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别让孩子太早学美术

　8月31日下午，被美术界誉为“一杆标程中西融合艺术风向的新航标”的《吴冠中全集》在北京正式亮相。该书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共9卷，收入吴冠中先生各个时期的作品约2000多件，总文字约150万，是他对自己艺术生涯的一个总结。
　　88岁的吴冠中先生前天参加了新书的揭礼仪式。“我记得有一次我站在水田里写生，突然有只水牛从我身旁走过，我突然感到，我跟它其实一样。水牛耕作的是田地，大了被宰了，牛肉可以吃，皮可以制革，生前死后都在做贡献。而我老了，死了，该用什么报答人类呢，这部全集，我希望会让别人看来比吃一顿牛肉、穿一双皮靴更有意义，当然这是需要时间考验的。”前天，吴冠中用这样一段话生动地表达了在这个时候出全集的意义。
　　吴冠中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最具风格魅力、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之一，同时也被国际艺坛认定为20世纪现代中国画的代表画家。
　　艺评家高居翰：
　　他代表着
　　中国现代画的
　　苦苦探索
　　国际知名艺评家高居翰先生（James Cahill）认为，熟悉20世纪中国艺术与社会艰辛发展规律历史的人，都会发觉吴冠中的作品不难理解。他的绘画充满了最能集中反映本世纪中国艺术面貌的各种特点，即东西方艺术的汇合及杂交。面对世界的中国文化，传统悠久，营养丰富，一方面足以养活她的艺术家们；另一方面却又成为自身的沉重包袱。20世纪的中国画家必须面对保持传统，学习西方并将中西文化融会贯通成一体的课题。吴冠中是其中一个领导者。含辛茹苦，他代表着中国现代画的苦苦探索，而他的作品即是这种辛劳与探索的结晶。
　　人们评价吴冠中的绘画离不开对绘画材料的认同关系。西方观众偏向大作品，色彩厚重，画布上布满颜料。作品要有一定重量。因而易于将中国画归类为低一等的纸质作品。今天，任何一位采用水墨，毛笔在纸上作画的画家都要承担被低估的风险。这不仅是对吴冠中而言，而是整个20世纪中国画的命运。
　　传奇经历：
　　曾被称为“粪筐画家”
　　违抗父命从事艺术
　　1919年8月29日（阴历闰七月初五），吴冠中诞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闸口乡北渠村一个多子女的农户之家。
　　小学校长兼教员的父亲对吴冠中的最高期望，就是师范毕业当个高小教员，以便将来养家糊口。在父亲的安排下，吴冠中考进了江苏省立无锡师范后，后违抗父命，改考国立杭州艺专，从此踏上漫长艰辛的艺术征途。
　　抗战爆发后，学校辗转内迁，他也因此与家乡完全断了音信。其间，他师从潘天寿学习中国画，最爱石涛、八大山人及虚谷；又师从吴大羽学西洋画，热爱印象派及现代艺术，尤其崇拜塞尚和凡高。1938年，19岁的吴冠中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荼。喻其个性如火如荼地强烈；喻其人生似苦菜般地苦中有甘；喻其艺术像苦荼一样的隽永耐品。自此荼成为他毕生画作的印章和签名。
　　1946年他与重庆大学附小教员朱碧琴结婚并通过教育部留欧考试。随后赴法最高美术学府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公费留学，师从当时巴黎画坛上与勃拉克齐名的画家苏弗尔皮。
凡高的信改写他的人生
　　“你也许会说在巴黎也有花朵，你也可以开花、结果。但你是麦子，你的位置是在故乡的麦田里。种到故乡的泥土里去，你才能生根、发芽。不要再在巴黎道貌岸然地浪费年轻的生命啦！”这段摘自凡高写给弟弟提奥信里的话，在吴冠中后来的人生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因为同样的感悟，他决定回国找到自己的“土壤”让作品“生根、发芽”。
　　1950年，吴冠中留学三年毕业回国到中央美院任教。从1966年文革爆发到1970年被下放到河北石家庄李村部队农场劳动，他有五年多没有摸画笔。直到1972年农场的管理有了一些松动，他才被允许在周日画画。吴冠中特别珍惜这难得的时间，托人捎来了画笔和颜料，用农村简易的小黑板代替画板，用一侧带背把的粪筐当画架开始创作他的北方乡土系列，当地人戏称他为“粪筐画家”。
　　将中国绘画推向世界
　　吴冠中的绘画充满了最能集中反映本世纪中国艺术面貌的各种特点，即东西方艺术的汇合与杂交。事实上，西方画家——或甚至在外国生活的中国画家，很少会像吴那样义无反顾地甘于“非驴非马”，也不会接受“群众点头”这个评价标准。在这两方面上，吴比徐悲鸿、吴作人，甚至朱屺瞻等受西方艺术影响的其他中国画家都要走得远。在业界看来，他的精神正可用他的一本书名来概括，那就是“要艺术不要命”。
　　他提出“风筝不断线”的创作原则，坚持有自然根据的感觉抽象和油彩墨彩的轮转间作，尝试西方形式结构同中国意境韵味的有机结合，构成了独特的“自然——形韵”新体系，从而开辟了一条跨越传统程式，融会中西艺术的道路，将中国绘画的精神与风貌推向了世界。
