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新水墨

　写意人生
　　张值：贾先生，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明确搞水墨大写意创作的？
　　贾浩义：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记得1982年有一个出国画展，当时在中国美术馆预展，我有四幅作品参展。那时江丰同志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他专门去参观了这次画展。一开始，他看到我的几幅较写实的作品还表扬了我，但后来看到一幅我画的钟馗，这幅作品我是放开了画，没什么形，开始强调笔墨在画面里的运用，强调意象的东西。没想到这张画激怒了江丰同志，他说：“这张作品就是玩弄笔墨。”因为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整个大的环境还比较保守。
　　张值：您那时就对笔墨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当时，许多画家还停留在为工农兵造像的阶段，或者是一些写实性的作品。是什么让您产生了这样的激情进行创作大写意的？
　　贾浩义：怎么说呢？“文革”时期我画了大量的写实性素描，后来我突然发现用素描画中国画是一种倒退。
　　张值：但是，当时许多画家都以素描的方式入中国画，比如，徐悲鸿先生画的马，实际上就是一种素描关系，还有刘文西先生画的人物也是从素描入手。
　　贾浩义：不过他们利用的素描还是很有限，可“文化大革命”后期几乎全是用素描的体面关系来表现对象，中国画意象的表达就很少了。
　　张值：是不是因为少了许多中国画的意境，让您感到某种不足，促使您对中国画的传统进一步地认识，来重新寻找新的表达方式。
　　贾浩义：或许是吧！但我后来总是在想，到底是什么让我不顾一切地放弃了过去多少无法扔掉的东西，而对大写意那么钟情。我那时总觉得中国画的笔墨与西方的素描是两回事。
　　张值：是不是中国画的意象特征没法表现出来？
　　贾浩义：其实，我当时就是想从写实当中解放出来，就像一个人被捆绑了太久，一旦有机会解放出来，他会非常兴奋。我当时就想拿墨往画上泼，只有这样心里才觉得痛快！
　　张值：当时是不是许多画家都有这种心态？我看过黄永玉先生80年代初画的一些彩墨作品也很放。
　　贾浩义：是。那时我们刚被解放出来，就想放开着画。不过，我很快就转向了传统，开始翻阅中国美术史。我当时对八大的作品非常感兴趣，就开始迷上了他的东西了。
　　张值：那是哪一年？
　　贾浩义：上世纪70年代末。　　
　　张值：那您什么时候明确画马的？
　　贾浩义：就是在这个时期。我当时在北京朝阳区文化馆工作，我就天天画马，用墨泼呀！很过瘾。
　　张值：您为什么想到画马呢？
　　贾浩义：我一开始是画人物，但是人物的形稍微变化一下，人家就会说你，也没法把笔放开画。后来我就画花卉。因为，我喜欢八大，八大也画了许多花卉，像齐白石、吴昌硕的东西我那时候也画了很多。再后来我就搞水墨实验，我就是看大写意舒服，甚至把我“文革”期间画得很细的、非常写实的素描都烧毁了，是我自己烧掉的。
　　张值：为什么要烧毁？这也是您的心血所致。
　　贾浩义：我当时就认为这不是中国画，可我当时是以中国画的名义参展！所以，我无法忍受。
　　张值：也就是说，您当时是发自内心深处对大泼墨的热爱，才使得您做出了这样过激的行为。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筹办自己的美术馆的？
　　贾浩义：1995年定下来就开始动工修建。
　　张值：什么原因触及您要建一座属于自己的美术馆呢？
　　贾浩义：我那时住在南磨房，我家的四周都在盖楼房，整天闹得不行，又赶上夏天，晚上没法睡觉，有些盖楼的民工开玩笑往我们院子里扔石头子。我一看这里没法住下去了，就想换地方去盖大画室，当时就这么想。
　　张值：那后来呢？
　　贾浩义：后来就有人介绍到这里，当时看了许多地方，为什么选这里，就是看到这里有一幢楼房，他说花了十五万建成，我想盖两个这么大花三十万，我还拿得出来，于是，就这样定了下来。
　　张值：您建这个美术馆是不是想搞一些艺术活动？
　　贾浩义：我是这样想过，他们让我来这里盖美术馆也有这种想法，作为这里的一个文化交流的场所。1997年搞过一次山水画展，但后来许多人不理解，因为办展览也得有投入，后来活动就少了些。
　　张值：您有了自己的美术馆以后，在创作上有哪些变化吗？
　　贾浩义：话说回来，如果这个条件提前二十年的话，那就起到更大的作用。现在年岁大了，画大画很费力，真有些力不从心。
　　张值：您现在环境发生了变化，心态也宽松起来。这些是不是在您的作品中体现出来呢？
　　贾浩义：其实，我从小就向往着心灵的自由。我中专是学理科，当时考入北京机械学校，但我不喜欢，快毕业前我就退学回家。1958年，我考入北京艺术师范学院，毕业后我就留校了，当时吴冠中先生也在那里任教。第二年学院搞精简，把我这个助教给精简下来，于是便去了朝阳区文化馆。
　　张值：您在文化馆工作了多少年？
　　贾浩义：17年。
　　张值：然后就调到北京画院工作，是1978年吧？那时您除了喜欢八大的画之外，还喜欢哪些画家的作品？
