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肖像之二》 60×65cm 纸本水墨 2008年
20世纪以来，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和现代艺术渐行涌入，尤其在85新潮美术运动之后，中国艺术家的思想观念和审美经验获得了极大拓展，中国画领域也概莫能外。这一时期，诞生了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风格和流派，如实验水墨、观念水墨、抽象水墨、都市水墨、新文人画……显而易见，由时代语境激变而出的现代水墨，似乎从旧的文化观念和艺术形态中解缚，在思想观念、题材内容、形式结构、语言方式等方面呈现出中国画系统的重大突破：不仅从不同维度扩张了笔墨的“经验容量”，彰显出笔墨这一传统媒介的强大表现力、创造力，而且与时代的变革与发展同频共振，映现出现代人鲜明的主体意识和精神特征，俨然一部敞现的人的“精神史”“心灵史”。同时，若论将水墨本体语言的探索与研究朝向对“人”精神深度的真切关注和意义探讨，艺术家刘进安当属极具代表性的一位。
行进在现代水墨与西方表现主义绘画对话、浑融、创变的实验路径中，刘进安以强烈的形式意志溶解了现实世界，消隐了事物的边界，其以极具辨识度的笔墨语言直抵灵魂，令人震撼不已，过目难忘。他每一阶段的水墨探索在不同的表述路径与方法上都形成了独特的个人景观。尤其在人物画方面，深入到人性与笔墨交织的“黝黯美学”，弥合出“大写的人”的生命史诗，一个“人化”的精神世界。刘进安一贯的极致化求索，显然赢得了业界认可和广泛美誉，诚如郎绍君先生所论，其人是“新时期崭露头角的人物画家”，亦如范迪安先生所示，其作品印证了“兼有具象和抽象功能的水墨语言进入当代艺术语境是完全可能的”。
本质而言，艺术是人的生命体验。优秀的艺术作品，当如法国诗人弗朗西斯·蓬热笔下的蜗牛甲壳：“既是生命的一部分，又是艺术品、纪念碑。”[1]不由想到刘进安之于他的水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蜗牛之于甲壳，那种纪念碑式的进阶逻辑，具有生命意义与艺术价值的双重性。回观他近四十年的创作历程，践行的乃是一条遗世独立、艰难曲折、自成一体的探索之路：依托于孤绝的精神品质，以悲悯意识和人文情怀观照人性深处以及全人类的整体命运；形式极具先锋性，充分拓展水、墨、水粉、丙烯等多种媒介材料以营造隐中求显、暗中求明的美学特征；笔墨雄劲沉厚，又不乏精微、耐读的细节，实属难得。
刘进安的绘画像一块巨大的吸铁石，将一切繁复而庞杂的体验都纳入其中，这是怎样一种生成之力，它如何产生和运行的？细究下来，我们发现了些端倪，比如“黑暗”，在日本美术史家宫下规久朗看来具有非凡的意义，被认为是“孕育西方艺术之母”。而更早阐释暗中求美的情趣，当属日本文学家谷崎润一郎。他在随笔《阴翳礼赞》中聚焦这一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的神秘”，以丰沛的审美情感赞颂“阴翳”的风味，并探究其内在生成机制：“美，不存在于物体之中，而存在于物与物产生的阴翳的波纹和明暗之中。”[2]同样是在明与暗、光与影中做文章，显然东西方存在显著的美学差异，西方倾向于静穆、神圣与庄严的气息，而日本则倾向于沉静、神秘与幽玄之味。
在古代中国，构建黑暗意境的诗篇并不鲜见，如诗人屈原、李贺等，多有诗句表现亘古玄秘的暗夜奇景以及超自然的虚幻壮景。明代文人张大复在《梅花草堂笔谈》中也有对月下异境的记述：“邵茂齐有言，天上月色能移世界，果然……人在月下，亦尝忘我之为我也……旦视之，酱盎纷然，瓦石布地而已。”[3]此时的月色，为暗夜中的物象转换出新的审美条件以及丰富的想象空间，丰富奇诡、瞬息万变的意境由中涌出。借助“移我情”“移世界”，古人体悟到一切可见的自然在此刻异于往昔，虽身处现实时空，却生出别样的意趣。而在中国画系统中，深谙黑暗意趣的艺术家却并不多见。画家龚贤便是这其中的少数人之一，其画作创造性地生成强调用墨的“黑龚”风格。尽管晚明西洋画光影法的传入，是其画风得以形成的一个可推想的外因，但其实或许更应归因于艺术家主观的造境能力与风格演变。龚贤之后，尤以水墨彰显黑密厚重、黑里透亮特色的黄宾虹最具代表性。
