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一个人——再访杜觉民

　　上篇：读书人

　　1、2006年夏季的一天，我初遇杜觉民，在中央美院22号教师公寓他的临时住所里，书架依靠墙壁勉强支撑着，隔层木板全都压成一张张弓，我真担心那些书架随时会被压塌。此时，这位50岁的读书人正在完成他的博士论文《隐逸与超越》。

　　这年10月的一天，我同他借住在外地一家宾馆，清晨有事敲他的房门，见他正倚靠着床头捧读一本大部头书籍。再后来，我便向他借阅图书。英国学者彼得·沃森所著《20世纪思想史》，洋洋百余万言，他用一星期时间通读，我向他借阅时也表态说要争取一星期拿下来，可是，10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我终不过几度随手翻翻而已，知难而退。读书人读书难，知识贫乏而又不免“装蒜”，热衷表演，做学问的功夫大打折扣，其“成果”、“成就”难免苍白，缺少精神内涵。读书比作画难，读书比写作难，读书是寂寞之道。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了作秀，做给人看。学问泡沫化，作品商业化。

　　2、杜觉民是从浙江萧山乡下走出来的学子。我曾途经萧山，感觉像片从大水泊中捞起来的土地，感觉座座村庄如同浮在湿地上的船，随时会被大水冲走，并没看到一座山，难以想象视野不及处还有群峰连绵，乃杜觉民儿时的摇篮。

　　杜觉民的父亲是位高级知识分子，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2年全家由城市遣回原籍萧山。那年他6岁，翌年在乡下读小学，到10岁四年级时辍学，到生产队放牛，一天挣2.5个工分，年终结算每个工分7分钱，以此计算，杜觉民一天的劳动成果也就不到两角钱。到16岁时他已是整劳力了，一天可挣12分，各种农活无所不能。

　　说到身世，他三言两语，一带而过，我始终没弄明白，一个过早辍学的孩子后来怎么就考上大学，进而读研、读博，拾阶而上。一份学问，一份辛苦。普遍的浅薄与庸俗下，凸现学问家的可贵。人们可以戏说明星，调侃官僚，唯独对真才实学者满怀尊重，也所以我们依旧是礼仪之邦，文化邈远流长，明天仍有希望。

　　3、杜觉民考上大学那年，中央美院首次开设中国画研究生班。又过了二十多年，中国美院、中央美院先后开设博士生班。今天的新生事物，明天的栋梁之材。杜觉民以博学使我感受鼓舞。

　　读书带给他快乐、满足，读书也会带给他苦闷。读书人的心灵越是追随古之圣贤，响应文化经典的给予，生活中的真实就越是还报以鞭笞、嘲弄。文化人的悲哀就在于清醒地认知着生活中的丑恶却又无法改变它。历史赋予文化人以职责，社会要求他们率先垂范，良知要求他们起而呐喊，尽管两难，还是要有所选择。朱耷选择了出家。倪云林选择了疏散家财，“扁舟箬笠，往来湖泖间。”所画山水意境幽寒，荒芜人踪。考证画史，梳理再三，视野里多少辉映千秋的大师，却苦于无法一一走近。他们中，杜觉民尤其推崇倪瓒、徐渭、八大山人。

　　逃避也是一种选择。以朱耷为例，大清朝要求男人蓄发，拖一条长辫子在身后，谁敢违抗难免招来杀身之祸。朱耷在无奈之下剃光头发当了和尚。愤世疾俗之下他在宣纸上倾诉内心的苦闷，他在门上写一“哑”字以示抗争。杜觉民写到：在倪瓒、徐渭、八大山人等历史上的逸品画家那里，“带有诗意般的归隐是一个美学姿态，笔墨是一种倾诉方式。面对逸品画家留下来的枯笔淡墨，我们仿佛听到他们的轻轻叹息。他们在抵达生命的神圣境遇时，思想也同时抵达一种深邃的境地，灵魂与无边的神圣宇宙相逢，并向着天地发出叩问，笔墨则是由此撞击出的火花。在那里，精神找到皈依，心灵找到停靠，也因此找到了生命的终极境界，对人类的困境深感悲悯，不惜以生命与荒诞抗争，承担起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见杜觉民《隐逸与超越》）这种“承担”可谓天赐使命，也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阶层的优良传统、优秀品质，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品质正是中国历史上优秀绘画作品所以诞生、传承的沃土。

