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佩珠专访

记者：
　　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当今我国最早的女雕塑家、社会活动家，李可染先生的夫人邹佩珠先生。
　　今年是李可染先生诞辰100周年，您觉得在这个时候李可染先生最值得纪念的是什么呢?
　　邹佩珠：李可染100周年我想写几个字，上半年三月二十六是他生日的时候，我到徐州给他写了几个字。写的主要就是李可染“历经艰辛闯四难，只为弘扬民族魂”。
　　我想四号的纪念活动里面我还想写这几个字，上次我没提上款后边也没写什么，这次打算多写一点，想写回忆可染的一生。他的一生概括起来讲就是弘扬民族文化，现在国家把文化提得很高，文化是代表我们民族精神、代表我们民族魂，正是李可染从前改革中国画的时候有刻两方印章：一方刻“可贵者胆”，就是要冲破传统的某些方面，“所要者魂”就是能够把我们中国当今的绘画反映时代精神，我就从这个方面谈谈。
　　先说说我们两个人，他是1907年生的，我是1920年生的。所以二零年以前的李可染比我知道的多，他是89年过世，我很幸运，我到现在他过世的18年，我又比他后来的看得多，我们两个人合起来也可以说是世纪人。要是从世纪人来说，我们旧中国在过去又经历了民族危亡的时期，又经历了新中国的成立到今天的大发展。
　　因此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我们可以说是旧社会的两个幸存者。历史上在重庆有一个较场口大隧道事件，那个时候李可染天天在里边，警报的时候就躲在那边，偏偏那一天朋友约他出去，他们也遭殃，这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
　　后来知道李可染没有死，他天天都在那里面，我住的地方、工作的地方不知道经过多少次轰炸，所以我们两个人既是幸存者，也是旧社会的见证人。我们国家过去是怎么来的是怎么一个情况，所以历历在目。
　　旧中国的辛酸，新社会如何我们都清楚，所以对李可染来说他非常爱他的家乡，我当然也爱我的家乡，因为我是杭州人，他是徐州人，徐州是兵家必争之地，兵荒马乱、天灾人祸，黄河经过的地方。
　　我们杭州是天堂，西湖很美，每年到春天、秋天来旅游参观的人很多，我们对自己的家乡来说是非常热爱的。
　　尤其是对可染来说对家乡看起来是如此，但是他非常热爱，经常教育孩子们，孩子们不能嫌母丑，不要觉得家乡不好，兵荒马乱，天灾人祸，但徐州是一个不简单的地方，是个汉文化不得了的地方，因此是历史文化名城。
　　虽然李可染父亲是打鱼的，他妈妈是卖菜的女儿，父母又没有文化，所以李可染能够有今天那太不容易了。
　　但是他有一颗爱国之心，爱他的家乡、爱他的民族、爱他的国家，这点来说是最最名贵的。
　　所以我对他们有些人来访，他们访李可染同李政道，我说他们都有一颗爱国之心，把他们的成就献给祖国，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最近嫦娥奔月都是这些可爱的科学家那种为自己的民族争气，为自己的国家做贡献，没有这个心不会做出成绩来，光想自己，光想着我怎么舒服干什么，那是另外一种人。
　　记者：刚才您也谈到了您出生于杭州，李可染先生曾经在西湖的艺术研究院学习过。您能不能谈一下那时候的学习情况呢?
　　邹佩珠：这个里边说李可染“四难”里边有第二个难就是杭州，我刚才说得是第一个难。李可染家庭出身一穷二白没有文化，把能够到今天怎么来的这是第一难。
　　他的文化怎么得到的?上次我在徐州他诞辰上的发言时曾经说，李可染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虽然家里一穷二白他这些东西怎么来的，徐州有一个黄河底，黄河底就如同北京的天桥什么都有。因此他所有很多的东西来自于民间、来自于人民，不在于一穷二白，在一个人有那种学习的精神、有那种悟性，没有悟性、没有学习的要求精神，这就是涉及到李可染本人的气质问题。
　　这是李可染的第一难，他要达到今天的状况，他小的时候就是来自于民间、来自于人民。
记者：他当时在西湖学习的情况是什么?