而眼前，是一个“人化”的世界。大范围的墨色渲染出强烈的静默、空间的纵深，非具象的形式、表现性语言将克制的黑色分解出不同层次，精微之中发散出神秘的气息。这既是刘进安新近力作的意象景观，也是其思想观念、生命情感、创作经验浑融之后的高度浓缩。他凭借知识分子式的敏锐洞察与内省意识，以强烈的主体意识立于人类立场，进一步激发传统中国画笔墨语言的墨法实践，借助积墨、破墨等语言生发出一个富于精神深度的墨韵世界。在以“他者”的目光理性观察、研究人性深处的隐秘以及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性问题时，重返自身感性体验展开实验，反复尝试如何以新的语言形态回应新语境、提出新问题、传达新感悟。而这，或许就是他的作品给人带来文化深度与感性智慧的原因。
在创作于2019年的水墨作品《朝天歌》中，含藏着与奇异、冷峻、深沉、神秘相关的审美感受，这穿透一切的墨色，潜存着召唤光、托举光的可能性。试想，倘若没有极致化的墨韵，画面不仅欠缺了戏剧性、冲突感，也会弱化凝视和内省的力量。也或许只有在墨韵深处，才能彻底地展露光的价值：在一片“虚幻”的氤氲之中，“质实”才得以更精确地显象，显与隐、有限与无限，在此时极大程度地趋近和谐统一。
再如创作于2021年的水墨作品《开幕舞》，当雄浑淋漓的墨色将要涨满纸面，静默的气氛弥漫开来，画面左侧松枝旁逸斜出，造型朴拙可爱，色彩鲜明夺目，莫可名状的戏剧感涌上心头。当凝视的目光移至画面中央，“大幕”拉开，墨色挤压出的微弱光感区隔着人与人之间的边缘，使他们从整体中独立出来，一个个身份难辨的“人”隐隐浮现。还有同年创作的水墨作品《一日》，在这件日记体叙事的作品中，艺术家采取以多媒材叠加互动的方式展开叙述，在笔痕墨迹与纸面褶皱的有机关系中，墨韵生发的“黝黯美学”再次显象。纸面褶皱的纹理、质感、厚度所形成的浅浮雕趣味，无疑为作品增添了审美层次的丰富性，而褶皱的物质性边线与笔墨的线条彼此交叠，生发出交响乐般的强而有力的律动感。在这里，暗红色成为了光的象征，被墨色挤压出极具视觉张力的轮廓，从中不难读取到情绪即将变化的瞬间。“人”的形象似是而非，被明暗交叠的不确定性裹挟，凸显了克制与释放并存的矛盾感与辩证性，整个画面充盈着避离世俗、超言绝象的实验气质。
然而同一个问题，总是频繁出现在这些作品中。混沌中散发的点点微光，并非源于自然光源，而是神秘的平光。那么，它究竟从何而来？它意味着什么？多年来，刘进安致力于发掘人的精神深度，将生命的精神性内涵视为创作内核，这使得作品中的“光”，指向“人”意义系统的本质性、本源性。墨色之外，几乎所有的光都围绕着“人”展开：永恒的人性、命运、精神。此时不难意识到，光的根源在于“人”；人的精神，便是恒久不息之光。
刘进安的水墨世界，是“一”，也是“多”。一直以来，在水墨人物画创作之外，他同时开启了山水、静物等多种题材类型的创作：并不认为固守和深耕某一题材类型是作品升华的必然之路，相反，他认为不同题材类型足可相互启迪、创发新境，倾向于相对陌生化的内容展开叙述。实际上，在刘进安那里，题材已经不构成形式界限，他强调的是如何从传统程式跳脱至当代语境，而这个当代语境本质上与传统的内蕴是一致的，劲力十足的，富于深度的。
笔墨之于刘进安水墨艺术的价值不言而喻，在很多采访中他都申明了笔墨的立场与态度，这也表明了他对于笔墨理解的深刻性：“如果‘水墨’能够成为今天中国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我更希望去除附加于所谓‘笔墨内涵’那样的干扰，去笔墨的文化化，强水墨的语言化，让‘水墨’单纯起来，‘内容’丰满起来，‘艺术’直接起来。”的确如其所言，笔墨的过度文化化容易压翻语言的价值天平，有遮蔽其自身审美价值的风险，若将外在干扰一并清除以强化笔墨语言的独立性价值，自然也就呈现出文脉和精神的独特性。显然，他将这一观念颇为有效地渗透在作品之中。借助“为水墨减负”的思路将笔墨纯净化、纯粹化，通过意义解绑的方式把语言还给语言，使之不背负任何重量而能畅快地去呈现“呈现”本身，把其优势最大化地激发出来：撼人心魄的视觉张力、微妙精致的细节、只可意会的气韵……继而推演出别具新意的多种可能。
