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妥木斯老师——刘大为访谈录

时间：2006年1月
　　地点：北京刘大为先生寓所
　　访谈画家：刘大为（以下简称刘）
　　采访记者：韩伟华（以下简称韩）
　　非常远也非常近
　　韩：听说您曾经是妥先生的学生，请您谈一谈对妥老师的印象。
　　刘：妥老师是我年轻时候的老师。我上大学的时候，妥老师刚从美院的油画研究班毕业，到内蒙师院去教书。我正好考到内蒙师院，都是同一年去的，那是1963年。那个时候他不到三十岁，大概二十八九岁，我们是十八九岁。我对妥木斯老师了解得比较多，因为还有另一层关系。我在初中跟的老师兰尚廉，和妥木斯老师是小时候的同学，所以我进校以后，比起其他学生，和妥老师就更亲近，接触就比一般人要多一些。当时我们对妥老师的印象特别深刻，认为妥老师是中国优秀的油画家，是当时最精华的一批油画家之一。因为我们是刚入学，他们又是美院的油训班，他们在创作的技法、技巧上创作出一批非常有份量的作品，所以当时我们就觉得妥木斯老师非常了不起，又是从中央美院那种权威的院校，权威的研究班来的，所以对妥老师非常崇拜。
　　韩：当时妥先生教您什么？
　　刘：我们当时是师范类学院，到了三年级分专业，所以他兼着三年级的油画班，又兼着我们班的素描和速写。我当时是一年级，所以妥老师最先教我的是素描和速写。高年级的油画也是他教，他的基本功啊，修养啊确实是非常高，我们感觉离得很遥远，距离很遥远。另外，当时由于他一开始的起步比较高，又是高研班来的，一回来就知名度很高，不只在学生当中，在老师当中，在内蒙美术界都是一个权威的人物。
　　韩：在您跟妥先生相处的日子里，有哪些事情让您记忆深刻？
　　刘：一方面呢，感觉妥老师很遥远，但是在接触当中呢，恰恰是相反，由于我与他又有那样一层特殊的关系，所以跟他的距离就很近，经常吃小灶。我有时候把自己的速写啊，假期回来的作业啊，拿到他那里去看，他都一一地指导、修改。他那时候还没有结婚，住在一个两层楼的单身的小房子里。他非常的平易近人。所以我一开始说的感觉是远距离的，那近距离呢，又是非常亲切，非常循循善诱，而且又很有方法的。比如画素描我们每个人拿着一个棍，要是别人教的话，也就是拿着而已，但是他强调拿棍就是要注意手腕、骨骼。我记得他在那张素描的旁边又画了一只手，很强调这个力度。所以画素描的关键部位，经过他的点拨和手把手的教，我们就明白了。虽然经过了这么多年，我都还记得清清楚楚，所以我现在教学生关节、骨骼这些部位我都还非常注意。老师在我们年轻的时候点拨一下，一辈子受益匪浅。还有就是他用颜色中的银灰调子用得很好，我们一开始觉得这个颜色显得很高雅，但是很难掌握，他却能在生活当中把这种调子提炼出来，所以这个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韩：除了学习上的印象之外，在生活方面妥老师有什么事情让您印象最深刻？
　　刘：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在文革当中他受到的打击。他本身不是一个政治很突出的人，因为他是内蒙蒙古族的老师，又因为他的专业很突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所以“内人党”啊，“为乌兰夫树碑立传”啊……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都降临到他头上来了。造反派把他抓起来，打的很厉害。他住的房子离我们不太远，我和他之间又有那么一层关系，有时候就偷偷地去看他。就算危险也不管了，一定要看看。他很坚强，虽说深陷那样地一种困境，但是他坚持一种人格，不该说的他不会乱说，保持一个正直的艺术家和学者的风范，让我们肃然起敬。当时是造反派掌权，把他关起来打，腰椎打断，耳朵都打肿了，后来有一个耳朵都聋了。他依然很坚强。他的夫人也是很坚强的，虽然妥老师被关到那里，但是她仍然定时去看望他，去送吃的。当时她总是烙那种小白饼给送去。师母的手很巧，烙的小白饼都是一样大。妥老师还喜欢吃糖，所以师母就提着小白饼和牛奶糖去看妥老师。妥老师不管受什么陷害，但是他个人的意志、正直和作为一个学者的精神是百折不弯的。这一点我非常清楚，因为我也看到他挨打的情景。他不会去给人拍马屁，违心的话也不会说，这个人一辈子就是这样。
　　韩：那您觉得妥先生的这种耿直性格和人格的魅力，与妥先生的艺术创作有什么关系？
　　刘：它们是一致的。妥老师为人的正直和耿直也决定了他对艺术上的追求，他认准了一个目标不会变。他在油画技巧、油画的民族化的探索上是相当深入的。
　　韩：妥先生受到的迫害与痛苦有没有影响到他的创作？
　　刘：他后来继续艺术创作，而且越画越多，而且我认为他后来的作品比油画高研班或者刚到内蒙师大那段时间在民族化方向上尝试的更多。象写实的少了，而吸收民族的色彩啊，画面的构成啊，中国画的东西啊，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他的用笔和用线，在“文革”的后期，他都是在大踏步的向前。他更加地珍惜时间了，探索的步伐更快了，方向更加明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