　　对话吴冠中：
　　“我对美术教育很失望”
　　以后“照样烧（画）”
　　广州日报：在全集出版之际，您怎么评价自己的作品？
　　吴：我学中国画，也学西方画，最后没有在西方留下，因为我知道只有中国的大树才能与外国较量，只有中国的举人才能和外国的举人对抗，只有中国的大地才能孕育中国艺术家。回来后，我坚持的信念是要把作品的味挖掘出来，找到符合人民审美标准的真正美。
　　广州日报：回顾您的创作生涯中，有什么特别深刻的感触？
　　吴：在下放几年里，我吸取很多教训，其中重要一个就是认识到美盲不等于文盲，前者是审美缺陷，过去在农民院子写生，我常常会拿一幅并不好的作品给他们看，他们会说画得像，我再拿出一幅画得满意的作品给他们看，他们则说“美”。从这里我知道，尽管他们没有文化，但是他们不是美盲，相反很多文化程度很高的，却是知识越丰富越是美盲。
　　广州日报：在您的年表中，记载着两次清晰的烧画经历，一次是1966年，一次是1991年，特别是后一次把200多张作品一起烧毁，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吴：烧画是很平常的，因为我的画不是用于卖的想法，唯一的标准是艺术质量，作品如果表达不好，一定要毁，古有“毁画三千”的说法，但我认为那还是少的，这也说明真正的艺术是不易成功的。
　　广州日报：这么说，在第一次、第二次烧画后，您还可能第三次烧画？
　　吴：照样烧。
　　“作品不在笔墨在灵感”
　广州日报：有人说20世纪的艺术特点在于融合，而您也是中西融合的受益者，那么在你看来，未来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之路该如何？
　　吴：融合只是某个历史时期的名称，在我看来，艺术应该是没有国界的，未来的艺术必然是共性越来越多，但是民族性也不会因此丧失，每个民族艺术最终都会不同程度保持古人的特色。
　　广州日报：石涛是你最欣赏的画家，曾被看作是中国的凡高，那么石涛的笔墨是否能够成为百年绘画的标识呢？
　　吴：即便是石涛的，孤立的笔墨还是等于零，作品不在于笔墨，而在于灵感和表达的东西，不同的感受需要不同的笔墨画法，表达好了，就是好画。
　　广州日报：近年来，您一直在中国汉字结构研究工作，取得什么成果？
　　吴：我认为中国汉字结构研究很有意义，但是应避免将汉字抽象化，这是违背规律的，中国的汉字是用于交流使用，字不让人懂是不行的，因为汉字最重要的是实用性。在不搞抽象化的情况下，将汉字结构搞成绘画，应该是一个有益尝试。
　　“很多作品都是垃圾”
　　广州日报：如今美术作品在市场上十分盛行，您如何看待这种繁荣的景象？
　　吴：回顾我88年来的历程，也是花了很多时间进“修道院”，每个人都很诚心，但真正能出来几个袁隆平那样的人呢，现在美术作品那么多，但是哪里有那么多的艺术家，相反很多都是扩招出来的学生，为了谋求生路，做出来的很多作品都是垃圾，我常常在想如何才能让“星星之火燎原”，艺术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是否符合审美，在于是否蕴含文化。
　　广州日报：你如何看待如今艺术家的培养方式，即现行的艺术教育模式？
　　吴：我对美术教育很失望，现在学生考美术许多都是因为美术专业文化课要求低，可以通过考美术达到上大学的目的，这是我极力反对的。真正该学美术的人应该是思想成熟，因为手是听从思想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始终认为，“笔墨等于零”的原因，没有灵魂、没有灵感的作品，画得再好看，也不会成为历经时间考验的好作品。
　　“其实没有那么多艺术家”
　　广州日报：在如今88岁高龄之际，你依旧保持高产的创作速度，仅去年一年就有将近六十多幅作品，平均每月5幅。是什么带来你创作冲动的来源？
　　吴：作为职业画家不能不画，虽然有时会比较困难，其实一般情况都很难产生好的作品，比如凡高，只有在激动的时候，作为象征派代表的他，才能画出特别的东西。
　　所以我不让我的孩子学画画，因为我不希望孩子真正成才了，像凡高那样变得疯疯癫癫，我也劝很多家长不要让孩子一开始就学美术，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孩子天生就是画家，其实没有那么多艺术家。
　　广州日报：是什么样的生活规律能够让你萌生源源不断的创作源？
　　吴：年轻时写生，生活往往是无规律的，只能扛着饥饿画画，于是身体容易变形，其实真正搞艺术的，不可能规律生活，鲁迅先生当年就是这样对他母亲说。艺术在于用生命去创作，真正杰出的画家都是生活无规律。比如凡高这样的人生活就不可能规律。
　　广州日报：那么在如今年事已高的情况下，还会继续无规律生活下去？
　　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虽然我老了，但说话依旧洪亮，不要以为我仍年轻，那是因为我的本性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