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韶华：追寻大美，建构盛世文化

　　时 间：2005年10月3日

　　地 点：武汉 东湖行吟阁

　　采访人：曲平凡

　　曲：周老，从20世纪80年代初您的《大河寻源》组画问世以来，我一直在关注您对中国画的创新。同时也感觉到您的艺术创作一直是在对中国文化寻根，从传统文化血脉中寻找大美基因，并且有一贯的连续性。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您为什么提出“追寻大美和建构盛世文化”这个命题？

　　 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在成为全民的意志。我国的综合国力正与时俱增。如果不出大的意外，我预测，再过20年，将进入“准盛世”，再过50年将进入“全盛世”，前景令人鼓舞。在这种大势面前，一是鉴于中国美术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过程中，正从文化转型到为建构盛世文化做准备的历程，因而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机遇，也是应当响亮提出的一个时代话题。这样我们才能大有作为。二是鉴于全球一体化所面对的一个最大的矛盾，就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协调全球人种、民族、国家间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每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化都是民族心路历程的创造和结晶，其延续和发展的价值观必须得到尊重。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则惟我独尊，随着人们对现代化的追求，西方文化正悄悄地渗入中青年的心灵，进入他们的生活方式，愈来愈远离我们的先人所遗留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强势军事经济大国极力推销他们的弱势文化，进而在友好贸易中悄悄地腐蚀着我们有5000年光辉历史的强势文化。弱势文化处在强势，强势文化处在劣势，这是一个巨大矛盾，因此也是民族立场的话题。 多元是宇宙的基本生态，也是地球的基本生态。因此对全球一体化的两面性应有深刻的解读。“追寻大美和建构盛世文化”就是在这个国内外大背景下提出来的。

　　曲：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是大美？

　　周：大美的认识特征和表现特征即大视野、大思维、大格局、大气象的综合表现，是一种超时空的艺术观。 贯穿在整个中华文化中的文化精神就是天人合一、天地人和的大美精神。史书相传黄帝铸三鼎，象征天、地、人。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充实之谓美”。这种包容天地人的整合性思维就是“大视野、大思维、大格局、大气象”的整合性艺术思维结构，是极有包容量的整体统一的大气象。所谓大视野、大思维，就是视通万里，思接千载；所谓大格局、大气象就是贯通古今，融会中西，把古往今来吸纳于自己的视野与超越时空的思维，流观宇宙，化混沌于一炉，凝聚的是超越时空的和涵弘光大的大格局、大气象。中华文化的这种包容性与和谐性是大美美学的本质特征。 我最近创作的大型组画《汉唐雄风》就是对“大视野、大思维、大格局、大气象”的追求与实验。拂去历史的尘埃，审视汉代艺术的气魄与力量，空前无比；魏晋艺术的风骨与气度，非凡超迈；盛唐之雍容华贵，辉煌灿烂，都是不可企及的艺术高峰。选择这个历史时代的素材尽管很难驾驭，然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不从这里汲取力量。我以为从这里发力是找到中国画复兴的一个新看点和新的发光点。中国画的发展特别需要从这里找回已经失落了的汉唐风范。追求沉雄博大是我的这一艺术思路的主线。在《汉唐雄魂》这个子系列中，我采用纪念碑式的立方体结构，在重叠的大块面组合中，以画像石为素材来充实画面的密度和形体的硕大以及质感和量感，以重建汉代艺术的整体气势；在《幻梦的净土》系列中，以古人的理想折射的佛像为主体，并以剪裁组合的敦煌壁画和晋魏写经为背景，通过北魏和唐代文明碎片的整合展示北朝至唐代艺术在造型与色彩上的理想主义和表现主义的魅力，这无疑是跨越时空的大格局、大意境，有内在的象征性；《古往今来》系列则以现代构成的样式把汉代画像石与当代时空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呈现出从古代到现代艺术转型是有现实可能的；《天地人和》系列利用汉唐艺术无所不包的典型素材再现艺术表现的多种可能性。这是近乎形而上之道的表现，又类似形而下之器的包容。中国画，不仅要沿着大美传统的脉络来延续和丰富，而且还要根据现代的人文环境和新的理念，探索新的样式，在多种可能性上进行自我选择。我不敢说这是不是开辟了艺术表现的新天地，但我的《汉唐雄风》是大胆地对中国画发展的一次新的尝试，把坚持民族文化立场和展示当代文化身份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用作品来证明大视野、大思维、大格局、大气象是兼容并包的和开放自由的艺术观。

