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鸿与山东素有渊源—访徐悲鸿夫人廖静文

“悲鸿对山东是很有感情的，他崇拜孔子；他钟爱泰山；他在山东有不少朋友与得意弟子；他生前曾来山东写生，想以山东人为原型创作现代的《愚公移山》……”在回答记者“为什么把山东选为‘悲鸿走天下国际巡展’首站”这一问题时，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徐悲鸿先生夫人廖静文女士这样回答。她充满感情的叙述，使我们了解到，一代艺术大师徐悲鸿与山东的渊源。　　独持偏见
　　一意孤行
　　记者：提起徐悲鸿先生，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他自撰的那副“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的对联。
　　廖静文：是啊，这副对联正是悲鸿集泰山经石峪的拓片而做的。这八个大字简练、明快、浑然天成，是他对待人生与艺术的一份宣言。当时的艺术界，有些人热心宣扬西方野兽派、未来派、达达主义等形式主义的、脱离生活的艺术，又极力贬损中国优秀民族传统艺术。悲鸿觉得中国艺术应描写生活，应是现实主义的。他写下这副对联，表示自己绝不与那些所谓文人、画家同流合污，也道出了他毫不畏惧当时罪恶势力的心声。　
　　１９２９年，国民党政府举办第一届美术作品展览，悲鸿拒绝参加。１９３５年，左翼剧作家田汉被捕入狱，悲鸿四处奔走，和宗白华一起将田汉保释出来。也是在１９３５年，他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留学法国时期同为“天狗会”朋友的张道藩已经位居要职，有关方面通过张出面，请他给蒋介石画像，悲鸿一口拒绝了，说自己对蒋不感兴趣。
　　悲鸿有一幅国画《灵鹫》，笔力十分雄健，１９４３年在重庆展出时，受到瞩目，一位美国将军甚至念念不忘。抗战胜利后，美国将军要回国，蒋介石要送礼物，此人说什么都不想要，只要徐悲鸿那幅《灵鹫》。国民党官员出面请悲鸿开价，要买下这幅画，被悲鸿拒绝。他们一次次前来，并表示无论出多高的价钱都可以接受，悲鸿就是不肯。
　　悲鸿就是这样“独持偏见，一意孤行”，他不依附什么权贵，更不会屈从。要说他崇拜什么，那就是孔子。有一次我们闲聊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到印度去，印度人问他，您信什么教，他说，我信‘孔子教’。他曾画过多幅以孔子为题材的画，有一幅创作于１９４３年的《孔子讲学》，此次将到山东展出。
　　在山东有不少
　　朋友和学生
　　记者：山东籍的李苦禅和王学仲，都是著名的书画大家。听说他们都和徐悲鸿先生有着深厚的感情。
　　廖静文：悲鸿在山东有不少朋友和得意弟子，不过这些人大部分都故去了。现仍健在的天津大学教授王学仲先生，原名夜帕，１９４６年考入国立北平艺专国画科。他酷爱美术，学习十分刻苦，悲鸿对他十分赞赏，尤其欣赏他的书法，常说他“了不起”，还专门给他题词。王学仲在学校时不幸得了肺病，只好请假回山东老家休养。当时这个病几乎被看成是不治之症，对他来说真是个沉重的打击。悲鸿一直牵挂着他，百忙之中亲自给他写信，让他静心养病，多吃大蒜，并告诉他病愈后一定回学校完成学业。悲鸿还让学校管理助学金的干部每月固定给王学仲寄去一部分钱，作为医疗费用。这些，给病中的王学仲很大的安慰与鼓励。后来，他身体康复，返回学校，完成了学业。
　　擅长大写意花鸟画的李苦禅先生最早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听过悲鸿的课。后来，他到杭州办画展，悲鸿看到他的画很喜欢，要买一张，当时李苦禅没在展览现场，悲鸿不知道把钱交到哪里，多方打听他的地址，把钱寄给他。悲鸿对李苦禅先生的画赞不绝口，认为“白石翁之后笔墨运用当推李苦禅为最”，聘请他为北平国立艺专教授。
　　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后，重新安排课程。当时学校的个别领导受极左思想影响，认为“李苦禅的画是吃饱了饭帮助消化”的。一句话，教务部门不安排课了，说他的画“用不上”，弄得他一家人生计都成了问题。悲鸿为他着急，可党委书记说，花鸟写意非现实斗争所需，理由堂而皇之。悲鸿想到，李苦禅夫人李惠文不是懂医吗？他就提出建议，把李惠文安排到学校医务室工作，可以领一份薪水，贴补家用。李苦禅先生很感激，但他赋闲在家，内心非常压抑，经常喝了酒以后到我们家来，讲他自己以前的故事，讲完以后就唱京剧。后来他写信向毛泽东主席申诉，主席把信转给了悲鸿并亲笔写了信，这样，悲鸿就方便为他安排课程了。事情解决后，李苦禅先生很高兴，马上投入教学、创作中，也不再到我家唱京剧了。
　　想以山东人为原型
　　创作现代《愚公移山》
　　记者：您刚才提到，徐悲鸿先生想以山东人为原型创作现代的《愚公移山》。
　　廖静文：新中国成立后，悲鸿带领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们，为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画像，随后，又开始创作《鲁迅和瞿秋白》的油画，就在这时，报纸上的一则消息吸引了他。消息说，为了根治鲁南和苏北的水患，使１５００万亩良田免受水灾，要在苏北开凿长达两百公里的新沂河，在山东则须令沭河改道，流入山东南部的沙河入海。这是一项极为艰苦的水利工程，规模宏大，是新中国改造大自然的第一个创举。悲鸿将当时的创作放下，决定去导沭整沂的水利工程工地体验生活，亲眼看看劳动的场面，创作一幅反映新中国建设面貌的大油画，那是１９５１年。
　　我在北京火车站送他上了去山东的火车，满怀忧虑。悲鸿多年来始终带病坚持工作，血压常常高达两百，我十分害怕高血压突然夺去他的生命。而他自己却从来不考虑这些。他站在硬席车厢的车门里，愉快地向我挥手。同行的还有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悲鸿的学生梁玉龙同志和保卫干部孙洪绪同志。悲鸿坚持和他们一起坐硬席卧铺。到达工程现场，悲鸿看到数十万民工直接参加这项建设，感到精神振奋，特别是在施工的各个阶段，涌现出无数劳动模范，他们的工作表现简直如同奇迹，令人难以想象，更激起了悲鸿的热情。他为劳动模范们画了很多肖像，还在工地画了很多速写。
　　回到北京后，悲鸿便积极构思这幅描绘导沭整沂水利工程的画，打算将它画成规模宏大的巨幅油画，画成现代的《愚公移山》，但是，繁重的工作量使他突发脑溢血，被送进了医院。这幅画没能画出来，成为永远的遗憾。

来源:大众网--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