　　4、相对于倪瓒、徐渭、朱耷，现代画家的生活环境、生存空间完全不同了。杜觉民写到：“在今天，入山出家，离我们的现状已经遥远，隐逸行为下所产生着的枯笔残墨与我们这个偏重物质与享乐的时代已格格不入。但是，人类对自由精神的追求是一贯的，对社会公平、公正、和平、和谐的向往是一贯的，对普世价值的认同与日俱来。也所以，逸品画家及其作品依然有其显著的启示意义。”（杜觉民《隐逸与超越》）

　　杜觉民对逸品画家及其作品的关注与推崇，对应着当下美术创作的乏味及滥殇。精神性缺失，格调低下庸俗，粗制滥造，已同中国画的本质要求相距甚远。中国画传统具有永恒的、不变的一面，也即源于庄子美学的至高境界，从苦闷中衍生，又对苦恼进行超越。衡量艺术水准的最终尺度是格调，是作品的精神内涵。杜觉民认为，艺术家的最大意义在于提出问题，促使人们的精神视野更加开阔，进而获得心灵上的震撼与升华。

　　多年来，人们热衷于讨论笔墨，一定程度上受西方现象学、符号学影响。形而之下谓之器，形而之上谓之道。“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谓之道枢”。（《庄子·齐物论》）道的要点在于明辨是非。笔墨的背后是什么？一幅画，它真正打动我们的是什么？倪瓒、徐渭、朱耷，他们的作品并无对当下的直接关注。

　　却超越了当下，回望历史，关注命运，直接剖析人本身，以精神涵盖物质，以良知发出叩问，以人性美对接天地大美，笔墨便是这种对接中的交响。绘画和音乐的奥妙难以言说，其存在的价值是不能用文字替代，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而具特殊的欣赏性。有多少人能够真正读懂一幅优秀作品？又有多少作品经得起时间过滤？回望历史，大浪淘沙，人和画都像沙子一样冲掉了，只留下为数不多的“石头”。今日画坛，又有几人能踏着这些“石头”走向彼岸？

　　5、俗文化是经济高速发展下的副产品。小沈阳语焉不清的一声“哈哈”，举国为之傻笑。“798”制售的商标化大头像炒出了天价。你感到荒诞吗？荒诞正是常规。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情历史上都曾经历过，甚至更加荒诞。荒诞引发思考，促使对人本身的关注。人类是否仍需要崇高？如果需要，我们能够做点什么？

　　精英艺术在于其思考的深度及其作出的文化判断，在于思想性及艺术表达的深刻性，在于毫无功利性的自我陶醉或宣泄。苏东坡“把酒问青天……千里共婵娟”。完全是一种即兴，穷尽混茫，妙不可言，老百姓反倒听懂了。可见，艺术是心灵的颤动，无拘无束，忘我无我，纯属作者的精神诉求，通过艺术语言表达所看到的、所理解的世界。这种表达须承担良知，坦露真实……内在的真实、本质的真实、人性的真实、真理般的真实、向生命靠近的真实。则艺术家的内心首先要真实，若无真情实感，无须奢谈艺术。

　　下篇：新作品

　　62009年初春，我再访杜觉民，在他位于北京马家堡西路的新居里。他的大型画册即将由浙江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茶几上放着校样，我得以先睹为快。除了业已发表过的部分代表作，主要是读博期间的作业及近期的新作。以所画对象区分，可分为历史题材与当代人物。另有一类小动物，鱼呀、鸟呀、蛙呀，他把它们当作人来画，拟人化，且在编排上将其作为开篇部分，或可从中见到人类祖先的某些影子。人类以其动物性与社会性的结合而超越了动物，人类有理由自豪也需谨防物极必反。人类需要艺术，需要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以加强自我约束。

　　在历史题材中，他为徐文长造像，八尺整宣，皴擦濡染，思尽千秋般茫苍浑厚。画面上方一页小窗，与左侧的一盏油灯相互映，照亮徐渭的上半身，只见他苍老而憔悴，两眼似睁非睁，颧骨隆起，双唇翕动，稀疏的头发披散于两肩，手握毛笔，似在作挥毫前的冥然思考，意旷神驰。

