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要找到自己的坐标”——访台湾著名画家刘国松

“中国画不能总穿‘长袍马褂’。要反映时代，贴近生活，必然要中西合璧，找到自己的坐标。”

　　在海峡两岸有“中国现代绘画先驱”“现代水墨画之父”之称的台湾著名画家刘国松，近日在北京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坐标的纵向是中国五千年文化，横向则是西洋文化的冲击和影响。

　　早在上世纪６０年代，刘国松就积极倡导创新现代中国水墨画，提出“中国画的现代化”口号，要“革中锋的命”“革笔的命”。他说：“绘画其实有多种画法，如米芾用莲蓬画，傅抱石用丝瓜瓤画，还有人用手指头画。一味强调用中锋，只能使中国画的领域越来越窄，把中国画推向死胡同。”

　　他的见解一度被认为是数典忘祖，成为众矢之的，有人讥讽说：笔和墨如同建筑的栋和梁，房屋建筑怎么能没有栋和梁呢？他保持了沉默，直到世界各地陆续有既无柱又无梁的巨蛋体育馆问世，人们才不得不称他为先知。

　　刘国松对中国画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说中国画即文人画虽然在历史上有过积极的贡献，但仍有三大局限。一是士大夫画，如不是文人、读书人、做官人就不是文人画，似乎就一定画不好；二是男性画，中国美术史上是男性一统天下，几乎没有女画家；三是老年人画，西方人２０岁至４５岁的创作力最强，也最出成果，而中国人要到５０岁以后才能谈创作。这些都把中国画限制住了。

　　刘国松告诉记者在美国讲学时的一段经历。美国的教育都在说日本好，连茶、书画和庭院建筑也是日本的好，其实谁都知道它们来自中国。他特地与一位日本雕塑家交换意见，不想对方说，不否认它们来自中国，但现在的四大文明古国在哪里？希腊被罗马发扬光大了，中国就是希腊，日本就是罗马。这话深深刺痛了他，也更加激发了他要把中国画发扬光大的使命感。

　　他提出“先求异、再求好”的新理念。他说这如同现代的摩天大楼，并不是地基很宽很广，而是楼多高地基要多深。他举例说，国画系毕业的学生多得用火车装，但脱颖而出的凤毛麟角，而李可染、赵无极、徐悲鸿、刘海粟、朱德群等全是西画系毕业的。

　 他自己则在作品表现上寻求各种前所未有的可能形式，并在“现代”与“水墨”的双重议题上寻求最大的结合与突破。

　　刘国松在台湾成立了“五月画会”，以群体之力推动传统书画的变革。１９８１初他应邀到北京、南京等地巡展，３年间共在１８个城市展出，有力地冲击了当时亟待思变的画坛。他还结识了吴冠中等知名画家，在国内外艺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４月２６日，７５岁的刘国松的现代水墨画展《宇宙心印：刘国松绘画一甲子》在故宫展出，展览荟萃了他６０年艺术生涯创作的６１件精品，其中４件力作无偿捐赠故宫博物院，填补了故宫博物院台湾地区创新绘画精品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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