　　邹佩珠：第二难我要说的是，第二难的时候李可染曾经在上海美专上了两年学，相当于初中职业学校的程度，学完了可以去教小学，教小学的图画、劳作。他后来就教学了，教学了觉得自己不足还要上进，听说西湖艺学院招研究生，那个时候他生活条件家里稍微好一点了，问他妈妈要了一点钱到了杭州，一到杭州拿招生简章一看，说要画门板那么大的一张人物油画，这下难为他了。他说我在上海美专的时候学习这些都没有学过，这个考连绷油画布、怎么调颜色都不知道。
　　正好还有另外的同学也考研究生，看他这个样子犯愁就问他：你怎么了?他就说实话，我很想来考学校，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摸过怎么靠，那个同学不错说你不要走，我学过一点我教你咱们明天买点东西(布)做一点框子出去写生。
　　结果一考李可染考上了，那个同学反而没有考上，还误会了，那个同学说你考上了我没有考上了，你还说你不会，他确实不会。
　　这是个地下党的同志，后来就去同林风眠院长磨去，他自我介绍，自己对艺术怎么喜欢，怎么有一点的认识，林风眠一看他说得还是很不错、很诚心，也把他录取了。这就是李可染两个好同学、两个好战友(张眺)。
　　这个人实际上后来是我们党的部级干部，后来牺牲了，一直到解放以后才平反了，这是一个好同志。
　　我先说他这个难度在哪里?他初中没有上完，只上了两年高职班，高中没有上，大学没有上考的研究生，等于是跳七级，把他的画一挂在墙上自己看了很难为情，大学学了几年的画得很漂亮，要画成什么就是什么。因此他的画不敢正面挂，下课的时候倒着挂有时候反着挂，怕人家说太难看了。
　　因此他自己就下了个决心，一定想办法要赶上去，因此他在他的画架子上写了一个“王”字，这就是他自己曾说的“一字铭”，实际上这个“王”不是这个“王”，因此摆上画架子人家都要问，实际上是亡命精神的“亡”，他一定要把素描、其它绘画要用亡命精神同人家一样。
　　所以前几年我们去访问他的同学王肇民先生，是我女儿去访问的，王肇民就说你爸爸很厉害。一年以后他的成绩是全校第一，跳了七级，这是在绘画基础上面他有拼命精神，他除了这个以外，因为家庭里没有文化，这次到了艺术院有图书馆，因此他同图书馆馆员的关系搞得非常好，经常住在图书馆，过去得不到的东西都在这里边去探讨、去学习研究，不管是西画也好、中国传统画也好。
　　另外他同张眺两个人他们租了住的地方，杭州的学校附近岳坟，岳坟的庙前面有个八字墙，在它的右边八字墙的后边由个尼姑庵，那个尼姑庵已经是破破烂烂的，那个时候只要是一块钱一个月租房费，所以他们两个是住在那里，后来又有一个同学王占非住了另外一间，他同张眺住了一间。
　　这就不得了了，因此他们探讨的方面那是非常广泛的，张眺对莎士比亚的东西非常热爱也非常了解，李可染从小就喜欢戏剧，他不是会拉胡琴吗，因此他被戏剧感染。要张眺去看中国的京剧他不看，李可染有一次买了票就请他看，让他去看看，他不是相信莎士比亚的艺术，那次请他看的是《玉堂春》，那个情节弯弯曲曲的。
　　这回看完了以后张眺就说中国的戏剧不比莎士比亚的差，改变了他的观念，后来倒过来张眺去买票请李可染看。因为张眺读了很多的书，他们学的是西画(油画)，他们的老师是林风眠和克罗多，因此他们探讨西洋的油画从文艺复兴各个画派一直到印象派、后期印象派一直到马蒂斯派，立体派，那个时候李可染才22岁，都涉及到了，而且他们是很深入地探讨，因为张眺的关系他们还研究了19世纪俄罗斯的文学，一直到普鲁文学，那个时候已经是苏联革命时期。
　　所以李可染在西湖的学习不同一般同学的学习，因此李可染说没有杭州西湖艺学院的学习，没有我李可染的今天。一个是说明西湖艺术院对他非常重要，另外徐州家乡兵荒马乱贫困的情况一到杭州是两个感觉，因此对他艺术都是有感觉的。
　　再一个他住的岳坟旁边，他们的楼上往后边一看就是岳坟，就是岳母给岳飞刺“尽忠报国”的字都在，岳飞像的上面就是“还我河山”。这些就是李可染艺术要画什么，做人要做怎么样的人，自己跳七级，一个人好多事情办不到的他有一种亡命精神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效果。
　　所以杭州的学习太重要了，那么为什么他后来又对中国画重视都同这个有关系，他在图书馆里面翻阅很多传统东西的时候，他曾经就在他住的楼上，在他屋的四周编了中国哪个朝代有哪几家，哪几家有哪个特色。
　　我说你这样挂着是什么意思，他说我就反复记忆。因此在他22岁的时候虽然学得是西画，他同样对中国的传统有一定的了解。有的人后来说李可染是认识张大千、傅抱石以后才了解石涛、八大山人，这个他们误解了，实际李可染在学习西画的时候就对这些人有所了解而且有所喜欢。
　　记者：李可染先生从杭州来到北京之后，师从了齐白石和黄宾虹先生，您能不能谈一下当时的情况呢?
