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是中国油画本土化的重要特征和主要方式。中国油画的意象性,主要表现为以意构境、以意造型、以意生色和以意书写四个层面。这四个层面虽然也可以在欧美现当代艺术作品中找到相对应的审美类型,比如超现实主义也可归于“以意构境”,立体主义、野兽主义和抽象主义也可称为某种意义上的“以意造型”、“以意生色”和“以意书写”,但意象油画的本质特征是中国诗性文化个性的审美呈现,也即中国油画的意象特征是以优美、典雅、抒情、温和、平易、充盈、澹泊为审美内核的,这种意象特征很少表达崇高、悲壮、刚健、激越、跳荡、张扬、狂暴的美感。当然,中国油画的意象特征也表现出宽广的范围,从具象写实到抽象表现都可以程度不同地体现中国文化特有的意象方式,而且,这种油画意象性也因艺术家不同的审美偏好与不同的语言追求而产生异彩纷呈的艺术个性。

徐福厚的油画所表现出的鲜明的中国本土油画特征,也反映在他怎样切入和发挥意象性的审美观照上。

和50年代出生的画家一样,徐福厚在文革结束后幸运地赶上了艺术院校统一招考的首班列车,他考取了河北师大美术系,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而留校任教。此后,在上世纪’85新潮美术兴起之时,他来到新潮美术的重镇湖北,考取了湖北美院的硕士研究生,受业于中国当代重要的艺术家尚扬先生的门下。他的成长经历具有他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特征,比如,在求知的青春岁月却无缘进入高等艺术学府深造而不得不“作为”于“广阔天地”;再如,文革浩劫结束后,他们才有机会接受高等艺术教育,不过,丰富的生活积累砥砺了他们那一代学子极其强盛的创作能力;还如,当他们刚刚鼓起远航的风帆开足马力的时候,西方现代主义的大潮在打开他们眼界的同时,也曾让他们手足无措,找不到前行的路途。他们这一代人的文化经历,是和共和国曲折的成长过程联系在一起的,从封闭到解禁,从开放到回归,这种文化历程的跌宕起伏,也构成了他们每个人激越的艺术演变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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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155cmX195cm  1989年

徐福厚的油画创作无疑也起步于乡土写实。在’85新潮美术的激荡中,他开始披览大量的西方现代主义哲学与美学专著,柏格森、克罗齐、弗洛伊德、贡布里希、克莱夫·贝尔等的艺术著述都曾经引发他对于艺术本体的再度思考与深刻追问,而这种对于艺术本体价值的拷问,也包括对人生意义与生命价值的重新审视与求索。其结果便是导致人文的反思大于形象的再现。从8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期,是他人文情思最丰富也最活跃的时期,甚至于画笔都满足不了他文思泉涌的激情表达。这个时期,他写了大量的诗歌,用诗的语言和意象去捕捉他不断闪现的思想火花。这个时期,他的油画也表现出这种哲诗式的艺术境界,虽然形象是具象写实的,但画面的时空交错、人物景观的象征寓意又最大限度地开掘了画面的思想境界与哲理意味。从《陈述》、《若木》到《肖像》,他借用欧洲古典主义的造型神韵来表现中国古代的老子、屈原形象,以表现隐藏在具象背后的悲剧意识和洪荒无极的宇宙精神,而作品的现实指向,却是人们在刚刚从浩劫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之际对于人性的深刻反思。显然,他的那些写实性的油画都力避对于现实人物形象的再现,而着重于艺术主体对于人文精神的表述,特别是对于人类在洪荒无极的自然与沧桑兴废的历史面前所表现出的某种焦虑与忧患的心绪描写,都映射了那个骤然间打开思想枷锁的时代整个社会呈现的伤痛并张扬着个性自由的复杂心理。

如果说,在湖北研究生求学的那几年,是徐福厚一方面追求古典主义的造型语言,另一方面又是他沾染现代主义艺术思想并试图将这两者融为一体的话,那么,当他回到自己故土的时候,也必然会再度酝酿一次艺术的蜕变。因为,故土的思想情感和人文风貌早已融入了他的血液,只不过是需要某种艺术思想的激发和独具个性的艺术语言才能得到更加充分与更加深入的阐发和呈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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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织物》 80cmX100cm 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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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红雨伞.人群》130X162cm 1997年

乡村生活是他童少年时代的主要记忆。而乡村链接的是自然的怀抱,土地的温暖,有关乡村的人与事在某种意义上又都是人与自然的亲情交往与和谐相处。这个时期,他画了许多少年记忆中的乡土恋情,从《人与织物》系列、《人与织物》系列到《人与红伞·人群》、《人与红伞·风雨将至》、《一个人与红雨伞》、《两个人与红雨伞》、《很多人与红雨伞》、《人与红雨伞·三个女神》和《红雨伞·疾行》等等,织物与红雨伞既是他记忆的触发点,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介物。这些画面都像作品的标题那样在明晰之中呈现着许多不确定性,人物形象往往只能辨识朦胧的身影和某些庄重的神情,而且,这些人物行为也被设置在一种慢镜头式的晃动中,衬托人物的环境恰恰是空阔的田野或无边的山坡。这些画面依然弥散着古典主义凝重而祥和的色调,只不过形象的呈现更像是记忆的碎片或某种潜意识的捕获,那些乡村故事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显现出现代主义对于时间和心理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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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木》150乘120cm.1988年木板油画

