也体现在了北京画院和北京画院美术馆的建设中……



　　记者：我们知道，北京画院原名北京中国画院，是新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专业画院。发展到今天，北京画院在北京人的文化生活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它聚集了大批优秀的画家，这些画家又为社会创造了怎样的价值呢？

　　王明明：北京画院于1957年5月14日正式成立，周恩来总理曾亲自到会祝贺，并确定了画院是集创作、研究、培养人才，发展我国美术事业，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学术机构。北京中国画院成立时，入院的画家由文化部直接聘任，包括著名画家齐白石、叶恭绰、陈半丁、于非闇、徐燕孙、王雪涛等，并由齐白石任名誉院长。我觉得周总理确定的方针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战略性思考。当时很多老画家都在社会上没有工作，而把他们集中起来，担当起新中国美术创作主力的任务是卓有远见之举。

　　有人问画家为什么必须在画院创作？画院的画家要担负什么样的责任？按照十六大要求的，画院必须具备的就是国家水准民族特色。我们画院画家的艺术水平是行当里拔尖的。应该说，他们与社会上的画家承载的责任是不一样的。画院的画家应该承担着研究、创作、教学的多重责任。有人说，凭什么国家要拿钱养着这些画家？我觉得这不是养而是一种投入。拿著名女画家周思聪为例，从她上世纪六十年代毕业到画院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去世，国家能发给她多少工资？而她留给国家的作品的价值又如何估量呢？画院老一代艺术家为国家留下了丰富的作品，这是一笔精神和物质的宝贵遗产。

　　记者：去年落成并正式投入使用的北京画院美术馆，以其现代化的展陈设施和独具特色的展品成为北京人文化活动的又一场所。您觉得画院的美术馆与中国美术馆在功能上该有哪些区别？

　　王明明：我们的美术馆不大，但它是一个专业的美术博物馆。一个美术馆最重要的是必须要有丰富的藏品做支撑。北京画院的藏品主要来源于历代在院画家的创作积累及其家属的捐献。齐白石、陈半丁、于非闇等一批老画家以及现当代中国美术史上的许多重要画家，如黄宾虹、徐悲鸿、潘天寿、张大千、傅抱石、李可染等所画的部分代表作品都收藏在北京画院。画院拥有4000多幅古代及现当代画家的作品，其中仅齐白石作品就达到1100余件。专业性体现在我们有许多长期陈列，特别是齐白石作品，这是我们美术馆最大的一笔财富。1958年，齐白石的家人捐献给国家一批老人的作品，现在要通过我们的整理展示出来。美术馆的一楼和二楼，还要陈列其他老艺术家的精品。可以说，我们能补充中国美术馆长期陈列的某些不足。我们的美术馆是公益性质的，不盈利，所有场租将用作老艺术家和已故艺术家的作品研究和展示，把他们的作品慢慢推向社会，这是我们一建馆时就定下的目标。

　　画院围绕北京风韵主题，六年推出六个系列、六大展览

　　记者：北京画院美术馆展出的齐白石作品给参观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画院在保留齐白石作品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又有哪些创新？

　　王明明：作为国内最专业的齐白石作品收藏陈列机构，我们不仅担负着妥善保存的义务，也担负着研究和宣传齐白石的重任。面对当代中国画发展存在的种种问题，重新认识齐白石，在今天具有重要的意义。以特展的第一个系列“草间偷活———齐白石笔下的草虫世界”为例，一部分为齐白石的写意草虫画，一部分为未添花草的工笔草虫图稿。共展出齐白石草虫作品110余件。80年前，白石老人把老北京随处可见的昆虫，创造性地搬到了纸和绢上，成为具有独立审美品格的艺术品。这批工虫图稿不仅为研究齐白石的绘画艺术和中国草虫绘画史提供了新的史料依据，而且，也因大师的生花妙笔，成为研究二十世纪初京津昆虫学最珍贵的图像史料。另外，最具特色的要数我们美术馆中按原样复原的齐白石画室，画案、毛笔、砚台、眼镜、橱柜……室内陈列的所有物品，都是白石老人生前用过的。这间复原的画室，成为白石先生晚年清简朴素生活的最好见证。
记者：刚才您提到画院和画家承担着社会责任，那么这种责任是怎样体现在创作中的？应该说，画家是个体意识很强的群体，这决定了在社会组织上的难度。作为院长，您在画院组织的活动中是怎样调动他们创作热情的？



　　王明明：画院这几年来策划了一系列公益性质的艺术展览，组织院内和社会上的画家参与其中。最有特色的要数我们的“北京风韵”大型主题创作。它是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主办，北京画院承办，已经连办四届，先后参与这个项目创作的画家达150余人，共创作了500多件风格多样的作品。我们的思路是：从2003年至2008年，系列作品展分六个主题，头一年选了一个相对好画的题材，就是“园林胜境”。第二年的“故城寻梦”选了北京的两个世界文化遗产———紫禁城和长城。第三年是“名胜巡礼”，表现北京的寺庙、道观、皇家陵园等。第四年的“城市漫游”真正切入了北京市民的民居文化，主要描绘城池、街道、牌楼、民居和风土人情。明年的创作主题是“山水情韵”，主要描绘京郊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后年的主题是“古都新貌”，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到2008年奥运会一些新建筑和城市新面貌。围绕“北京风韵”这一主题，六年推出六个系列六大展览六本画册，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个系列创作获得了各界人士的空前关注，被称为“北京名片”，画家们对表现新北京的创作题材也非常感兴趣。从展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多样化的表现手段和艺术风格，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明的北京人文特色构成了展览的主要基调。在每一幅作品创作背后，都有一段生动的故事，凝聚着艺术家对北京人文环境的独特理解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