　　邹佩珠：李可染在家乡的时候喜欢戏剧、喜欢拉胡琴，这个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但是还有一些事情一般人都不理解、不知道。
　　我同李可染结婚以后慢慢了解，没结婚以前我同他的妹妹是同学，所以从那个时候多少了解，她就同我在一起的时候就谈到了我二哥如何，所以我多少了解。
　　同他结婚以后更多的了解，实际上这个人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不光是拉一手好胡琴，他还会杂技、魔术，把小人用纸一剪小人还能端东西，这些都是黄河底来的。他的悟性高所以他一学就会，你想他会这会那，那在徐州那个地方后来很小(17、18岁)就教课，他的学生、朋友一群一群，经常在路上跟着一群人。
　　他家里一拉胡琴喜欢唱戏的人就来了，所以李可染在家乡有个美名“众爱之的”。很多喜欢人的东西都集中在他身上这个意思。九岁的时候他看当地有个人写书法写得好，大概叫“苗聚五”，写了“畅怀”两个字，他回去就仿着他写了这两个字，以后他的邻居到春节的时候都让他写春联。
　　到13岁的时候他爬到快哉亭城墙里面看里边有人画画，这个时候他天天都往那里去，这样他13岁就拜了乡贤钱食芝为老师学中国画。
　　所以邻居见了李可染都不叫他的名字，都叫他“畅怀”。到了杭州的时候林风眠很喜欢他，由于他一年里边把成绩弄上去，为人好学，到哪里人缘都很好。
记者：他和齐白石先生学习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邹佩珠：在重庆的时候曾经有齐白石的展览、也有别人的展览，但是一看的时候他发现齐白石的东西很令人兴奋。因此他有一个比喻齐白石的东西很精神，其他人的画就好象是一个影子不大显眼。这就是齐老艺术高超之处以及吸引力的问题。
　　抗日胜利了我们原来是在到国立艺专来教学，后来复原了，原来国立艺专回到杭州去，实际上国立艺专在抗日初期的时候北平艺专同杭州艺专合并以后转到后方去的，后来北平艺专还有，因此国立艺专就复原到杭州，北平艺专是由徐悲鸿到北平艺专来接收的。齐白石是在北平，黄宾虹老先生也在北平，所以为了自己再进一步学习，曾经杭州艺专也给他下了聘书，北平艺专徐悲鸿先生也给他下了聘书，他就决定到北平艺专。
　　北平还有个特点就是有故宫博物院，他曾经就说像我这样的岁数，如果不向这些老人学习的话会犯历史的错误，直接的学习同间接的学习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就离开了杭州艺专到北平艺专，到了北平艺专他急于想拜师，就委托徐悲鸿先生，徐先生也认真地向齐白石推荐，我们学校里有一位副教授想拜你为师，当然齐老说好。但是隔了几个月无音讯，因为齐老的学生不知道有多少，以为是一般说说的，可染急了，等了很久以后因此过了46年，他后来自己挑选了一部分满意的画去请教齐老给他提意见。
　　去了以后齐老坐在那里，他拿来李可染的画一张一张翻着看，翻了几张以后就站起来了，又看了几张，他就问了，你出过书了没有?李可染说没有。你有钱吗?李可染说没有。
　　齐老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到他画前面有一个柜子，他的柜子都是锁着的，找半天拿了几张纸出来，就同李可染说你将来出书要用这样的纸，这样的纸延年不会一下子坏了。