当然,徐福厚的这一蜕变也更体现了新时期中国油画本土化的一个新的过程和他自己对本土化的另一种切入。和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中国油画相比,新时期中国油画无疑借鉴了许多现代主义的观念与语言,因而这种本土化也意味着怎样将现代主义融入中国当下的文化境阈。如果说徐福厚的《陈述》、《若木》在用象征主义的语言讲述远古历史的同时还多少带有明显的西方痕迹,那么他的《红雨伞》系列则将这种模仿西方的痕迹完全消解在中国本土的意象性观照方式上。那里不仅有北方土地的浑朴与温暖,不仅有燕赵耕夫的厚道与朴实,不仅有余晖落墙的凝固与永恒,而且有以意造型的主观性、以意构境的神秘感和以意书写的亲切情。总之,他不断追求的是用油画的意象话语讲述中国北方的乡村故事,捕捉和描绘他的潜意识中的些许本能冲动,他切入当代的角度是在时间的历程中回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始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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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雨伞 疾行

上世纪90年代,他画了近十年有关乡村的土地话语。新世纪以来,他将燕赵之地的乡村故事扩展到北方更为广阔的高天厚土式的人文情怀的表现上。从具有象征意味的《胜利之城》、《灰色人群》、《远行》、《涉江》、《指路》和《歌唱》到炽热的土地情怀《等待收割》与《热爱庄稼》,从讴歌自然的《雨》、《雾》、《山中的湖》和《云梦风景》到塑造人文肖像的《视野系列》,他从恬淡纯朴的乡村记忆走向了当代文化情境中对于人性精神与自然精神的捕获和呈现,并因此获得了更为丰厚的人文风景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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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与红雨伞》120cmX168cm 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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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之城 》160乘200cm  布面油画2004年

《胜利之城》将勇士和城廓与河山的叠化处理,更增添了胜利之城悲壮的意味。《远行》似乎描绘了一群青涩年华的少男少女在开始他们人生旅途时,对于人生理想的某种向往与憧憬。杂沓的脚步,纷乱的人影,都有力地渲染了远行的清晨所特有的清新境界。而《指路》、《歌唱》都似乎是这人生旅途的故事。乡土情感依然是这些作品的基调,如果说他的《人与红雨伞》系列阐发的是某种抽象的人性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新世纪以来他关于土地的吟唱则更注重土地对于人类的赐予,从《等待收割》、《热爱庄稼》和《热爱粮食》等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对于土地近乎崇高与永恒的赞美,土地赐予人类的不仅是物质的食粮而且是精神与情感的家园。同样是土地给予人类的恩赐,《雨》和《雾》反映了自然气候对于人类心理与精神的影响,徐福厚的许多风景都从这种土地的情怀中阐发而出,不论烟雨奇幻的湖光山色,还是清秀壮丽的飞瀑雄岳,他都以土地般的纯朴和历史般的沧桑发掘着这些风景中蕴藏的人文情怀。因此,他的那些人物肖像,也往往成了高天厚土的人文肖像,人物与土地、历史与作物、现实与心理、实象与幻觉,都被高度统一在画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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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130cmx162cm  布面油画2003年

他的这些作品充满了象征性,土地、庄稼、人物都从实际的形象中获得了许多人生、历史与时代内蕴的升华,但是这种象征性又不单纯是形象的实写,其中夹杂着形象的符号化,并且将实写与意写、抽象与表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些语言融混在一起的审美资源,也不仅仅来自西方现代主义的观念与语言,更多的是他对于中国画笔墨意蕴的领悟与移用,他把纷繁变幻的色相简化为灰色、土色、褐色与黑色,并通过笔触的点垛、皴擦、枯润形成丰富的色彩和质感的变化,以此追求油画语言的单纯性和高贵感。他不是简单地将中国画的写意性转换为油画笔触的书写性,而是讲究笔性与笔意的内敛与含蓄,并在不事张扬中传递着寓动于静的一种力量。像文人画的笔墨意蕴一样,他追求油画笔触那种散淡萧和的韵致和情态。笔性、笔意和笔韵,成为他油画另一种色彩的向度。这是他在高天厚土的意象油画中凸显而出的文人情思与文化品格。实际上,中国画的笔墨境界给予徐福厚个性化的意象油画语言影响最大,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一再阅读到的是整个画面那种具有人文情怀的境界和散逸着浓郁书卷气的中国文化格调,是境界和格调统领了他画面中的许多现代主义的观念因素,也是境界和格调熔铸了他意象油画独特的个性语式。

因对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的兴趣而开始了徐福厚的诗歌创作,诗歌一直成为他油画创作最重要的思考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他的油画又都是他诗歌中阐发的人文情怀的视觉化,因而,他的油画特立独行于当代众多油画艺术个性。这种区别也更多地体现在他的诗人情感的审美方式上,而且,这种诗人的情感的意象性也是形成他油画本土性特征的重要依据。唯其如此,他油画的当代性才更加凸显了中国文化独特的格调与品味。

完稿于2008年8月1日CA1301赴广州航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