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我是最讨厌艺术市场的

把艺术弄成商品摆到市场上，在那里不要脸地叫，嚷着把价提高，我绝对不参加这些事，但别人把我的画拿去卖我没有办法。

黄永玉坐在万荷堂整块花梨木制成的巨大卧榻上，翻看最近一期蒋友柏做封面的《南方人物周刊》，仿佛翻开远年记忆。

　　“我认识蒋经国和他的儿女，也认识章亚若。”再仔细端详了一下蒋友柏，黄永玉轻声赞叹：“像，像他太爷爷。漂亮啊，很漂亮。”

　　这是8月28日的北京通州，初秋悄至的万荷堂荷花已谢，莲蓬兀自挺立于层层荷叶之上。院子里的狗、猫、鹦鹉等动物们都平静地呆着，四下里一片宁谧。

　　黄永玉叼着烟斗，不时划着几根火柴，沉沐在午后透窗而入的柔光里。玻璃窗外，停着三辆跑车，分别是宝马、保时捷、法拉利，都是鲜艳的红色。“父亲喜欢红色。”黄永玉的儿子黄黑蛮对本刊记者说。

　　刚开始采访不久，黄永玉就提出与记者调换一下位置，因为他一只耳朵的听力已经不太灵光。

　　8月9日，农历7月初9，黄永玉度过了自己的84岁生日，位于通州徐辛庄占地近10亩的万荷堂已竣工11年。

　　这么大的宅子，在40年前，对于黄永玉来说，根本无法想象。“1967年，余住北京京新巷，鄙陋非余所愿也。有窗而无光，有声而不能发，言必四顾，行必蹒跚，求自保也。室有窗而为邻墙所堵，度日如夜，故作此以自慰，然未敢奢求如今日光景耳。”这是黄永玉在自己的一幅油画上留下的文字。那个时候，黄永玉一家四口挤于白天也得开灯的小屋之内。

　　如今，在万荷堂“老子居”的大床上，黄永玉躺着就能透过头顶的透明天窗看到日光。天窗下挂着明代鸟笼，笼里鸟儿的饮水罐为乾隆年间烧制。鸟笼下面一尊陶俑为提着鸟笼的古人形象，陶俑的历史则可溯自宋代。正对着大床的是一幅以表叔沈从文小说《山鬼》命名的画作。床头右侧挂着的一幅照片里所拍的建筑，是黄永玉一家在意大利翡冷翠的住所——一座建于中世纪的庄园，屋前是几十亩的橄榄林。

　　黄永玉在香港、家乡湖南凤凰的山间也都还有大宅子。根据工作的需要，他会选择在这几处住所居住的时间。

　　84岁的黄永玉已经很少去没有自家住所的城市了，在这几座城市里，他大多数时间也都是呆在家中，一天的主要时间还是画画。万荷堂大殿是黄永玉的画室，屋内同样置有万斤花梨木制成的画案，万荷堂有几块巨大的木料，来自同一棵产自非洲加蓬的花梨木。

　　在北京奥运会前，黄永玉创作了以奥运为主题的《中国=MC2》的画作。奥运期间，喜欢拳击的黄永玉得到了友人所赠的奥运拳击比赛门票，但他觉得还是太远，并未亲临现场观看。而当北京奥运会即将结束的时候，他突然得到通知，自己获得了“奥林匹克”艺术奖。这是第一次有中国艺术家获此奖项。

　　8月24日，奥运会闭幕那天，他从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手中接过了奖牌。

　　与此同时，在王府井大街的一家服装专卖店里，一款印有黄永玉所作的《中国=MC2》的T恤正摆在显著位置售卖，当店员向年轻顾客提到黄这个名字时，他们感到了陌生。毕竟，这个写了许多“比我老的老头”的老人已经84岁，他更像是城市边上的隐士，隐匿在现实与历史之后。