　　齐老看了他的画以后他心中有个数，出画集的时候要用延年的纸，你说他想的是什么，可染去之前都听各方面的人知道齐白石的人懂他说的一些，你在他家里不要随便吃他的东西，你不要干嘛，就说齐白石很吝啬。可染一看时间也很长，齐老还问要出书没有钱他都可以帮助的，这对他太诧异了，同人家说的是两码事。他很兴奋，反正要拜老师就有门了，跟老师说要走下次再来。
　　可染刚拿着画刚跨出去，齐白石说让他在家里吃饭。那么可染说不了，因为听别人说你不要吃他的东西，外面护士就说了李先生您还是留下来不然老师要生气的，结果可染留了下来。
　　第一天在那里见面就在那里吃饭，齐老有个习惯吃完饭就要在藤椅上休息。所以他就回来，那一天他回到家里高兴的不得了，有门了。可染就打算攒一点钱什么时候邀几个好朋友(像徐先生还有其他的人)一起正规的拜老师，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困难极了，攒了几个月也攒不到请客的钱。
　　有一次齐老的三儿子在沈阳博物馆里工作，他来看他父亲，结果齐老就同他儿子说：北平艺专有个老师叫李可染，他说要拜我做老师怎么现在不来了，你问他还拜不拜了打电话让他儿子问，他儿子就听他的话打电话给我们住的地方打了一个电话来。
　　他说我是齐老的三儿子，我父亲说你要拜他作老师，怎么不来呀，还拜不拜呀。他说当然拜，我想怎么样说了，老三就把这个情况就同他爸爸说了，齐老说不要请客了，现在就坐车来就当天拜师。
　　李可染回家穿衣服就到老师那里，还要他坐车，往天都是李可染一般走过去了，由东城走到西城。那天他也坐着车去了，因为他急着有老三在那里面。结果到了齐老拿车子的车费坐在门槛上等着他，一进屋齐老师就跟他说，就你们两个现在跪拜吧，要是师兄弟的话李可染同他老三同一天拜师。
　　这个都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事情，齐老见面礼已经都弄好了，给李可染刻了一方印章，这个印章一个小人有一棵树(方的)，这就是拜师的见面礼。这方章又双重意义，小人不是一个子，树不是木吗，木子是个“李”的图章，另外刻的小人是戴着歪帽子，就讲这个含义叫做“李下不整冠”，还有另一个成语的意思。
　　在瓜田里面不要把鞋子掉了，在树底下不要伸手去整理你的帽子容易引起嫌疑。
　　这个老师是多大的思想，这就是李可染拜师，老师要这个学生主动来问你还拜不拜，不要免了俗礼多有意思。
　　那么拜黄老的仪式，李可染一直从42年的时候还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提出两句话“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这个不是无的放矢，很多人(千千万)喜欢画中国画，但是真正对传统了解深入的不是一定很多，过去旧社会我喜爱、我有条件，那他就学美术。到他因为认识方面比较广阔了以后，他就有所追求。所以对中国画提出了知道中国画有难度要打进去。很多的爱好者好在是收藏家，爱玩古董的要喜欢叫他丢弃这个那是不容易的，所以自己也是钻进去以后就出不来了，所以就提了第二个要有最大的勇气打出来。
　　因此，要到北京的原因就是要向这两位老人学习，他也带着各样的问题，我同李可染一起去访问黄宾虹先生的。李可染提了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又看看黄老的画室、画具等等情况谈得非常好，一谈到里边黄老太高兴了，他说我带你到我的书房等于是他的储藏室，书房书架上面全是书，还有他收藏的画，地下都是书，我们到黄老的屋子里就不好进，我们都得要跨着漫过书堆，这就说明黄老看过很多书。
　记者：您接着谈一下去黄宾虹老先生家的情况?
