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美院院长 ——访潘公凯

王　中央美院前几年因为学校的改建，正常的教学秩序动荡了很长一段时间，今年开始搬迁到新校开学，目前美院的教学运行情况怎样？

潘　中央美术学院6年过渡期很艰苦，搬到无线电二厂工场里过渡，虽然面积要大一点，但毕竟不是学院使用的房子，在使用上、格局上不合理。即便如此，6年来，中央美院在学术研究上、教学上都有很大的进步和发展。

今年8月份，新校工程整体完工，8月中旬搬家，目前已经开学，进展情况应该说很好。只有很少的一些工程没有最后完工，主要是一些管道和装修的问题，但已经不影响教学。

中央美术学院新校舍总面积200亩土地，150亩是大学部，50亩是附中。整个建筑面积7万5千平方米，由中国最有名的设计权威吴良镛先生挂帅，大的布局庄重、朴实，带有北京四合院建筑的基调，外观全部用青砖，整个建筑格调跟北京市的建筑风格比较吻合，新校舍落成使中央美院的教学用房面积扩大了很多，并且各方面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

搬入新校后，各方面情况会跟过渡期不一样，会有大的进展。目前正处于刚刚进校的试运行期，试运行期间可能会有一些需要修修补补的地方，以便使它更加完美。今年10月中旬，学院将有一个搬入新校的庆典活动，庆典活动的核心内容是举办一次世界各大著名美术学院院长论坛，讨论21世纪美术教学的发展趋势，相信此次论坛会对中国的美术教学起到重要的启示。

王　目前，中国的美术教育正面临着一个历史转换，那就是设计艺术教育的快速发展，对于中央美院这样一个以纯艺术著称的老牌艺术院校，将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潘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美术教育确实面临着很大的转折和发展，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设计教育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各大学校以很大的力度发展设计教育；二是纯艺术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更重要的是教学观念、方式、内容安排、培养什么样的艺术家等各方面跟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

中央美院在中央工艺独立成校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实用美术专业，近几年学院成立了设计系，一是平面设计，一是建筑、环境艺术。目前发展得很好，有学生280人，规模虽然不大，但在教学上逐步形成自己的教学体系。中央美院纯艺术教学能力强，已形成了自己的审美品味和追求，在这样一个小环境，设计教育必然受到纯艺术教学的影响，使得中央美院的设计在艺术趣味的导向上非常重视，设计系的学生的作品在艺术品味和艺术格调上非常不错，一句话来说，就是在他们的设计教学之中融入了纯艺术的审美精神。这是中央美院设计教学的特色。

中央美院的纯艺术在徐悲鸿先生的导引下，形成了坚实的教学传统，培养了大批的学生，奠定了丰厚的发展基础，使学院在全国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但纯艺术也面临一个如何发展的问题，世界上和全国各地的其它院校的纯艺术发展很快，尤其是在观念变革的带动和激励之下，世界各国的纯艺术教学都已经或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央美院纯艺术教育如何适应这种世界性变革的潮流，同时，又要强调我们的教学有中国特色，以及发扬中央美院原有的特色，是摆在全体师生面前的重要课题。在以往的若干年中，广大师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今后，这还将是中央美院要解决的中心课题和中心任务。

王　您从中国美术学院调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无意中成为中国美术教育史上第一位担任两所著名美术学院的院长的人物，您如何看待这一历史的选择？这两所学校渊源上的不同，您觉得对您在中央美院开展工作有没有影响？

潘　我从中国美院调到中央美院，这是上级部门从全国美术教育发展的角度做出的通盘考虑。这个选择既是一种巧合，也是工作的需要。这两个学校在学术传统上，既有很多共性，也各有自己的特色。他们都是从二三十年代过来，经历了社会变迁的风风雨雨，为中国艺术教育作出了自身的努力。但是由于教师组成不一样，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因此各自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特色也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美术学院的教师结构是以林风眠为代表的留学法国、比利时的一批西画家和以潘天寿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人式的艺术家共同汇成的，中国美院初创时期和发展时期的这种教师结构就决定了它的特色。在这种结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美院对于西方现代和中国传统都很重视的特色。

