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核实中..2009-11-10 10:22:49 来源:网络
郭赟:(以下称郭)我看过一些你以前的画,跟现在的画在表现手法上有所区别,就是从水下系列转到现在这种国画形式的作品,现在的画有更多的传统元素在里面,那这其中有没有一种因果关系在里面呢?
高惠君(以下称高):其实中间还有一个阶段。最初做水下的时候,我事特别多,那时候的生活,和在水下的生活是一样的。当时我和外界几乎没有关系了——我大学、中专的同学,我的交际圈子……几乎都没有联系。对于别人来说,当时我生活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所谓的水下其实就是看不见。
郭:我看过一些关于你的绘画作品的文章,感觉你那时候的生活很像毕加索在蒙马特的蓝色时期,带着很强烈的忧郁色彩。
高:我生活的轨迹,就是在做自己的一个幻想。当时最典型的是我把自己画成了水下的稻草人。稻草是什么?是农民把稻谷都收走了以后留下的废物,除了用来烧火就没什么用了——最多就是穷人垫垫脚。我做了一个稻草人在水下,让它活着,特别悠然自在——它可以在水下追着鱼群玩,也可以在水下钓鱼,你说我是废物,没问题,我就是废物。但是水下能过的挺好,是一个很完整的世界。
郭:那后来为什么又转而用国画来表达在艺术上的观点呢?
高:后来还没有到这,中间还有一个阶段,那时期我个人有一个比较复杂的情况,我介入了一些商业活动。
吴黎浪:(以下称吴)你以前也做过广告设计吧?
高:不是“也”做过,当时我仅靠着卖画是挣不了多少的,我的很多生活费都是从给人家做枪手来的,比如我替一些公司的老总做广告提案。我还真有这本事,也有这运气,我做了很多提案,都是一些大的企业。我就靠着这个,把一个个的项目吃下来。我拿得钱一开始比较少,后来拿得比较多。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不能署名。
郭:这么说来,中间那个阶段的绘画和当时的经历应该是有一种因果关系的。
高:那时候的绘画,也到了转型期,有了一些公司的操作。但我介入不了特别实际的东西,人家把我给弄进去,然后用了很多利益给我套住,最后让人家溜了一够戗。我就是这样,要是当枪手,那就是一个一等一的人才,我要是做公司吧,那就是二等二,三等三了。
为什么出现脆弱的那系列?非常的大关系!当时我个人的崩溃的感觉特别强,接触的很多人……我还真不能提人名字,你们会认为我自己在提高自己,因为很多人现在不光是中国知名的,在世界也是知名的,包括金融家、企业家、投资家都有。当时几乎每个谈判我都在,在那个阶段,我特别能发现自己的渺小,我融不进去,我还搅在里面,我还有利益在里面,非常非常的崩溃,每天都非常非常的累,累到什么程度你们也很难想象。因为我的压力太大了,我的白头发90%都是那时候出来的。所以啊,脆弱这个系列,都是在脑子里,几乎没有时间画画,基本是在脑子里在文本里面。
郭:从最开始在水下系列到脆弱的的系列里,是因为生活问题才转变?
高:是对生活的感触。这里面还跟水有一点关系,就是说从水下的一个状态里,看上去很平静,实际上是很虚假,你该自己幻想的里面在,现实生活里的不存在的,我的脆弱全是内心里的脆弱。水在花瓶里面,你自己觉得就有压力,它的压力是一个很无畏的东西,很可能会把这个花瓶撑碎——或者你叫炸开也可以。
郭:那么为什么你会转到现在这个系列里来呢?