　　他披发赤足，镣铐在身。穷阎漏居，食不果腹。文人高士，苦何以堪？杜觉民故有题跋称：“纸上水墨啼吼，笔下长歌凄啸。”愤怒出诗人、出作品。通常，悲剧较喜剧更具厚重、深度与震撼性。失败较成功更易于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思索。正是失败、失意成就了徐渭的精神崇高，使其高蹈自洁，妙悟自然，逍遥于天地间，而得其笔墨精萃。我这辈子完了，政治与我无干，官家与我无干，我不跟你们玩了，我要隐去，画画去、游历去、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寻找我的快活去。当浮华褪尽，时间推移，隐去的结果反而永恒，落泊的文人反而成功了，其艺术成就得以沉淀，成为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人类文明的突出成果。

　　7历史题材中，杜觉民所刻画的民间艺人的形象足以令人为之动容，他历尽生活沧桑而依旧向往美好，如同阿炳般拉着二胡，把期盼留在世上。人世间哪一首乐曲能像《二泉映月》一样横穿时空，传唱不已？若无对生命的深切感悟，丝弦哪里会有那样的穿透力？阿炳曾为此承受过怎样的生命苦难？贝多芬有句名言：“用痛苦换来欢乐。”他说：“我愿证明，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此而担当苦难。”他还说：“我不和你们谈论君主和王国，在我看来，思想之国是一切国家中最可爱的。我的王国在天空。”可以想见，若无天地相助，情怀高洁，不会有贝多芬、阿炳那样的人物，不会有《二泉映月》。现在，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就坐在我们面前，一脸恬淡的笑容，拉着他的琴。一把琴、一只贮钱的小盆，一位孑然一身的老人，不啻是艺术的化身，很具象地表现着真善美惠。

　　杜觉民的绘画艺术旨在强化内美，笔墨形式伴随着内容需要，顺乎自然地趋向个性化，特质感，或拙或憨，或浓或淡，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幅“民间艺人”的绘画语言，便有着难以言说之美。

　　《中国一九××年》，不妨也将其归于历史题材类，除了战乱怎会引发如此这般流民图？画面中的饥民由上方两侧向着前方正中涌来，如同潮水一般，扶老携幼，瘦骨嶙峋，茫然环顾，流离无所。大饥馑引发大流亡。此时此刻，生命如同草芥一般，死亡随时会降临，而死亡的根源又是什么？为什么“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元·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刘少奇曾和王光美一同下乡视察，在河南，所到之处树皮早已剥光，当地官员用水泥做成假树皮，人在车子里很难辨明真假。亩产小麦、水稻上万斤，娃娃们在麦穗上跳舞，谁能想到麦穗下、秸秆里藏着板凳？这般“发明”也会载入历史吧？历史将越发充满荒诞。艺术的真实和眼睛看到的真实相去甚远，当下的真实关非历史的真实。艺术的魅力就在于它天然地靠近历史真实，以心灵感受真实，回应历史，对荒诞提出质疑，执着地寻求人类的尊严感。

　　8杜觉民绘画侧重现代题材，侧重刻画人物面部神态及躯体语言的特性、特质，以简洁概括的笔触，以眼神或某个动作抒发内心情感，捕捉灵魂之光。如“头像系列”中的《掩面者》，一个大头，两只大手，指缝中微露鼻梁，枯笔焦墨写出眉目，其复杂的情感几乎全被手部动作掩盖着。看似简单的动作、表情，恰到好处地烘托出作品丰富的内涵，足以令人回味。那双手，他画得简洁、随意，极富质感，水墨交融，层次丰富，大有不言之美。这时，读者已然忽视笔墨，不见笔墨，只管盯着这双手，会说话的手，它捧掬着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因而意味隽永。

　　“头像系列”以普通劳动大众为对象，以幻变着的墨韵笔意捕捉普通劳动者的瞬间动作、表情，通过对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生命状态的深入刻画，构建艺术语言的真实性与崇高感。这些头像中有的高达1.8米，黑糊糊，冷冰冰，“喇”地杵在你面前，两眼注视着你的眼，唬你一跳。而后你走近他，他走近你，相互对视，相互询问。同为人类，为什么你就特富有，我就穷寒酸？你就忒漂亮，我就恁丑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天悬地隔，千差万别？一个社会中的人，你又能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怎样才能走出深切的窘境、困惑？杜觉民在一件大幅头像画的题跋中抄录了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诗《严重时刻》：“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无缘无故地在世上哭，在哭我。此刻有谁在夜间笑，无缘无故地在夜间笑，在笑我。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无缘无故地在世上走，走向我。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无缘无故地在世上死，望着我。”