而中央美术学院的特色也是由他的教师结构与地域环境构成的，它是由北方文化与徐悲鸿先生教学思路相融合形成基本的格局与特色。50、60年代以来，中央美院由于位处北京，就日益显示出其地位的重要性。在美术教育中，它所起的中坚作用与领导作用越来越明显。

在50、60年代，以徐悲鸿为代表的学术思路，强调艺术为人生、为社会服务的明确的目的性和学术指向；同时，强调艺术和生活之间的关系，从正面鼓舞人、激励观众对于新的生活、新的社会的热情，强调真善美的统一的大的观念和思路，跟建国以后党和政府所倡导的文艺思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跟中国20世纪后半期美术教育的历程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点上了，中央美院在全国的模范作用表现得特别突出。在这个时期，涌现出大批杰出的艺术家，而且是属于新中国自己培养的典型的艺术家。他们创作了大量代表性的作品，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样的学术传统代表了中国20世纪后半期美术教育的传统。

如果用形象化的语言来概括，中国美院的传统显得开阔、丰富、带有西方艺术家与中国文人相结合的潇洒；而中央美院显得更为凝重、壮阔和朴实。

我想，我从中国美院的院长转为中央美院的院长，这是中国美术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客观的选择，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个机会。

我既感谢中国美院师生给我一个机会，也感谢中央美院师生给我一个机会，为这两所学校服务。对我来说，既是偶然性的，也是我所面临的一种挑战。我在中国美院担任过5年院长，有些经验对我在中央美院开展工作有帮助。但有一个客观的事实是，我对中国美院比较熟悉，对中央美院不太熟悉，我在思想上非常明白一点的是，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传统，要办好任何一所学校必须因地制宜，必须按这所学校原有的传统和原有的艺术教学的规律来行事。面对这样的问题，经验主义是没有用的，必须从不同的学校的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基础、不同的结构状态、不同的期望来进行不同的思考、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决策。我想，这是非常浅显、明白的道理。

中央美院特殊的重要性——在首都嘛——使我感到责任重大。我作为一个不是在中央美院土生土长的教师，要想跟大家一起把中央美院工作组织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是，中央美院有很好的自身条件，除了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之外，关键是它有一批出色的艺术家和教师队伍。这支队伍的质量在中国是第一流，在国际上与国外重要美术院校相比，也是第一流的。我到中央美院虽只有短短的二个月，但我非常欣慰地感觉到了中央美院教师们对我工作的支持。所以，我会尽自己的努力把中央美院的工作做好，不辜负中央美院师生对我的信任。

还有值得欣慰的一点，是中央美院有一批非常有水平的老艺术家，在中央美院以往的几十年建设中，他们起到了关键的核心的作用。这些老先生现在还在，我会不断地向他们请教。同时，我会努力发挥好中青年教师尤其是一些教学骨干的作用。我想，只要我们大家努力去做，学校前景一定是好的。

王　你和你的父亲都是美术学院的院长，但“父子院长”各处的时代背景大不相同。你父亲当时面临的状况是民族艺术遭受巨大冲击，因此，他提出“中西绘画拉开距离”的学说；而你担任院长是在全球经济、信息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面临如何处理全球经济、信息一体化和地域区域文化的关系问题。作为一个新世纪的院长，你觉得你跟你父亲当时的历史使命有什么不一样？

潘　其实，整个20世纪，中国美术和美术教育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到现在依然没有改变。只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问题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但它的本质仍然没变。在20世纪上半期表现为贫穷落后的中国如何在世界的强权文化中取得独立的地位；在今天，则表现为，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中国的民族文化在国际性的文化交流和一体化的文化发展中要求国际社会认同和承认的一种努力。所以说，潘天寿提出“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是非常清晰的策略。但潘天寿的学说是特定时代的眼光和智慧，我们在新的形势环境，如何来寻找策略，需要用我们这一代人的眼光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