　　邹佩珠：他们两个一交谈很对味，所以黄老对青年人来访的心中都有数。我们进到他的屋是不容易的，都是书，我们都得跨过去才能走到那里。去干嘛呢?李可染问到很多问题，黄老收藏的画书架上面有挂钩，一张张的画挂出来打开给李可染看，这是什么朝代的。
　　后来另外有一张画，李可染曾经画过很多的钟馗，黄老打开元代人画的一张《钟馗》大的中堂，他说元朝画钟馗是这样的。看完这张以后黄老说我把这张画送给你，李可染说黄老我不敢接受，元代这样贵重的东西还是黄老自己留着，李可染没有敢要。然后接着又看了好多他收藏的画，还是很不错的。
　　最后，黄老就问李可染你看完了有什么感想，李可染说了一句话：黄老我看了以后你的画不比这个差。黄老你自己本身是个高手，老师同学生的问话、对话之间相互都了解，李可染不是没有接受他送的元朝的画，没有想到过了几天黄老到我们家来访问。
　　我们那个时候还住在公园西大街还没有住到大雅宝胡同，我们公园西大街住得是楼上，他八十几岁的老人上楼上一个人来的，冬天穿的棉袍来，我们那是个楼梯，我们住的房子是从前日本时期洗澡堂改造的，楼上一间间的屋，门槛很高、地板很高离开地面是很高的。他还没有进到屋里的时候一下子摔在那里，我们在里面听到赶快出来，一看是黄老来访，因为他好象穿的棉袍没有伤到什么就进我们家来了。
　　这个老师也希望能够得到和这个学生有所联系，所以他拜这两位老师，老师都对他非常好。
　　然后我就说故宫博物院出去改革中国画的时候，每次出去写生回来第二天必定要到故宫博物院去的，他说我要给老祖宗上坟，实际上他到故宫书画馆，大自然是怎么一回事，回来再看为什么古人的画看了大自然变成这样一个艺术品，他在对照研究。所以他说我一定第二天回来以后就洗个澡到故宫博物院去看，他把它看成是上坟，实际也就是向老祖宗再次地学习。
　　记者：李可染先生曾多次提到过“东方既白”。
　　邹佩珠：另外还有李可染到北京来是徐悲鸿邀请的，所以他经常到徐悲鸿家里。这里有一个误会，因为到徐悲鸿那里经常在徐悲鸿画画的时候写字的时候拉纸，有一张照片所以连我们美院都写李可染是徐悲鸿的学生。不是这样的，是42年的时候李可染画了一批水彩画，正好缅甸有个代表团预备到国内来慰问，是由徐悲鸿接待，人家来了咱们临时没有东西可看，李可染正好画了一批水彩而且裱好了，说正好有几十张一个展厅。
　　那么徐老就带着代表团来参观，一看这是谁画的他没见过，水彩是这样画法的，然后他们就问看馆的人这个画是谁的。
　　人家说这是李可染画的，他当时就同李可染说我准备拿我一张画同他交换，后来有人就给李可染传话了，徐悲鸿先生带着代表团来参观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过了一些时候徐老真的画了一张画(一张猫)给李可染，这个我们一直保存到现在。
　　以前我们还一直折叠都没有动它，近来要给李可染一百周年办展，我们把它脱了。当时徐悲鸿一看他的水彩和一般人画的不同，同英国的、还有后来我们回国的一些水彩都不一样，带一点我们中国传统的风格。
　　这样以后同徐悲鸿认识的，这是42年的事情，43年的时候李可染到我们国立艺专来教学那是沙坪坝的对岸磐溪黑院墙，徐悲鸿正好住在教学在沙坪坝，住在磐溪，因此李可染经常去拜访徐悲鸿先生，因为他又收藏齐白石、张大千还有其他一些画家的画，还有古代一些人的画，所以经常上他家去。所以关系很不错，后来他们以为是这么个关系。
　　为什么我说这些?这些包括他启蒙老师钱食芝、林风眠、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都对他非常好，李可染常说文艺工作的人需要贵人扶持。第一李可染能够有今天这就是在杭州艺专的学习对他的影响，李可染有今天与这些老师、朋友密切相关，与家里人对他的支持。他原来是家里唯一的文化人，后来他弟弟有文化，弟弟后来死了，他妹妹有文化，慢慢的这个家庭里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
　　我现在只说到二难了，还有第三难。