高:这个到现在就非常好理解了,后来我和杨卫聊天的时候,他有几句话就表达得很清楚,说得非常到位,也是我的想法:艺术,它拯救不了社会,更拯救不了别人,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的最大好处,就是它真能救你自己。我对文化生活有自己的一套现实的感触。比如不管是当官还是在外面,包括和人打交到,和人勾心斗角,这其实是很痛苦的。但是一旦他回到自己家里,到画案前,他去画画、写书法的时候,他的内心是无限宽广、无限美好的。他对自己不用作伪装。
郭:对,以前画院的画家都是为皇帝服务的,其实他们当中很多人内心都很痛苦,因为他们只能按照皇帝的喜恶来战战兢兢地去从事绘画艺术。
高:他的内心的世界,都是在他个人。他在外面勾心斗角,但是在案子前面写首诗呀,画几笔画呀,他可以释放所有内心里面的东西。这是一种逃避,逃避在另外的一个世界,我可以去,我的精神在那,思维也在那,我的所有的兴奋点也在那。我就是把这一点看透了以后,把自己也搁在这里(宋庄)了,因为我也是这些人。现在也是这样,为什么我不爱在外面多露面,因为我不想和我不喜欢的人一起打交道,包括看别人的脸色,这些脸色包括藐视、侮辱,憎恨的和丑恶的就更不用说了——甚至还包括那些讨好的脸色。这些脸色会让我这一辈子非常的不快乐。
郭:包括以前画文人画的,也是在采取一种避世的态度,他们对于官府上的趋炎附势、对于商业上的尔虞我诈都是非常逃避的,所以他才去画文人画,表达自己的内心的一些想法,寻求内心的一片安宁。
高:确实的是这样的,搅在里面,相当于一群王八,混在一堆泥里面,你一拳我一脚的,都在泥里面。如果有一只王八,自己放在清水里面给自己洗干净,它又会重新游一圈,再回到泥土里面,其实就是这么一种情况。我觉得这种躲避其实是一种能力,也是境界——这个词我觉得是不准确的,是一种天地。我是给自己定性了,我一生要注定做很多事情,真的。而且我觉得我,不算太成功,但是比较成功。我真的躲掉了很多事情——非常多——我可以不掺和的事情。
吴:这种思想像道家的思想一样,儒家追求入世,而道家则追求出世,逃离闲杂、尔虞我诈的社会,从而使自己处在一种洒脱、清静的世外桃源。
郭:你用山水来表达内心的想法,是不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敬仰,或者一种传承?
高:这是一个大问题。说到中国文化问题呀,怎么说那,你们和我是不适合谈这样的话题的。为什么呢?这里面有特别特别多的误区——中国文化给人的误区。就特别像一个特别会打洞的虫子,它钻了无数个洞,你不知道有无数个洞,也不知道最正规的路是哪一条,因为是它是互相穿插的,非常复杂,像一个迷宫似的。这是中国文化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有很多人走最正确的路进去了,但另外的一些人会认为他不是(走了正确的路)。
郭: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东西都受到大家的争议,我不知道我说的正确不正确,比如说红楼梦,有很多研究红学的人,他们都有与其他人不同的观点,但是他们每个人都能说得很有道理。就好像有一种说法:一千个看《哈姆雷特》的人眼中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形象,我想中国的文化也是如此,它涵盖了太多的方面,也延续了如此长的时间,去研究它的人很难都是一个意见。
高:对是这样的,为什么难说呢?他的活化石的意义太强,现在你看看,包括古埃及、古印度,包括两河流域的文明里面,只有一个中国真正延续下来了,只有中国具有这种活标本的意义。但是当你在抛弃他以后,中国的文化里面,真正能让你拿得出手的,反倒是最肤浅的那一部分。最麻烦的是什么呢?其实你应该去谈两千年前时候的东西,两千年以后的文化,我认为是不值得探讨的一个文化——有很多人只探讨两千年以后的文化。
郭:但是在我的印象里,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但包括了先秦两汉的文化,从那以后一直延续到清朝,其实都应该算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因为清朝以前的中国,虽然并不一定是汉人统治,但是一直具有东方民族——华夏民族的鲜明的特色。
高: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在汉以前,或者说在秦以前。那时候叫不叫中国还不知道,所以这个东西非常地矛盾。从秦和汉的中国文化,它们这两个中国文化矛盾在哪?你用“博大精深”这四个字来说,他还成立。但是他变得非常脆弱,非常单一。到后来为什么是蒙古人?宋朝来说,宋朝他就是一群野蛮人,没有文化,但他非常容易灭掉,为什么?你可以慢慢的研究里面的味道,中国的群体呀其实是爱吃懒做的。
郭:您刚才说的,最能推敲的是,中国最肤浅的那些东西?
高:文化是一个大范围的概念,大得你没办法形容。比如统治阶层,特别让你想到挺狭隘的东西,其实他是一个泛指,叫主流阶层其实更合适,主流阶层和人性有关系。其实人性里面呀,对脏东西和烂东西是最舒服的,你不信可以看看,历代的农民起义,一掌权,你看看他们都干什么?他一定干了一些你认为比你想的统治阶级腐烂还要腐烂十倍的事。
郭:这个可能涉及到一个人本性的问题,不过我到觉得善恶是非自有后人评说。
高:他不光是一个人善恶的事情。比如说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咱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社会有了中国的老百姓,不可能好!为什么呢?如果外国的老百姓他做了官,他们都愿意正常的在这世界上生活,他要遵守法律,遵守制度,给别人礼仪。而中国的孩子要做了官,中国的父母一定要这个孩子,以后要胡作非为才行,这个“胡作非为”是加引号的,我们中国的胡作非为是什么呢?