刘进安水墨的精神深度，还表现在材料与语言的含混统一之中。于他而言，笔、墨、水、色、纸是本体语言元素，但他也并不局限于此。水墨的“物性”或者“材料性”也被他融入进来，强调其现实与当下的触及作用，甚至强调当代语境的思想与观念的介入，只是这种介入仍是“语言化”的，被揉进语言的深处。因此，他的语言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性的，不断冲破传统的思想和方法，将跨媒介、多媒介的感官丰富性与笔墨的纯粹性交织碰撞，展开视觉维度的思想实验。如其所言：“拼贴、水粉、丙稀、报纸、色纸等材料都在用……但这方面的实践与思考也是我特别在意的。在我看来，画家的表达应该不受任何材料和其他因素的限制，这是艺术的根本所在，尤其是现当代艺术。”事实上，“文本拼贴”作为现代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本身并不新鲜。其中，水墨作品《引
今天是那一天》中对于报纸元素的取用有其内在逻辑性，既在水墨领域展现出关乎当代视觉经验的形式探索，也重新拾获媒介久违的“物质性”——与数字时代不断涌现的图像和信息大为不同，报纸令感官获得了极大程度的松弛与舒缓。而报纸元素本身，具有鲜明的双重性：一方面，它是承担着传播事实、事件的物质媒介，有其固有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又逐渐生发出陌生、模糊的“历史性”。在这里，艺术家借助纵向比对、横向交错的手法，将零散无序的报纸以现代艺术常用的拼贴方式弥合成整体，推向画面的深处，使之成为富于符号学意义的“历史的象征”；而以水粉或水墨构建的人物形象被置于媒介的最上层，左侧是带有涂鸦意味的、身着裙装的现代女性形象，右侧是以淡墨勾勒的门神秦琼，该形象取自四川绵竹年画，而画面中央，是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人物姿态。来自不同时空的人物形象浑融一处，多种语言形态互动激发，编织出随性、洒脱、富于思想意味的水墨奇观。
而创作于2020年的水墨作品《男女》，他似乎又回到有别于“黝黯美学”的“人”。这件作品显得简洁概括，前景中两个并立的男女形象俨然是绝对的主体。二人面无表情，默然伫立，直对观者，仿佛毫无交集，各自的神思游于千里之外，独立、疏离的画面气质跃然纸上。与两个人物形象一同降临的，是出离于思维惯性和生活现实的“独异感”，令人无法将其简单地归于习见的写生类作品。细观《男女》，人物被大面积留白烘托，一浓一淡，造型简纯又富有层次，笔力洒脱，墨色淋漓，不仅显现出艺术家深厚的笔墨修养，而且极具思辨性，似乎是在洞悉人类学、心理学的基础上深掘“人”的共有精神与内在本质。该作品尺幅相对较大（240cm×200cm），立于其前，很难不被人物弥漫式的精神张力所包围。一如往昔，艺术家并没有留下任何叙事线索，留给观者无尽的想象空间。
细思刘进安的探索方向和学术路径，会发现有一种信仰感抑或信念感的东西始终存在着，在他的精神深处。这使得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具有某种隐秘的连贯性、呼应感，艺术家本人雄浑深沉的个性气质、奔涌的个人记忆与想象，水墨与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皆隐含于中。诚然，他孤绝的个人品格与作品具有同一性特征，但即便如此，他从未把自己固化在“有限性”之中，总是倾向于吸纳新知识，运用新媒介，实验新可能。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立于他的作品前，总能感到个体意识与人类意识、历史意识的交互不断增强，在心底发出持久的震颤与混响。
[1] （法）弗朗西斯·蓬热：《采取事物的立场》，徐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2] （日）谷崎润一郎：《阴翳礼赞》，陈德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页。
[3] 宗白华：《宗白华讲美学》，四川美术出版社2020年版，第22页。
（文/孙欣，2024年8月31日于北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