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画创新 文/舒春光

        在近代中国美术史上,有一个独特的现象,那就是围绕中国画创新问题争论不休。争论的原因是历史悠久的中国画,发展到近现代,出现了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争论的焦点是中国画是否要创新及怎么创新的问题。

        最早提出改造中国画的人是康有为和陈独秀,此后画家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林风眠、傅抱石、石鲁、刘国松等画家,都是在各自的艺术实践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创新”的口号与主张,在中国画家中绝大多数不持疑议,但因各自的理解不同,因而争论不断。

        关于国画创新争论大致有这么几次:

        20年代齐白石的画在北平被一些人贬为“旁门左道”。

        40年代末,徐悲鸿在北平艺专执教期间,社会上一些人猛烈抨击他的画“不是国画”。

        50年代,林风眠的画也被人扣上不象国画的帽子。

        60年代初,石鲁的画被人贬为“野狐禅”。

        70年代,黄永玉的画被人认为不是国画。

        80年代,刘国松的画也被人认为不是国画。

        90年代末,吴冠中认为中国画笔墨等于零与张仃开展的争论。

        这些争论,因为作者和持否定意见者都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影响到整个国画界。

        到底什么才算是国画,古代有举世公认优秀代表作品,谁也无法否定,近现代也有大师的作品为证。那么今后什么样的作品才算是国画,谁也无法拿出一个标准的答案。

        从争论中,我们起码可以看出,创新者要突破传统国画的模式,在题材、意境、笔墨上求新意。而反对者倡导国画的“正统性”、“纯洁性”,反对变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看来,齐白石、徐悲鸿、林风眠、石鲁等人的作品,不但是国画,而且是优秀的国画。他们为中国画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在当时,反对者认为他们偏离了国画的发展轨迹,想拿一种固定的传统模式的框框去规范他们。事实证明,这是毫无必要的,也是徒劳的。

        为什么中国画的创新这么艰难呢?它的深沉原因是什么?我想,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儒家中庸之道长期统治思想阵地的国度,近代以降,社会虽然变了,但其影响不可能一朝一夕就消失。凡事过度求稳,视变革为异端,变革者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正如民谚所说的“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这是一种消极的文化积淀,会超越政治,具有一定的恒久性和顽固性。

        另一方面,反对创新者在奉行和坚持自己的艺术主张,也是因为他们因此得到过物质的、精神的,也就是名利的实惠。他们捍卫国画的所谓“正统性”、“纯洁性”,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学术主张,而实际上在捍卫既得利益。50年代,以刘国松为代表的五月画会同反对国画变革者的辩论,我们从中可以窥测这个道理。

        历史证明,中国画的创新势在必行。

        那么中国画创新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呢?

        一、   更新观念

        近百年,是中国社会由闭关锁国的封建社会变革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变革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的重要时期。社会的迅速发展,要求上层建筑也必须适应这种发展趋势。

        中国画产生在古代农业社会,在工业社会时期出现了诸多不适应的情况。比如中国传统画家面对笔直的马路、高楼林立的市容、耀眼的霓虹灯,面对钢铁、玻璃、水泥、塑料这些新材料往往素手无策;面对科学新发现的宏观与微观世界,也是望而生畏。另外,被传统笔墨浸润的阴柔之气十足的水痕墨团,与当今社会明快、响亮的铮铮风骨也难以沟通。时代为中国画提出了新的课题,也提供新的机遇。中国画家只有更新观念、勤于思而敏于行、接受新事物、研究新课题,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才能把中国画的潜力释放出来,把现有的空间拓展开来,迎接中国画的再次复兴。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国画家诸方面的学识、修养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的中国画家,除具备坚实的绘画基本功外,还强调画外功,尤其是书法以及文学修养。作为一个当代中国画家仅仅如此还不够,还必须对影响当代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的学科有所了解和研究,如外语、计算器、科普知识、信息科学、生物遗传学、材料科学,甚至现代化战争等等,这些都是更新观念的重要因素。只有这样,作者才能厚积薄发将现代化气息通过新的笔墨图式表达出来。

        二、   总结和借鉴前辈成功经验

        近代中国画坛上,不乏创新成功的大师,研究他们走过的路,汲取他们的经验,对中国画的创新大有裨益。

        齐白石从民间进入文人行列,把民间纯朴、率真的艺术种子播进文人画的土壤,培育出了艺苑奇葩;徐悲鸿以素描造型拯救了中国人物画的颓势;林风眠的水天一色,潘天寿的钢筋铁骨,傅抱石的横扫千军,黄宾虹的浑厚华滋,张大千的晚年泼彩,他们对艺术有各自不同的感悟。他们之中有些将艺术道路开创后不久便谢世,把余地留给了后人;有的体察自然、物我两忘、迁想妙得,生发出独具个性的表现技法;有的深究传统,是铁树开花。他们彼时彼地的创新精神对我们此时此地的艺术实践都具有启发和催生的作用。

        三、拓展题材范围

        扩大和拓展题材范围,对国画创新有重要意义。纵观中国美术史,人物画最早只有铁线描和兰叶描几种描法。因为早期人物主要描绘帝王、士大夫阶层,帝王、士大夫身着轻柔的锦衣。后来题材扩大到庶民,而庶民衣着质地粗硬,用铁线描和兰叶描就无法表现其质感,因此便产生了钉头鼠尾描、折芦描等描法。早期的山水画,处在“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幼稚阶段,表现山石,只靠勾勒填色,后来才有皴法出现。最早的皴法是披麻皴。随描绘山石种类的增加,画家们创造的皴法也多起来,这些皴法的产生实际上是题材拓展后“逼”出来的。现代长安画派画家石鲁,第一个画黄土高原,因为古人、前人从未涉足这个领域,没有现成的技法可资借鉴,他通过写生、研究创造出一种表现黄土高原的技法,从而丰富了中国画的技法宝库。