　　到北京来42年就有想改革中国画的意图，怎么改，新中国一成立促使他不出来不成了，因为中国画当时有很大的争论情况。他思考了很多的问题，他有责任来改革中国画、发展中国画，他过去已经打进去那么多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再就是中国画同我们的京剧是一样，同我们很多的戏剧是一样的，是我们的国粹。
　　中国画要改革谈何容易，改了要比它好一点还是差一点呢?是怎么改革，这是当时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对西洋进来很多的情况之下觉得中国画是封建社会的、是文人画，喜欢的人是抱着它不放就如同鸦片烟一样。
　　但是李可染不以为然，中国画是国粹，同世界艺术来比我们是独树一帜的很不一样，不管是日本还有一些国家很多受我们的影响，有光荣的传统，但是要把这个精粹的东西往前推一下那是很不容易的。
　　这就我说的第三难。
　　不把他一生的力量投进去，我们好在哪里，对我们的时代当今的缺点有哪些，不一定就是不好，作为我们今天来看的话有它的弱点一面，有不合适我们的一面。
　　有一些画家要画得没有一点烟火气，那样与我们欣欣向荣、奋发图强的情况来说是很不一样，这个时候就要冷静。第三难就是把它往前推进一点点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这个对他来说做这件工作要学习、要研究，要到大自然去探讨，前人怎么概括起来成为一个艺术品而且是要高，这就是我说的第三难。
　　第四难更难。
　　为什么说第四难更难?
　　李可染16岁的时候在家乡听过有钱人家里有一个堂会，这个堂会是为老母亲做寿把全国的戏剧界名人请到徐州去。演了一天一夜，李可染很幸运有人送了他一朵花，可以凭这一朵花就可以去听戏。这一天一夜对他的感受太深了，所有的名角除了梅兰芳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去，其他的都到了，尤其是听到程砚秋。
　　他16岁那个时候程砚秋很年轻，那个唱腔简直是不得了，要根据以后给我们描述得来讲，唱得婉转、绕梁三日记它一辈子，但是他悟到一个问题，艺术不到这样的高度不会发生作用、不会发生影响。
　　所以他很迷戏剧，要介绍给张眺《玉堂春》的时候，原原本本经过他都可以说得清清楚楚。
　　这就是李可染第四难。
　　要把艺术追求到一个高度，那难了，所以他不是有块图章“峰高无坦途”。所以他经常睡醒了跟我说，我今天又做了一个恶梦，我又从山上掉下来了，他时常在想着艺术要搞改革这么改革如何。
　　他能够做好梦吗?日有所思，后来他就说我一辈子没有做过好梦。我理解，因为他在困难中过来，这个对青年人来说很重要。上次中央美院05年李可染展览的时候，他们说本来是要让我同他们在会场上开座谈会的，后来我身体不好，画展以后我到学校去开座谈会，我一看坐了几百人，我说怎么同你们座谈，今天只好我说说了，那个时候我只说了三难。
　　他艰苦学习的艰难，后来凤凰卫视又来访问我给它加了四难。这个难就是从五四年开始正式去改革工作，那个时候改革工作我们生活困难，其他同志也不容易，出去要买带点材料费做一点准备工作费用都没有，那么困难，后来《新观察》杂志主编说我赞助你一百块钱，回来在我们杂志上你们几个人发表一点东西。一百块钱三个人出去改革(张仃、罗铭、李可染)。
　　李可染要想去改革工作还是有组织纪律性的，同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张仃同志，同他说我想去改革中国画，后来张仃同志对民间艺术，对传统也是非常关心、非常喜欢。他说我同你去吧，后来罗铭同志听说张仃同志同李可染要出去进行改革工作去写生，他从南洋回来想报效祖国，结果中国画现在在争论，那报效不好办，一听说我也跟着你们一起，李可染说人多共同来探讨更好。
　　这就是他们三个人一起出去，那个时候多困难，后来还是就从这个开始。
　　后来又有人说54年回来开展览会，展览有不同的观点那是自然的，又有人说中国画从表现来说不如油画，李可染对这一点来说不以为然，因为他也是搞油画的，他就是学习油画的，他又研究中国画。