郭:其实是一种“特权”。
高:对呀,要有特权就要蔑视法律,蔑视规则。比如说我想给二舅安排个工作,给丈母娘办件事,你必须要用法律之外的东西来行使我的规则,要超越法律。她孩子从小做官的梦想就是要超越这些东西,而不是遵守这些法律。这些孩子做了官会怎么样呢?他做为了主流阶层会怎么样呢?你看看历朝历代的科举,成为读书人,然后再成为做官的人,全都是这样的。他有了这些的奢望以后,你别指望着法律或者文明制度能起到多大作用。明朝如此,满族人更是一个野蛮的民族,他连文字都没有。
郭:就是说你转为山水的这种题材,不是说对中国传统的痴迷?
高:应该说是。我的研究方向不值得探讨,尤其是不能和所谓的专家去探讨,我完全是从不同的方面看问题。我痴迷于传统是什么呢?主流阶层的政治、文化,包括艺术形态、法律……能让人类进步的这些东西,我看这些悲观的情绪就很强。但是具体放在某一个人的身上又特别特别有光彩。比如说苏轼,那个朝代很不好,但是苏轼的诗歌、文采、做人……我都特别特别欣赏。历史不就是人组成的吗?你把宋朝整个拿出来,你把苏轼拿出来,宋朝是个多么好的社会呀!你放在政治上他(苏轼)又不是一个明白人,这个东西很矛盾。包括王安石也是。
郭:这就是天才改变社会历史,还是多数人改变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问题。刚才您说,东方于西方做比较时,我就想起您的画,乍一看是中国的山水,其实是用油画颜料画的。那么,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大举进攻和不断的渗透,中国文化是不是面临着一种危机?是不是面临着灭绝或者是完全西化?
高:我老是反复强调,中国文化不值得一提,原因是为了什么呢?不值得一谈不是因为是它太容易说了,是因为他太难说了。真正西方进入中国,从文化的方面来讲,这不是现在的事,其实中国早就没有了,单纯的从文化上来讲,中国早就不存在了。你看你现在穿的衣服,所有的细节都是西方人。穿衣服一个拉链要西方人来发明,做饭要打开液化气——液化气这东西也是西方人发明的,一个压力阀也是西方人设计的……对不对?你的吃穿住行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方面都是西方人规定好的。
郭:从这方面来说确实是这样的,不过我想评判一种文化应该不仅仅是依据一些物质生活上的东西,还应该包括一个民族的文化沉淀和从文化上所体现出来的精神风貌。
高:包括我的政治制度也是一样呀,我们为什么要学西方的东西,不就是西方要比我们更文明吗?有些人以为穿上汉服就是中国人了,这是很可笑的,衣服算个屁呀?文化是一个很骨子里的东西,你有本事把衣服穿到骨髓里面才叫好呢。中国人学西方,进入西方的这个过程,就像你说的那样,它是从文化上被消灭的一个过程,是特别游闹的一个过程。中国的历史我为什么给你形容虫子打洞这种,中国有太多的洞,太多的渠道太多的层次,每个层次都不允许你单独说话的,你不会找到正确的路,找到中国的文化的不可能,中国始终的阳一套,暗一套,里面还互相穿插着。它是这种文化特征,非常的复杂,你不能谈,一谈就陷在里面。
郭:就好像是中国文化里面的八卦迷阵一样?
高:比那个还复杂。比如宪法。我在北京现在整整二十年了,我要在加拿大的话,我三年就可以是加拿大公民,在美国同样是这样的,他们会给我特殊照顾,弄不好一年半就是。我在北京二十年还是暂住人口,有很多不可以实现,比如说我有孩子在这上学,我的孩子不可以在这有户籍,不可以有学籍……什么都不可以有。而我呢?不可以有养老保险,不可以有医疗保险,我没有在这里住房的优惠待遇……就是涉及到了一个人生存的,我什么都没有。但宪法规定的是这一切都有,包括出版,包括写东西——随便什么,你都有这些权利,你敢拿这个说事那吗?到了任何一个政府,他们都会以为你是从精神病院里跑出来的,别人又见怪不怪,你说这是什么啊,就是好玩呀,不允许你说话。
郭:我看了一些这方面的书,其实有很多事情真的无法了解它的真相,从个人来说,是很容易被欺骗的。我不知道您是否认为,艺术家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
高:我从来没这样认为的,我从不认为什么教师是知识分子或者大学生是知识分子。
郭:我刚才想说的是,作为艺术家来说,不管他是不是知识分子,他们是非常敏感的,他能感受到这种东西,他们感受的这种东西的时候,有无法表达的时候,你原来的作品里面,有一点愤青的一种。
高:对有一点,但我只是对自己,不是对社会。
郭:到现在呢,您是不是转为了相对比较柔和隐晦,但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批判呢?