　　曲：有人认为，上个世纪70年代是个文化断层，许多中青年没有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这对建构盛世文化有何影响？

　　 周：您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严重话题。正因为如此，我要强调的是，文化力是建构盛世文化的重要支撑点。大美的内涵与底蕴是对文化力和文化表现力的呈现，也是盛世文化的内核。

　　中华文化精神是我们的艺术血脉，弘扬中华文化精神是我们的民族文化立场。恒守这一理念是提升文化力和文化表现力的根本所在。要把文化力提高到主体精神建构的高度来认识，充分占有民族文化资源，做有学养的画家。历史上造诣很高的画家，例如顾恺之、苏东坡、米芾、董其昌、石涛、八大山人等，他们的文化支撑点都是强有力的，所以他们的文化表现力极强，能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和后世之师表。 中国画的历史发展都是伴随着大文化的文化精神的发生和在积淀中形成的。画家通过自主选择来实现文化精神的历史整合，找到体现个人价值与社会文化的契合点，形成相对独立的文化意识，创立有影响力的价值系统，构成自己的艺术范式。我的艺术追求也主要靠文化支撑，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自觉的与时共振的艺术品质。

　　面对中国画创作思想一片苍白的现状，起而振臂高呼，我们要追回失落了的“至大至刚”的中华文化的“浩然正气”。张扬当代文化精神和当代文化理想，明确美术创新的内核是复兴中华文化精神的那种文化表现力。

　　对文化力这一概念要从当代文化复兴的角度来审视。文化力或文化表现力的内涵是什么？在当代美术创新中，我们作为社会精神文化的创造者，如何体现文化力或文化表现力？我认为这是一个沉甸甸的时代话题。以往的历史文化，是在自然经济形态下创生和发展的。其有价值和有生命力的部分自然要大力传承，但是我们现在正向高科技文明时代前进，经济结构已发生了深刻变化，既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又要面对文化转型、面对民族文化的复兴。当代的文化力是一个多元复合结构系统，它包括文化精神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复合性，它是历史文化、现代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后沉淀的结晶，是其综合协调的自由表现。这必须联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思考，把中国画向两极推进，一极是追根溯源，找回传统文化的伟大光辉，另一极是推进到当代文化序列。这两极之和的文化力不但包含着五千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而且体现着整个民族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巨大精神力量，它熔铸着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着全民族的当代精神，呈现在文艺作品中的则是带有一脉相承的民族精神火炬的特征，是催人奋进的号角，是大美的彰显。 文化力反映在艺术主体上，主要包含在三大板块：一是画家对民族文化应有观照力；二是对外来文化应有融合力；三是对当代艺术应有创造力，这“三力之合”就是文化力或文化表现力的总和。文化力与综合修养相联，与文化积淀有关，从这个大视角来看，对艺术的文化力的关注具有重大意义。我们有着五千年辉煌的文化传统资源，只要我们能找到某个切入点，找到与当代的契合点和发力点便会有所创造。外来优秀文化是人类文化，没有国界，要善于融合，优势互补，它会强化我国当代艺术的文化表现力，从而高扬当代文化精神和当代文化理想。我的心态是：开放、传承、融合、前瞻，以此来强化自己的文化表现力。

　　曲：我在一份资料中看到您深入生活走了大约30万公里，好多地方是千难万险之地。早年当过童工，当兵打仗，也下乡种过地，好像您自己也很庆幸有过这些经历，您在这些经历中最深刻的感悟是什么？它与您追寻大美、创造大美的艺术追求有什么关系？