　　怎么会是我呢？

　　人物周刊：怎么想着画那幅关于奥运的画？

　　黄永玉：我有个朋友打了个电话给我，说他负责一个画展，让我画一幅画。打电话的过程中，构图我就已经想好了。整幅画大概画了三四天。

　　人物周刊：画名叫“中国=MC2 ”，有点奇怪。

　　黄永玉：当时想不出什么名字，叫奥林匹克太远了。那么，咱们国家发展的质量和速度都不错，所以就想到爱因斯坦的公式E=MC2。然后把E换成中国。刚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有的人看到了有点不适应，也有朋友赞赏的，中央电视台的王志打电话给我说，这个名字好啊。

　　人物周刊：国际奥委会颁发给你奥林匹克艺术奖，和这幅画有关系吗？

　　黄永玉：和这幅画没有关系。当时通知我得奖了，让我莫名奇妙，怎么会是我呢？能干的人这么多，这让我有点不安。

　　人物周刊：国际奥委会的人怎么评价你？

　　黄永玉：说的都是外语，我听不懂，不知道在讲什么，当然，我知道不是在骂我，骂我的话还给我奖干嘛呢。(笑)

　　人物周刊：你觉得获奖跟奥运会有什么关系？

　　黄永玉：也许因为我是个“运动员”，我们国家搞了几十年“运动”，我都有参与嘛。(笑)

　　人物周刊：有人问过你这幅画代表什么意义，你说没意义？

　　黄永玉：美就是意义。

　　人物周刊：你在意大利的街头曾救过一个意大利老太太，你说这不代表什么精神，代表的是好玩的精神。

　　黄永玉：别人说学雷锋做了好事不说，我不一样，我到处说。

　　人物周刊：总有人喜欢发掘意义。

　　黄永玉：有的人每天早上一下床就想意义。

　　每天至少画7个小时

　　人物周刊：你这一两年在艺术上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黄永玉：有人开玩笑说，一个人活下来起码要对得起饭，每天吃饭不要对不起饭。我做的事情很简单，像今天你来跟我说说话，平时我就画一下画，写写文章。很少到外地去，老了玩不了了。

　　人物周刊：每天都画画吗？

　　黄永玉：每天至少画7小时，多的会画13小时，感觉这个必须画完就连着画。连着画了40多天的画也有，但不一定是好画，画了1个小时的画也不一定是坏画。对于画画来说，自己满意和别人满意不一样。我经常画了一半就后悔了，然后想着下一步怎么画。我总结自己的艺术生涯就是——完成，后悔，完成，后悔……

　　人物周刊：你画画的技法多种多样，给人的感觉非常丰富。

　　黄永玉：没有进过学校，没什么理论，多种多样有好处。中国13亿人口这么大的国家，只画一种画那不是开玩笑吗？以前只准画一种画，当然不快乐了。13亿人吃一种口味穿一种衣服，这种时代是有过的，难道还值得留恋吗？50年代， “反右”以前，我的一个朋友穷得快死的时候写信给我，他说能不能给他的女儿买块花布，因为她女儿从来没穿过花衣服。那是少女没有花衣穿的时代。当时，国庆节的长安街看上去就是一条蓝色多“恼”河，烦恼的恼。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艺术市场？

　　黄永玉：我是最讨厌艺术市场的，把艺术弄成商品摆到市场上，不要脸地叫，嚷着把价提高，我绝对不参加，但别人把我的画拿去卖我没办法。我自己是不理会这些东西的。与此无缘，一点关系都没有。

　　人物周刊：如今很多年轻的艺术家喜欢在市场上推销自己，你怎么看？

　　黄永玉：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需要的。需要搞活自己，那他去搞活自己好了。我在这方面比较保守，我不喜欢。我有市场运作的知识，我觉得让别人控制我们的话，就不自由了。市场上需要什么我们就画什么，这算什么？但年轻人有所不同，他们不这样做又能怎么办呢？