　　因此他决心五六年再次写生，学校对他的改革中国画有一定帮助，因此赞助了一千块钱，并且还派出了一个助教，后来也是国画系系主任，那个时候他还是助教刚毕业不久派给他，那是李可染要的，你要派我的人，造型基础要好一点的，然后派的正好是黄润华，一千块钱出去的结果他们是八个月，出去前李可染就同黄润华，他不知道李可染这回是怎么一回事，他同黄润华就约法三章。
　　第一，要任劳任怨吃苦，不能干着半途而废。
　　第二，到地方去不要说有朋友又打电话又联系。黄润华不知道，李可染可是带着人家说的中国画不如油画，他不以为然，中国画有自己很多的道理，有很多自己的特点，中国画有很多的难度，油画可以修改变动，一笔下去就是一笔，一笔下去了里边还有一个道理的问题，有功夫没有功夫是不一样的。我画一个线条就跟一个面条一样，有功夫的时候有力量，要是吴昌硕在这里就像弯钢筋一样，到李可染那里一张纸要掂着有分量。现在说笔墨又算什么，但是有没有笔墨功夫要认真认识到，一个是沉甸甸，一个是面条一样没有力量，反映出来效果就不一样。
　　现在经常有一些赝品拿给我来看的话、鉴别的话，那太好鉴别了，它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这笔下去就要肯定，那么你说笔笔下去都要那样的话没有极大的修养是办不到的。
　　这就是李可染要去办到改革中国画真正改要做很多的工作，没有这个工作就没有他今天。
　　齐白石为什么同别人的画摆在一起，它是一个实物那是一个影子，这是一个差别，就看你认识不认识，那么我就爱这样那是另外的问题。
　　所以李可染要达到第四个难度的那这就是他要把毕生的力量投入才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在李可染的墓碑上面给他墓碑写的就是我的画。他82岁过世，在这个以前他就说要是我活到100岁的话可能比现在好一点，如果能活到200岁的时候也许比现在更好一点，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的事业是无限的。咱们奥运会快要到了，李可染常常就讲咱们运动里边有一个项目叫接力跑，接力跑意义很深，一个人活到二百岁再好，事业就要靠一代一代的人接下去。
　　有人说中国的传统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李可染不以为然，他说我借苏东坡的《赤壁赋》最后的一句话“东方既白”，因为他自己就在做这个工作，就是要把我们这么好的传统如何往前移、前进一步，要用出毕生的力量，不用这样的力量不是说什么东西就可以的。
　　因此张仃同志就说李可染把传统拉开了一丁点距离，不仅仅是传统又出来一个自己新的面貌。但是，那里边还包含着传统。李可染在当时中国画研究院的开幕式上面说，他说中国人是有聪明才智的，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中国的艺术是要繁花似锦，重新灿烂，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有大批的人。
　　这样，不光是为我们的民族精神发扬，这样我们才会对世界的艺术作出应有的贡献。今天十七大提出复兴中华，要是李可染在世的话那他是一定积极参与，在他逝世的前十天他对他的学生(几个弟子)说过一句话：我再变叫你们吓一跳，在他那里如何推向前进已经有模样。因为那个时候他把最好的画找出来挂在墙上分析研究，今天研究了以后明天又换一张研究，下一步他将要做什么，可惜十天以后他过世了。
　　所以你说李可染我们来纪念他爱国之心，同所有的那些科学家一样有了这颗心。我打一个比喻如同在他们的身上安个永不停歇的发动机永远前进，这个是重要的。
　　他一生就是做了一件事，这么多总体来说就是为了弘扬自己的民族文化，弘扬好了就是对世界、对人类最好的贡献。
记者：今天在李可染先生诞辰100周年的诞辰之际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
　　您当时和可染先生是在杭州认识的是吗?