　　9现代题材中，“写生系列”尤其令我怦然心动，我坚信，杜觉民绘画艺术仅凭此举足以显示超凡作为，也足以说明精神内涵对于作品的显著意义。看这幅：一位老汉在卖东西，双手扶杖，下颌搭于手背上，慈眉善目，笑么喝的望着你、望着我，感觉就跟咱家的老人是一样。除了秤杆及脚下的筐篓，并无一物，你老卖罢了东西干嘛还不回家？不急不急，我还有更重要的东西想要送给你。那“东西”是他的生活态度，达观、淡定、和善，他正是凭着这些美德换回一份快乐和满足。

　　再看这幅：一位抽烟的汉子席地而坐，他应该是位农民或是农民工，此刻独享劳动间隔时的小憩，抽烟愣神，似乎看到了什么且若有所思。他的指关节多么粗大，他的脸庞多么消瘦，他曲膝而坐的姿式多么佶屈。除了手指夹着的烟蒂，他一无所有，而正是这样一些人创造着人世间的财富，用他们的赤贫对应着少数人的富有。在另外一幅写生的题跋中，杜觉民劈头写下一行大字：“住的是工棚，建的是高楼大厦。”画了一位手拎木桶的农民工，在工地上急匆匆撩着大步。他那么瘦，却依然强壮，他只能指望这分强壮，如弓的身躯却掩饰不住饥肠辘辘。还有这幅：一位手扶自行车迎面走来的农民工，草帽掀动着，墨韵向周边放射。可能赶了很远的路，手指冻僵了，僵硬地卷曲并相互按压，他面部的表情很奇特，一只眸子很有神采，毕竟，他按时赶到目的地报到出工，这一天又有活干、又有饭吃了。在寒冷的清晨，在数不清的工地上，最先起而劳作的正是他和他们。

　　“在我们的脑子里渐渐忘却了饥饿，但在云南山区仍能看到生存的危机。”杜觉民在一幅写生上写下这样的跋。当一块土豆皮扔到地上，一个孩子跑来拾起塞进嘴里时；当一位母亲怀抱病儿为求医愁眉不展时；当你面对生活中种种不期而遇的严酷真实徒叹无奈时，你会深感艺术的力量太过渺小，许多情况下我们无能为力。杜觉民难免扪心自问：我画几张画对他们有什么意义？我在干什么？究竟能够干什么？干什么对他、对他们能够有所帮助？我不如回家打工挣钱算了，或许只有钱能够救助他们。可是，你又能救助多少？中国人有太多无奈，也就有太多的麻木和逃避，这正是俗文化泛滥成灾的社会根源，大家哈哈一笑，自个吃饱拉倒。

　　苦了母亲。杜觉民画笔下的女性，除了娃娃，多为含辛茹苦的母亲。例如《背子图》，所画妇女已见老迈，历尽沧桑，所背孩子从肩膀一侧露出小脸，睡得香甜。中国劳动妇女的肩膀上岂止背着孩子，只要可能，她们更愿背起所有的生活苦难，以换回亲人们的幸福。她们忍辱负重，无怨无悔，以其普通平凡铸造着一个民族的坚韧、伟大。背篓、箩筐；苦难、幸福……所有的生活奥妙与哲理无不藏匿于日常简单的生活里。生活是河，艺术是河里的浪花或石头。画家的文化品格离不开特有的生命轨迹，当你真诚地走近一个个生命个体时，也便自然地走向你自己，也便不难找到准确的艺术定位。1979年度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印度的特里莎修女。颁奖仪式上，她发表感言说：“当我们与世界相遇时，我们遇到的都是一个个人，那个人或是这个人，总之是具体的人而非抽象的人类，只有爱具体的人才能真爱人类。”特里莎的感言同样适用于绘画，只有走近具体的人才能激发你内心的真情实感，也只有真实情感下的绘画语境才有望显示感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