        台湾画家刘国松,是第一位用中国画的工具材料表现宇宙天体的画家,为了表现这类新的题材,他“胸无成竹”,因势利导的水拓法、拼接法应运而生,使斑斓的神秘星球天体跃然纸上,不但拓宽了中国画的题材,而且使画家的观照点由地面移到了天上。

        黄宾虹说过:“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秀。”但因为各种原因,他没有实现周游中华大地的夙愿,北未达东北,西只到巴蜀,他的这句名言,只是对中华山川的溢美之词。“白马西风塞上,杏花烟雨江南”,南方、北国,都蕴藏着无尽的诗情画意。由于历史的原因,传统的中国山水画,大都取材五岳名山和江南的小桥流水。其实,只要画家们把眼光向西向北,发现那里有雪域大漠、高山高原,是一块丰厚的艺术沃土,是一片广阔的驰骋空间。那里还有许多未知数等画家们去破译。

        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现代中国画家中,凡创新有成就者,并非都是一直学习和从事国画创作。李可染早期从事油画,蒋兆和从事过图案和雕塑、油画,叶浅予从事过漫画,丁绍光从事过工艺美术。这说明一直从事中国画的人容易形成思维定势,如果不能自觉更新观念,就难以摆脱这种定势,也就难以创新和突破。以上画家将别的画种的某些要素引入传统中国画中,进行整合,使其与中国画的要素结合起来,从而使作品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

        黄宾虹的艺术支持点,是丰厚的传统学养,但是他在日记中流露了对西方印象派绘画的钟情,并悉心研究。他的艺术达到不经意而意无穷,不求趣而趣盎然的高度自由的地步。

        50年代初期,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中国美术学院)从西画教师中选择了一些人,从事中国画教学,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他们在人物造型、反映现实生活方面有很大突破。一度浙派人物画的影响遍及全国。

        五、媒材的革新

        唐宋绘画,大都绘在绢上。由于绢质地吸收水分性能较差,更无向外渗化的性能。所以,唐宋绘画多以结构、意境取胜,笔墨相对单调。纸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自汉代开始使用,但用于绘画还是南宋后期的事,元代以后,才广泛应用。当时纸全用手工制造,纤维长,笔墨变化丰富,从而使笔墨的表现功能大大增强。笔墨除了“应物象形”以外,还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

        早期的毛笔,毫毛捆在笔杆外边,像扫帚一样,既不美观,又不收锋。后来经过改进,将毫毛装进笔杆里,又美观,又收锋,画出来的线条容易挺劲和流畅。

        中国画的颜料有水色、石色之分,大都提取于大自然,种类比较少。但是,古人用色很大胆,不拘一格。他们运用当时凡能利用的颜色,把作品留在彩陶、瓷器上,留在岩壁上、留在棺木上,留在石窟寺庙的墙面上,留在雕梁画栋上,留在白纸素绢上……

        当今画家选择媒材的余地更大,除了传统媒材外,还有各种化学合成的、进口的、国产的其它画种的颜料。这些颜料,也可以拿来在中国画中反复试验,进行运用,以丰富中国画的色彩。有人认为,这样会失去中国画的特色,其实这种担心没有必要,试问,如果古代有这些质优价廉的颜料,我们的祖先决不是傻瓜,他们必然在保持国画的“纯洁性”和“丰富性”之间,毅然选择后者。

        傅抱石把笔锋整散,自如挥洒,使乱柴皴、乱麻皴从芥子园画传的图例中解放出来,成为他塑造祖国雄伟山川的利器。刘国松革中锋的命,曾用擦大炮的炮刷子作画,并发明在纸上抽筋的方法,使作品呈现奇特的面貌。

        还有人揉纸、喷绘、拓印,在水中加油、加矾,这些方法,只要是对表现物象有利,我们有什么理由反对呢?

        六、宽松的环境

        艺术创新需要宽松的环境,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现实并非如此,社会上一些展览在品评作品时,不是因为艺术水准而是因为作者运用了非传统表现手法而被拒之门外。有些展览还未见作品,就已经规定了采用某种技法(如制作技法)的画不能入展。因此我认为,中国画创新的阻力不是来自画家自身,而是来自舆论界(包括评论界)。

        创新的口号在理论批评界也叫得很响。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中国画的个中精粹并不了解。他们把中国画的传统凝固化,否认传统是一条永动的长河。传统也是人们在荆棘中踩出的小路,原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当今中国美术是多元的,中国画也是多元的。理论批评界不应该以主观好恶为依据,要创新者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和起跑线。

        求全责备,不应是理论批评者手中的法宝。成熟与不成熟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比值。非驴非马也不可怕,中华龙鸟,就是非龙非鸟。国宝大熊猫,在较长的时间里,让动物学家在熊与猫之间举棋不定,不是耐人寻味吗?

        党的文艺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批评家应该是党的文艺方针的忠实执行者,而不是某个艺术社团或沙龙的广告推销员,或某些老板的有文化的高级马仔。

        愿中国画创新的探索者有宽松的环境,愿中国画苑中百花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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