　　人物周刊：你知道自己的画值多少钱吗？

　　黄永玉：我不管这些，自己过自己的日子。

　　人物周刊：一个艺术家怎么看待财富和艺术之间的关系？

　　黄永玉：中国的有句老话，十年媳妇熬成婆。绘画的行市多了，张大千有张大千的行市，年轻人有年轻人行市。老家伙凭什么决定年轻人的命运。过去就是老前辈决定晚辈的命运。

　　人物周刊：别人决定过你的命运吗？

　　黄永玉：除了那些“运动”，从来没有任何人决定过我。主要还是看个人的自由意志。自由是别人给的吗？别人给的还叫自由吗？自由是自己的。包括住在牛棚里，蹂躏我，让我做苦工。我能反抗吗？不能，但心是自由的，我会躲在被子里偷偷作诗。

　　人物周刊：你有经纪人吗？

　　黄永玉：谁敢做，没人有这个胆子。

　　死了就是活不了了嘛

　　人物周刊：很少应别人要求画画？

　　黄永玉：传统叫点题。朋友间的点题是个愉快的事，本来没想着这样画，但朋友让你这么画一下，有意思。说到点题，我有个好朋友，唉(叹了一口气)，这个朋友已经不在了。这个朋友叫汪曾祺，40年代，我们在上海，有一次他给我出了一个题：在黄昏的山坡上有黄茅草，黄茅草里有个老虎，你画一幅画。到现在我都没画出来。

　　人物周刊：汪曾祺是怎样一个朋友？

　　黄永玉：我这个朋友死了对我损失很大。惟一一个可以同我在绘画上对话的朋友。聊得这么真、这么准、这么有创造性的，就只有他。

　　人物周刊：你写了很多“比我老的老头”，但没写汪曾祺。

　　黄永玉：汪曾祺比我大两三岁，写他是很难很难的，我写不了，本来最应该写他的，反而没有办法写。

　　人物周刊：以后会写他吗？

　　黄永玉：写的机会不太多。

　　人物周刊：在《比我老的老头》这本书里，你经常以“某某某死了”作为开头。

　　黄永玉：是这样，然后算他比我大多少岁。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死”？

　　黄永玉：死了就是活不了了嘛，没什么特别的。怕没有用，不怕也没有用。朋友死了我不会很悲伤。我在意大利，在三楼写文章，我女儿告诉我，爸爸，汪曾祺死了。我说，哈哈(不是笑，是感叹)，他死了。他死了这么多年了，我的心里一直好沉重。我们来往的时候，他也喝酒，我不喝酒，但我给他预备酒，没想到他死在酒上。

　　人物周刊：你不喝酒？

　　黄永玉：喝酒浪费身体和时间，赶快把饭吃完干事。喝酒聊天也没有意义，喝多了大家都记不得对方说的话。

　　人物周刊：但你为“酒鬼”酒设计了酒瓶。

　　黄永玉：主要为了挽救这个酒厂，解决我们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经济困难。

　　人物周刊：你在湘西凤凰有房子，在意大利、香港也都有房子，更喜欢哪里呢？

　　黄永玉：各有各的喜欢，好像一个母鸡生了好多蛋，是喜欢这个蛋还是那个蛋呢？

　　为什么一定要表达文化？

　　人物周刊：奥运会开幕式你觉得怎么样？

　　黄永玉：很阔气。

　　人物周刊：官方一直想通过开幕式表达中国文化，你觉得很好地表达了吗？

　　黄永玉：为什么一定要表达文化？热闹就好了嘛。通过开幕式表达我们的文化是一种战略方式，但也有另外的战略方式。比如说，老远有几个人表演木偶戏，这么远，多少人看得见？有人认为英国人为难了、被动了，别人有自己的表达方式，也许很精彩呢。这个不光是表演钞票，得表演智慧。还有那个烟火表演脚印，不说你知道是脚印吗？不能说我认为它是它就是。

　　人物周刊：怎么看蔡国强？

　　黄永玉：他是干什么的？

　　人物周刊：像脚印一样的烟火就是他设计的，现在国际上很有名。

　　黄永玉：不管是在国际也好，太空也好，做得不好就是不好。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好像在国际上有名了，做什么事情好像都可以原谅。比如说张艺谋，是《一个都不能少》、《秋菊打官司》好，还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好？做什么还是实事求是的好，做自己熟悉的东西，这样的创作比较可靠。

