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五月五日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重午节、五月节、天中节、浴兰节、蒲节、女儿节等。端午节起源于中国，从汉、魏以来就盛行于各地，后传播至越南、朝鲜、韩国、日本等亚洲多国。
众所周知的是，端午节是为了纪念战国时代诗人、政治家和思想家屈原，期间家家户户除了包粽子、悬菖蒲、缠挂各种端午索、饮蒲酒或雄黄酒外，还有挂钟馗画像的习俗。那么，端午时节悬挂钟馗画起源于何时？这时节为什么要挂钟馗图像，有什么寄寓？悬挂的钟馗图像又有何特色？
翻开浩如烟海的中国绘画典籍，我们会惊讶地发现，有关钟馗的记叙和绘画竟会如此之多，擅画钟馗的名家为数亦非常可观。而关于钟馗画起源，据载最晚始于唐代。素有“吴带当风”之称的唐代画家吴道子奉旨以唐玄宗奇异梦境为依据创作钟馗画，由于创作的作品传神，终获玄宗的称赞。惜真迹未能流传（北宋高承《事物纪原》和明代陈耀文《天中记》也有类似记载），这一惊心动魄的作品不仅为沈括赞赏，在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中也得到很高的评价。
吴道子的钟馗画一经问世，便得到民间的追捧，被人们称为“钟馗样”。不过当时的钟馗图像更多地是被作为门神画，所谓“画其像于门也”，且多在岁末。
盛唐初期政治家、文学家张说和德宗时代哲学家、文学家刘禹锡就分别在《谢赐钟馗历日表》《为淮南杜相公谢赐钟馗历日表》有“屏祛群厉”“弛张有严”，岁末在门上张贴钟馗图像的记载。
薄松年在《门画小史》也提道：驱邪斩鬼之神在年节装饰始于唐末，延续至明清不衰。开始悬挂于厅堂，小说《平鬼传》中谓：“至今元旦令节，家家画钟馗神像：目睹蝙蝠，手持宝剑，悬挂中堂”。明刘若愚《酌中志》亦记除夕室内悬福神、钟馗等画。可见钟馗图像在民间作为年节装饰极为盛行，多以“钟馗样”为模本，目的不外是驱恶除邪。
五代到宋元时期，钟馗画均在岁末进行，但唯吴道子“钟馗样”独尊的情况有所改变，出现大胆革新的局面，拓宽和丰富了钟馗画的题材与内容。此后，周文矩、李公麟、梁楷、颜辉等也曾对“钟馗样”进行变革，内容扩展到钟馗的生活与家世中，如宋代李公麟的《钟馗嫁妹图》、宋末元初颜辉的《钟馗出猎图》《钟馗月夜出游图》。宋元之后至清代末，钟馗画逐渐成为被赋予画家思想情志的特定图像，即“并非以描摹悦世为能事，实借笔墨以写胸中怀抱耳”。王蒙、钱榖、陈洪绶、华新罗、金农、罗聘、居廉、赵之谦、任熊、任伯年、吴昌硕等都将这种情志发挥到极致。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民间钟馗画的创作和使用时间从之前的岁末转变为岁末和端午两个时期。而到了清代，画家画钟馗则多集中在端午而非除夕。从除夕逐渐转移向端午，大抵开始于明清之交，而兴盛于清代。目前，最早记录端午悬挂钟馗画的是清代康熙十四年修、二十二年继修的《海宁县志》，文献表明，端午挂钟馗画与天师像和道符是同时存在的，其作用是辟邪。从存世绘画的题跋记录上，林春美先生则认为明代钱榖所画的《午日钟馗》可能为最早的端午钟馗作品。据《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所著录的款“癸亥仲冬廿日，钱榖写”，从已知存世的作品来看，明代李士达的《钟馗图》或许是最早在端午前后创作的钟馗画。此画作于万历丙午年（1606年）端午前一日。据前文所述，此时大多数钟馗画还是作于岁末用以祈福禳祸。
另据生活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扬州八怪”之一金农创作的《醉钟馗》，题识所示，端午时节画钟馗在当时非常盛行。题识中除列举从唐代到清代的12位画钟馗名家（吴道子、张渥、牟元德、石恪、孙知微、李公鳞、梁楷、马和之、王蒙、钱谷、郭诩、陈洪绶）外，还申明画“醉钟馗”是其首创，“用禅门米汁和墨吮笔写之”，且“昔人于岁终画钟馗小像以献官家，祓除不祥，今则专施之五月五日矣”。此题识亦出现在其75岁和87岁的同名画作中。
现在我们也能从明清各地的地方志资料中，了解到端午钟馗画像在民间流传甚广且影响深远。如：
《浙江新志》：五月，“端午”，是日门户贴钟进士，张天师，插茱萸……