　　周：我的主要感悟是：找到了自己的艺术现场，找到了采气的气场。从生活现场到艺术本体是造就大美的合乎逻辑的根基。

　　从《大河寻源》以来的20多年中，我几乎跑遍了西部边陲各省、区，足迹涉及祖国边疆的各个名山大川。由于大地构造的特殊性，蓝天白云，山高水青，地平线深远，大自然无比沉雄博大的沧桑感，苍莽深沉，印象特别深刻，提起笔来便油然而生，即使画的是其它题材，但那种内在的西部大美的情怀总是挥之不去，驱之不散。这究竟是什么作用力在起作用呢？ 这很近似电磁场的相互作用，由于感受力受特定地域的吸引，例如我曾生活在西部的这个重力场中，在这个地磁的磁场中，被那些独特的大地构造所强烈震撼，因此这个生活现场也在我的心灵中打造起一个与之相对应的“艺术场”，属于我特有的艺术场。 不管科学家怎么说，对于这个艺术“场”的存在我是确信不疑的，我的灵感都是基于对这个客观世界的直觉感应，并由感应迸发出兴奋点，生发出创作激情，因而使我意识到任何创造，实际上都是基于对“场”的这种独特感受并由此追寻到对形式符号的独特创造。这种关系链可以表述为：从生活现场找到了艺术现场；从对生命现象的认知，到对艺术本体的认知；从主体精神的升华到对艺术生命的独特表现，是一个创造性的关系链环环相扣的升华过程。因此可以概括为：艺术创造就是把对生命与存在的深刻的直觉感受进行符号化的重新组合与重新定位，就是我意识到的艺术场，一个独一无二的大美艺术场。 当“场”的图像在我脑中浮现时，象即物我对应的意象合一，即是“场”的基本结构。我之所以喜欢直观地表现这个“象”，是因为这个“象”的本身已天然地带有我这个直观者的烙印。是物我共生和二者共振，是无独有偶的合二为一，故能感受敏锐，反应到位，这是货真价实的“艺术场”。没有这种对“场”的直观的对话与交流，不可能产生有生命力的大美创造。只有对“场”的选择与定位，才能从两个层面发挥创作主体的聪明才智。一是纵向开发，要抓住的是对主体的独特感受；二是横向拓展，观照的是对场的异质同构。二者之合，才能有效地发挥对生命本原的追求，真正接近于美的本质。故而莽莽西部群山虽然苍凉，但在我心中感受到大美的力量。所以选择“艺术场”的过程，就是选择物我同构的过程，是追寻大美的文化认定。 一个有创意的画家的重要标志，是有能力把握一种特立独行的艺术语言方式，使自己在创作上能持续地保持有新看点、新亮点，使艺术创造具有鲜活的机制。要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最具根本意义的东西是要有能使自己发自肺腑的对“生活现场”的深切体验。此中决定性的关键，是对生活现场有特别的选择，有超常的敏感力，能从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语言符号形式。艺术语言的界限，亦即属于自己的“艺术场”的界限，“艺术场”则是与艺术语言相对应的世界，亦即接近艺术心灵的世界。“场”发气于我，我投身于“场”中采气，我与“场”异质同构，无不与心灵的历史结构相连，无不携带着“场”的气息，由此追求到大美的艺术生命之源。 画家的感受力、理解力和表现力的最具有特色的资源来自对特定的生活领域的这个“场”的选择；最有激情的艺术创造是得自于与之心心相印的“艺术场”。疏远了这个“场”，灵感就会空虚，亲昵这个“场”，艺术的生命之树就会常青常绿。 从大视野、大思维、大格局、大气象与艺术大美创造，从文化力、文化表现力与艺术内涵，从生活现场到艺术本体这是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艺术发展观。艺术生命与现实世界的辩证关系，是主体精神由实践到感悟而升华的；大视野、大思维、大格局和大气象，主要是论证艺术思维的特征，也昭示了大美表现的基本特征；文化力与文化表现力是关系艺术生命、艺术品位的高级状态。

　　曲：与您的对话使我很受教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