　　邹佩珠：在重庆。
　　要讲这个那就是还要说缘分太大的缘分了，我是杭州人，他是徐州人，他上学到杭州国立艺专现在叫“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要我写文章写回忆录，我要写回忆录那这个文章太大了、太多了，因为写文章的时候，我是杭州人对于国立艺专、西湖艺学院，我小孩子就认得。我到西湖去玩就要看西湖艺术学院个叫哈同花园，李可染就在哈同花园创办的最高班，他上完一年以后学校就改成专科学校了，艺术院校有研究班就是这个班以后就没有了，再有就是解放以后有很多人到国外去才有研究生，研究生我们国内的大概就是他们这一班，北京艺专是蔡元培让林风眠来创办的，后来又到杭州艺专去创办杭州艺专。
　　我们家里本来有房子，但是不出租的，9•18以后东北来的流亡的人我们接待了一家，后来又接待一家住变成我们的房客，这个房客是在国立艺专上学的，所以我早早就知道国立艺专。我后来考上中学(15岁)、16岁上学，中学的体育老师、劳作老师、歌唱老师都是国立艺专毕业生在我们学校里教课，我就知道。
　　因为我们的房客里边又有，还带我去见他的老师，我要从这个方面来讲国立艺专是什么。因为我们家里认识郁达夫，郁达夫又认识刘开渠，刘开渠那个时候三几年又做八十八师的铜像，我又认识了刘开渠，我还没进学校以前老师、学生我都认识。
　　然后，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逃难出来了，我们在长沙李可染是在周总理下边工作在武汉三厅，武汉失守了他们跑到长沙，那个时候我就在长沙。我们同一天离开长沙的，可是我们两个人不认识，所以一谈的时候都谈那里。
　　他是总理带出来在长沙孙中山诞辰的早晨做了纪念活动，他们步行离开长沙，我家里也是那天早晨离开长沙到沅陵，他们到衡阳到桂林后来转到四川，我到了沅陵以后，沅陵国立艺专就在沅陵，那个时候已经转移要到云南去。
　　我租房子天下也有那么巧的事，我们房东儿子是国立艺专的学生，他听说我喜欢画画说你不和学校一起走。后来我母亲陪我一起去见校长，这样我就上了学校。我认识他们的老师，他就给我写了一个条子就跟着学校走吧。他们已经到了贵阳，快要到云南去了，但是后来我母亲因为洗衣服的关系得了破伤风，那个时候伤兵都摆在河滩里面，他们没有尝试一下雨流的水到河里面，我母亲不知道把手洗破了，一天就死了，结果我大病。
　　我大病过完我母亲七七四十九天一七就跟了学校，那个时候还有人知道李可染在上学的时候知名度很大，说从前有个什么人在这里后来成绩很不错，到后来的时候四零年了他的妹妹考上我们学校了。
　　结果正好我们又住在一个宿舍所以认识，后来我又当了学生会主席，我们原来的校长不愿意干了想转移，那我们只好另外选，当时有的人就想选汪日章，因为汪日章是同蒋介石有亲戚关系，将来亲戚也好都有条件。我们那个时候进步的同学不是这样想，利用当时自由散漫的状况大家可以搞一些学习，后来我当了学生会主席，我们以学生会的名义请陈之佛，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学者。
　　这样又把李可染引来了，李可染同陈之佛关系不错，这就是个缘分。
　　他妹妹在我们学校，他转向我们学校来的时候，四三年有一天天气很好，我是搞雕塑的，天气好还不到外边去画一点水彩，我就拿了画板出去画水彩，李可染正好要到学校来，先来探路。
　　正好我在路上就碰见了，他就问了国立艺专你知道在哪吗?我当然知道了，我说再往左走个泥巴路就到了，他看我是个女同学就问了，你知不知道李畹在哪。
　　我心里想那太知道了，李畹后来我们搬了地方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睡得是双人床，我睡上铺，她睡下铺。李畹后来给中国美术学院写的一篇文章(同学、好友、嫂子这么一个关系)。
　　他问了我那天，这不是一个缘吗。
　　后来我到台湾去的时候，他们就听说我的生日是阴历七月七日，他们让我谈谈同李可染的关系。我说我牛郎织女应该找个牛郎吧，我说我没有找到牛郎，找了一个画牛郎。
　　李可染不是画牛吗，第二天他们所有的报纸上都开始给我发表了，因此我在那里五十天每到一个地方人家都要请我吃饭。画牛郎在马路上到国立艺专问的是我。这个就是说得很巧的笑话，结果台湾朋友都给我做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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