　　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个世界

　　人物周刊：怎么看现在的中国？

　　黄永玉：中国越来越好，但有人骂，我也骂，但外国人骂我不高兴。今天你去看看我们的公路，我们曾经哀叹过，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路？现在比别人好了。未来还要好的。

　　人物周刊：未来怎样才能更好？

　　黄永玉：我曾经同一个领导人讲过这个问题。我说，“五四”时期提出两个口号，科学和民主。实际上是一个口号，就是科学。怎么说呢？政治上讲科学就是民主，经济上讲科学就是发展。随便抓人打人杀人，很明显是不科学的。对他民主三分，对他民主六分，怎么叫民主呢？民主的基础是科学。不能说以前用砍头现在用枪毙就是进步了。基本上是科学的态度问题，有了科学一切才能进步。

　　人物周刊：跟这些领导人还有什么交流？

　　黄永玉：我曾经跟一位领导人说，共产党很伟大，没有什么不可战胜的，但有一样战胜不了。他说，是什么？我说，开会。(笑)领导人讲话，下面发个一模一样的文件。他读你们看，有必要吗？现在电脑多方便，寄过去就行了嘛。

　　人物周刊：这些领导人中，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谁？

　　黄永玉：我很尊敬周总理。好能吃苦，非常委屈，顾大局。“文革”的时候，他也经常拿着一本小红书，他心里真觉得这么好吗？他用了好多方式保护了很多人，他的心是好的，但也有保护不了的。

　　人物周刊：在那个时期，怎么搞创作？

　　黄永玉：大跃进的时候我也拼命画画啊，你说歌颂什么我就歌颂什么啊。是真是假我不管。当时说亩产万斤粮食，人可以在稻子上跳舞，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我就刻了一张一万斤稻田上的跳舞。

　　人物周刊：你在看到巴尔蒙特的诗句——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个世界——流下了眼泪？

　　黄永玉：偷偷地流下眼泪。受了委屈，我当时这么千辛万苦地回来(指1950年代初从香港回到北京)，为什么对我这样呢？

　　人物周刊：怎么看那个时期的作品？

　　黄永玉：在那个时期，很多作品被认为是旷世之作，现在没人提了。以前说社会主义艺术是最进步的。(其实)艺术上没有进步的概念，是繁荣的概念。

　　世界上有一样东西叫开心

　　人物周刊：你曾说，按喜欢的程度排列，你的排列会是文章第一、雕塑第二、木刻第三、绘画第四。

　　黄永玉：我喜欢文学更多一点，画画可以卖钱，可以让我生活得好啊。做雕塑也很有意思，需要花很多精力。木刻很辛苦的，以前，一张画花一个礼拜刻出来，在报纸上发表，最多就是8块钱。

　　人物周刊：有人说你是齐白石第二，怎么看？

　　黄永玉：这个我不同意，谁都愿做自己不愿做别人。以前有人说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可把鲁迅气坏了。

　　人物周刊：还有人说你是天上掉下的画神。

　　黄永玉：不够格，但别人怎么说我管不了。

　　人物周刊：你觉得别人为什么喜欢你？

　　黄永玉：我也不知道别人为什么喜欢我，作为一个画家首先要会画画，其次做人要过得去，不要太计较。刁钻古怪，人家不好跟你来往。第三是运气好。我受教育的机会并不多，不如说自己教育自己。最近我在想教育的问题，小孩子还没上学之前应该给他什么样的教育。

　　人物周刊：应该给孩子们什么教育？

黄永玉：我觉得应该给他们爱和同情的教育。苦的人要同情要爱，长大了他就有了爱和同情的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去读书，就难得去做坏事。碰到坏人用爱来化解，人家对他的伤害也不会太大，不会一辈子为了报仇而活着，我们武侠小说里都是为了报仇的人。

人物周刊：你与金庸、梁羽生这些写武侠的人都熟悉，怎么看他们的武侠小说？

黄永玉：武侠小说看看无所谓，我小时候也看武侠小说。世界上有一样东西叫开心，让大家开心是一件好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