《杭州府志》：道家于午日送符，必署“天师”二字，受者答以钱米。钟进士画像，悬之以逐疫。
《临安县志》：五月“端午”悬蒲剑艾虎于门，堂中挂钟馗像……
《乌青镇志》：五月，五日为“端午节”，……堂上悬张真人像，或关圣，钟馗像，门插葵艾，食角黍，饮菖蒲酒。
《苏州府志》：五月，五日，聚百草，多合药为辟邪丹。……画钟馗贴于后户，以辟不祥。
《吴县志》：五月，五日为“端午节”。堂悬神符及钟馗像，几供蜀葵，石榴……
《绩溪县志》：“端午日”，户悬蒲艾以辟邪。堂悬朱符，挂钟馗，瓶供榴花，蜀葵之属。
《曲江县志》：五月，五日为“端午”，包粽子，出菖蒲、艾叶、稔花，洒雄黄酒，以御毒虫。书符，挂钟馗像，以辟邪厉。
《三台县志》：五月，五日“天中节”，俗曰“端午”。家家饮菖蒲、雄黄酒，插艾叶、蒲草于门，用朱笔画钟馗于室，谓可辟邪。
钟馗脱胎于主持大傩之仪的“方相氏”，素有打鬼杀鬼才能之说。敦煌本《太上洞渊神咒经》卷七《斩鬼品》中曾描述：“今何鬼来病主人，主人今危厄，太上遣力士，赤卒，杀鬼之众万亿，孔子执刀，武王缚之，钟馗打杀（刹）得，便付与辟邪。”文中就连孔子与武王都要作为钟馗杀鬼的助手，可见钟馗在打鬼传说中显著的地位，赢得后世的崇拜和信仰也是情理之中的。
农历五月一直被古人认为是“恶月”，《荆楚岁时记》五月条中有“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此记载暗含人们对于五月出现小鬼的担忧，也反映了五月的禁忌。而五月五日端午节更是五毒汇集，邪崇滋生的恶目。因此，明清之际端午时节悬挂钟馗图像是有深刻寓意的。一方面，辟邪，通过悬挂钟馗图起到驱妖斩鬼的效用。在明代以后的钟馗打鬼图像中，钟馗开始使用宝剑，并收录《三教搜神大全》和《新编连相搜神广记》中。任伯年的《钟进士斩狐图》作品成于1878年端午。题识描绘了钟馗为人间吞除妖孽的英雄好汉的形象，也寄寓了画家嫉恶如仇的志意。早于任伯年的清代画家高其佩首创以朱砂画钟馗，后来这种“朱钟馗”形式还传到了日本。
另一方面，避瘟。钟馗一直被当作驱除疠疾的神祇受到民间的广泛信仰。明代万历、崇祯至清康熙年间，即从1580年至1663年，此间是中国暖冬与寒冬交接时期。据竺可桢先生分析：1550至1600年间为温暖冬季，1620至1720年间是寒冷冬季。这段时期的气候异常导致疠疫流行，死亡枕籍。民众希望借钟馗图像的法力以达到驱疫的功效，其实质反映了明末清初民间对于钟馗避瘟的现实需求和精神寄托。
可以说，钟馗图出现在端午节，主要是受到民俗的影响。同时，除了辟邪避瘟，端午钟馗画还被寄寓了迎福祯祥之意。对于饱受各种苦难而向往和平幸福安定生活的民众而言，必然受到他们的极大推崇。因此，明清两代的画工和画家们每年都要画上几十幅甚至上百幅这种类型的钟馗画，才能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
无独有偶，钟馗形象自遣唐使传至日本后，图像寄寓也对日本产生一定影响。据考证，在距今五百年前的室町时代，日本就有端午节挂钟馗旗的风俗，其目的应该是迎接钟馗降临其家，为其除妖消灾，作用与中国端午钟馗画是一致的。
或许，我们的祖先端午绘制钟馗图像只是出于“驱鬼逐疫”的朴素愿望和祥瑞观念。民国后，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普及，鬼神迷信和封建道德观念不断被人们破除，端午钟馗图像更多是以钟馗形象为典故，借助表达新的寓意，使其直面社会现实，鲜明地表达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种种现象的理解与认识。
诚如普列汉诺夫在阐述各民族文化具有独特特点中所言：“每一种文学派别，每一种哲学思想，在每个不同的文明国家里都有自己的独特的色彩，有时候几乎是新的意义。”
端午悬挂钟馗图像作为相沿积久的民风习俗，在文人文化的共同滋养下，主体图像由初创门神画发展到寄寓艺术家深刻思想的这一独特的意象图式，传世作品内容亦从不同角度反映现实社会，为后人解读民俗史和艺术史提供了高价值的图式范本。
本文作者：王韧，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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