　　贾浩义：我挺喜欢西方一些画家的作品，比如毕加索、马蒂斯搞的变形，有些画得挺简单，像马蒂斯画的小人，他们为什么会成立？我画的大写意其实在某些方面也是一种内心的冲动，一种无法控制的表现欲在起作用，用最简明扼要的语言讲我想讲的话，或许这一点上与他们有些共同点。
　　张值：好像许多年来，您一直在画马这一形象。是什么促使您有兴趣一直去画这个形象呢？
　　贾浩义：这个问题好多人问过我，同一个形象，我要画无数遍，最后还在画。其实，我一直在想如何在同一个形象上继续深入下去，寻找到这个形象的最佳表现点，可总是达不到，越达不到，我就越想表达出来，就这样一天天地继续下去。
　　张值：您能谈谈在这种深入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贾浩义：刚开始是为了释放情绪，感受到的东西多；到后来就不一样了，是在不断地完善这个形象，如何处理得更加到位、更有说服力，又更加简单，让人一看就明白。有些人认为我不太注重形，其实他们错了，我是很注重形体的表达，只是另一种形式而已。
　　张值：是这样，您注重的形式与传统意义上的形式有所区别。那么，您在作品中想表达的东西是什么？
　　贾浩义：我想表达的就是我的精神状态。如果你细看我画的马，每匹马的精神状态都不同，这就体现出我画画时的情绪。
　　张值：一般画国画的人都很注重画面的“气韵”，您如何来表现大写意里的“气韵”呢？
　　贾浩义：我把画面的“气韵”理解为“生命力”。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有生命的东西才充满力量，你的生命力越强大你就越有力量。那么，具体的到画面是通过构图来表现。如果你画的构图不好，这个力就体现不出来，可以说你的画就没有力度，这一点非常关键。实际上是你在画画时想画出的一种力，与呈现在观者面前的力是不一样的，这里有一个复杂的过程。
　　张值：您对画面的这种“力”是怎么理解？以前在美术馆搞过几届中国画“张力实验艺术展”。您对他们提出画里的“张力”怎么看？
　　贾浩义：我觉得他们对“张力”的理解太泛了，在画中也没具体的表达，所以缺少一种真正的“力度”。要想表现好一幅作品，画得有“力度”，首先是对画面大的方面的把握，大的构图物象表达的和谐；其次是对画面的局部刻画和用笔的技巧。这些都很具体，并不在表现上做文章。
　　张值：谈到用笔，现在许多搞水墨实验的画家，他们对国画用笔的理解与传统国画用笔又有区别，他们对笔墨的感悟放在前，而具体地用笔却在后。您怎么看？
　　贾浩义：国画里的用笔不是孤立存在，不能单方面拉出来谈。它与一个画家的修养和绘画功底分不开。
　　张值：您如何看待一个画家的修养和功夫之间的关系？
　　贾浩义：我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积累的过程，应该是内在的一种融化，“画如其人”这句话讲得好。就象画一根线条，你这个人有多少功夫和修养，在线条里就呈现出来了，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这是伪装不了的。
　　张值：我看您的作品，尤其是后期的作品非常注重形式感。您有没有发现在画中过多地强调形式，而内心沉积的感情不是很充分的时候，画出的东西就不那么打动人了？
　　贾浩义：追求形式感，实际上是一种求新的表现，人都有一个特点：喜新厌旧。
　　张值：但是，新东西不见得就是艺术，这不等同于时尚或者流行的东西，时尚的东西无需你有太多的深度，而艺术，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它必须有感动人的一面，有一定的深度。那么，新颖的形式的后面如果没有一种内在的情感做支撑的话，这种形式是空洞的，缺少生命力，即使出来了，红极一时，很快也会销声匿迹。
　　贾浩义：实际上我现在很苦恼，不愿意这样。
　　张值：您现在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贾浩义：就是连续画几天的画，不是别人定的，而是自己发自内心的东西。这种感觉很好，从各个方面都感觉很好。如果为一个画展去赶画，真是苦呀！因为你不知道画什么。有时候人总是在重复自己的某种形式，想找寻新的东西，但要做到很难。
　　张值：您现在除了画马之外还画些别的什么？
　　贾浩义：其实，我有一个最大的理想，就是再回到人物上。我早期画过许多人物，但后来这么多年一直没画，画人物对形的要求太多，画起来很难放开，这是我没去画的真正原因。
　　张值：其实，画什么样的东西并不重要，最终落实到画里的还是“境界”两个字，那您在作品中是如何体现这种境界的呢？
　　贾浩义：我呢，是通过这样几个阶段来提升画面境界：第一是情绪的表达；第二是要有一个新颖的形式；第三是大道与小道的区分，我一直认为这是有区别的，别人怎么看，我不管。
　　张值：您是怎样来鉴定这种大道与小道呢？
　　贾浩义：最根本的东西是人性，你所表现出的艺术是对人的成长有利，至少是无害。过去有一个论点叫“有益无害论”。比如，我在一本画册的前方中曾写道：“我赞同艺术为人生的主张。一切有凝于人生的事物（如大麻、春宫画）都应该取缔！但又不能规定艺术走哪条路，因为每条路都有它自己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