高:如果你这么看,我不反对也不批判,因为涉及到批判这个词的话,你从和我的聊天里也能体会到,其实我从根本上来说,我没有想批判这个社会。我为什么不批判,因为我认为我能看到的太多了,不够我一个特别渺小的人批判它。
郭:我从您的画也能看出来,比如说您的画的一只鸟,但没有尾羽,画一块石头又飘在空中,这是我从您的画中感受到的一些信息。从您的角度来说,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想法呢?
高:这批画在最早期的时候,跟中国当代艺术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和最早的“水下”的一批画的思路还是一样,它和艺术本身没有关系,跟我一个人的处境和想法有关系。你刚提到这两种最主要的特征,比如我画的这个鸟,没有尾羽,是因为我从小就得到了一些知识,没有尾羽它去一个地方是非常困难的,做不到。我所谓的是没有方向感,注定了它身体上的达不到。比如它想去通县,很可能却飞到了顺义去。但是顺义它就绝对不好吗?所以不能分析这个词,它没有方向感但前途不一定是黯淡的,只是它没有去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如果说它去哪都可以,换句话来说这是一种态度。而画面中的石头最早是它是一片云,从十几岁包括几岁的时候,包括几岁的时候你看小儿书,包括传说,包括神话,那里面的人都要驾云来去的,这代表着一种自由,我可以随时有一个自由,随时有最后我为什么画成了石头,我觉得有一些体量感有个别的画画出来像云,但大部分是都是像石头,有种体量感这个我还在笔记里写到,像格里高利的福伯来,他的那个大公子,说:我不是玛格丽。我没有过多的解释这个,在中国的文化里面,随便的一个小孩都知道,神仙是架着云来去的,这个都没法讲,他们认为这是个强势,他们认识中国的文化都在学他,其实方力钧学玛格丽特人家也无所谓。
吴:你的画还用了一些达利的一种超现实。
高:这完全是一种讽刺,别人看不出来这种讽刺,所以我最典型的画里面,你像有达利的钟的地方,所有的钟都是看虫子的,它那里挂一千年,挂到树杈折了都没有人理它,非常深的一个讽刺,这个讽刺的是针对西方热的一种讽刺。
郭:那知识分子在你的概念里您是什么样的人?
高:其实你把知识分子两个字分开读就对了,有知有识才叫知识分子。你按这种标准去找,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不是。老师——不管是大学还是小学,百分之九十五的老师——你放心都不是,甚至百分子九十九以上的人,都不算,绝对不算。谁是知识分子?我觉得是那些人,比如说是庄子、康德、黑格尔这些人,像咱们国家的老舍这些人,那是真正的知识份子。
郭:我觉得其实他们是有一种,社会灵魂的那种。
高:为什么很多教书的老师不是知识分子呢?那些人只是有一些陈知烂骨在那卖,这个不算知识分子,他就像小商贩有一堆苹果一堆梨在那卖,这个叫果贩,这个叫书贩。
吴:他要是脱离别的岗位他也干不出来。
高:在中国是这样的,在西方还不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比例是非常大的,你看西方的那些发明,那些范例你就知道了,中国没有。中国的小学和中学就不谈了,就大学里面很多人都是混饭吃的。咱们反过来说艺术家,很多艺术家在大学里教书,我用提人名字你可以对上好多号,他是一个特别特别优秀的艺术家,他也有地位,艺术史里面也有他,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教书匠,为什么那因为中国的教育体系不是一个知识份子能待的地方,他一定是用他最烂的地方去教书,但烂的那点思维你糊弄学生,他认为很自己是不糊弄,但体制也要逼着他糊弄。
吴:我想起来了,徐冰中央美院的副院长,很多人都是一样质疑的态度,他在艺术界很出色,他要到体制里面并没有给体制带来什么相关的一种知识上面的东西。
高:这个地方就涉及到了,刚才我谈到的体制问题,中国的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中国的教育体系就是,中国政治体系和中国文化体系的一个小缩版,什么人进入了这种体系,只有腐烂没有很优秀的,你可以让你自己很优秀,但你不能让这种体制优秀,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一点可能性都没有,为什么很多东西都不能谈那,你在这里面谈你没有任何结果,你谈到尖锐的问题的时候,会有一万个人起来反对你,那些人在体制里面,不允许你出声音,你不可以,大不了把你的身体灭掉。
郭:对,这还是涉及到知识分子的群体的问题,像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普遍概念里都是被当作知识分子看待的,我觉得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很容易受到伤害。
高:知识份子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可能提到这个词可能你会感到很反感,人越敏感越容易受到伤害,知识份子可能是麻木的人,我为什么老讽刺教书匠这个事,教书匠就是麻木的人,他已经木了。
郭:从中国历代的历史来看,越是敏感的知识分子,越是这样的命运,所以,像历史上的“焚书坑儒”、“文字狱”,近代的“文化大革命”、“89”等等,都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命运。当然,中国历史上也不乏老、庄、孔、孟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历史上的伟人,他们也可能是改变一个国家命运的人。
高:他不见得能改变,你要还提改变这个,这说明你还年轻,真的你要到了四五十岁以后,你就不想提改变这个词了。比如杜甫,那是真正的知识份子,你看他写的诗就能明白,他那种敏感的心灵,他对人生疾苦的关注。可是一谈到改变的时候,他一定会绕过去,不敢再谈这个问题了,他的那个岁数和经历过的那些事情都是不敢谈的。
为什么说是不能改变呢?从目前比较现实的问题也可以看出来。暂住证什么的都不谈,谈火车票的事——就是说春运的问题就很明白。我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我就一直强调,中国的春运就是一场灾难。这个灾难是人为的,为什么呢?你要知道一点,所有的一切,都是历朝历代的政府导致的,是一个腐败的政府的惯性导致的。他(政府)为了统治很多利益,是以牺牲人的利益为重的——必须要牺牲。比如说春运买票,买票本身火车站是要勾结的,火车站很多票出来要首先给关系户,给票贩子——要不然钱从哪挣啊?这个问是不能谈的。为什么成千成万的人要过年——为了回家!这是一个很深层的问题,是一个中国社会结构的问题——你没有根!比如说你在宋庄,你没有养老保险,你的孩子就没有根,对不对?你的整个精神就不在这,对不对?他有一个很深的东西在里面,家族、社会、他的关系网——一个表叔、一个挂名的干哥哥等等都是家族体系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要靠走动来实现的,过年了,你不走动你就是瞧不起人。走动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你自己的生活,这就落实到了生活本身了,因为你想不到哪个舅舅、哪个表叔就能让你的一个什么事完成。他是一个生活的体系,你要维持生活。这是你的一个根。这就是你必须要维持你世俗的这种关系,你必须要维持,这也是一种感情的需要,你必须要去。如果说你觉得很潇洒谁那都不去,你会发现你求人的时候你求不到。中国这样的社会体制,你去政府有事,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必须要通过一个人要去,找一个机构去办一个什么事,政府机构本来应该给你办事情的,这个人是怎么来的呢?是靠人情来的,那是靠走动来的!这是导致所有人动的基础,他只要不给你居住地,不给你合法的身份,你们这样的身份,甚至包括我这个身份,他要说你是非法,你肯定是非法的。为什么?因为他要拿出这个劲,那出这个劲为什么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好管理。
郭:对,他就是拿出来这个劲,你根本一点办法都没有。
高:你当然没有办法,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好多都是割据的,北京和上海不一样,杭州和重庆不一样,重庆和兰州又不一样,你的养老保险也好,你的生活条件也好,你生活的地方不转移,其它的就不可以去转移。
郭:刚才说的一些问题可以说是比较现实的问题,但是从艺术家本身来说,对于进入艺术史,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高:这个我怎么看有用吗?
郭:这个是不是评价艺术家好坏的一个标准?很多艺术家想进入艺术史,似乎进入艺术史就代表有成就了。
高:如果按我的理解,这个问题对于活着的人都是没有意义的。艺术史和政治史是非常像的,一般说来,元朝的历史都是明朝人在写,同样的道理,明朝的历史都是清朝人在写,民国史是立国以后的人在写。为什么蒋介石那么不堪?是因为我们断了代的,你还会产生了新的问题,你比如说倾向性,活着的人倾向性更麻烦,说简单一点就是不客观。
郭:有很多主观因素在里面。
高:你是一个没目标的人,我其实也一样,我只不过生活上比你过的好一点。我们两个谈艺术史是荒诞的,为什么?华山论剑都是高手在那论剑,一群小地痞在那论剑是很可笑的,咱们两个人就像是耍小木棍,这是很荒诞的,我说你能上艺术史,这管用吗?
来源:网络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