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登堂：水墨乾坤中的浪漫主义骑士

作者:张伟于景平

2025-03-04 11:42:52

来源:网络

张登堂(1944年—2015年)，中国当代著名山水画家

中国绘画在走向现代的历程中，名家大师辈出，或回归传统或走向现代，或东西融合进行创新，或固守传统极力出新，可谓百家争鸣，莫衷一是。张登堂站在了一个历史时代的转折期，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厚的艺术造诣把握了时代脉搏、表现了时代风貌、赞颂了时代精神，从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他的画作内容多来源于对自然风光景物的写生创作，构图奇特新颖，以势取胜，景物疏密错落有致，笔法恣纵，成功地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既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绘画的精髓，又敏锐地捕捉到当代艺术的发展趋势，将现代艺术的观念和表现手法融入到作品之中，不落古人窠臼，意境深邃，犹如一部部生动的史诗，将自然之美、人文之韵与个人的艺术感悟完美融合，展现出中国传统绘画在当代语境下的独特魅力与无限可能，充分表达了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和创新精神，开一代画风。　　

一

张登堂(1944年—2015年)，中国当代著名山水画家，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对传统山水画的创新而闻名。1944年1月21日，张登堂出生于山东省东昌府堂邑县(今山东省聊城市)的一个裁缝家庭，他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手工艺人，母亲在家相夫教子，张登堂姊妹四个，一个姐姐，两个妹妹，张登堂家中排行老二。解放前，其父感觉聊城地面狭小，各方面条件限制，难以有所发展，他变卖了家中所有的物件，携带家中攒下的钱，领着4岁的张登堂，举家南迁去往上海闯荡，想在上海滩以手艺谋求发展。无奈途中走到徐州，正值淮海战役，发现南下交通已经全部被阻断，停滞在徐州，他父亲考虑再回聊城生活已然不可能，留在徐州也不行，毕竟根在山东，思前想后，他毅然改变南下的计划，带领全家改道迁往济南。来到济南后，觅得济南西门外魏家庄长春里的一处院落，自此定居济南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山清水秀的济南，张登堂自幼便对绘画展现出浓厚兴趣，他在家庭中是孩子中唯一男丁，加之作为手工艺者父亲的影响，张登堂自幼开始喜爱绘画，经常闲暇时画些简笔画，常常得到家人的鼓励，愈发激发了张登堂对艺术的喜爱。举家搬迁济南的张家，家底并不殷实，在济南安家落户后，张家所剩余钱无多，饱经战乱之苦的济南，百姓手中没有余钱添置衣服，来到济南后，裁缝生意极为惨淡，加之六口之家，只有张一个劳动力，因此家境异常清苦，好在济南已经在1948年9月解放，一年多后，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更多贫穷家的孩子有机会得到学校教育的机会，加之张家举全家之力培养张登堂，在张登堂7岁时，家人将他送进魏家庄附近的小学上学读书，张登堂在这里接受了启蒙教育。在小学期间，张登堂除了对文化课进行学习外，虽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美术教育，他通过小学的美术课，结合自己课余时间自学和临摹《芥子园画谱》入手自修，逐渐掌握了绘画的基本技巧，在幼小的心灵中埋下立志探索艺术的道路的种子。小学毕业后，家里由于父亲积劳成疾，家境每况愈下，但家人不忍耽误聪慧刻苦的张登堂，仍然全力支持他的学业。1956年，张登堂考上济南育英中学，这所在济南赫赫有名的中学，集结了当时非常有名气的数位老先生，其中，育英中学美术教研室的组长正是山水画大家黑伯龙先生，黑伯龙先生山水画笔力雄迈、潇洒超脱，气、理、趣三者兼具，在济南名驰遐迩。现在看来，初学艺术邂逅一位好的老师，无疑如同刚出生的幼儿吮吸人生第一口奶，对一个人在艺术道路的起步、认识、格局有着重要的作用。在黑伯龙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张登堂得以正确地学习绘画方法、路径，加之自己的天赋加勤奋，使他不仅在绘画方面脱颖而出，也使他在其他各科成绩保持优良，他抱定了终生献身于中国绘画事业的志向。张登堂每每忆及黑伯龙先生，总说“黑伯龙先生是我最敬佩的画家之一，他是北派山水很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气势磅礴。我拿临摹的画请黑伯龙先生指导。对于一个初学者，刚开始就得到大师的指点，少走了好多弯路”。认识黑伯龙先生不久，张登堂又经人介绍认识了济南齐派花鸟画传人王天池先生，以及北京的齐白石先生弟子许麟庐先生和王雪涛先生。在诸位大师的指点和鼓励下，张登堂很快在同龄的青年画家中崭露头角，在中学时期的张登堂，通过临摹学习，掌握了技法、积累了知识、打下了坚实的功底并尝试着创作作品。在1959年，不到16岁的张登堂就有作品参展作品《跳伞塔》以及《泰山黑龙潭》参加山东省及济南市美展，提及《泰山黑龙潭》的创作，张登堂是在泰山黑龙潭写生得来，在泰山邂逅同样来泰山写生，年长他5岁的吴传麟，两人成为多年的画友。张登堂每忆及参加山东省及济南市美展的事情，常常感怀不已，“到59年参加美展我已经画了五六年了。那个年代很多学画的人都是走的临摹的路子。刊物报纸上发表的齐白石的作品多，花鸟鱼虫多。我就临摹那些”，张登堂的绘画作品能够入选省市展览，这在当时的济南书画界引发了不大不小的风波，很多画家开始关注张登堂，张登堂以他的天赋和努力，再加之建国后注重文艺自由发展的良好氛围，使得张登堂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

张登堂与关友声、黑伯龙、王天池等前辈画家合影

1960年，张登堂与康庄等人以优异成绩考入了济南市艺术学校美术专科。这所在济南的美术专业学校，不仅配置了西画、素描、速写、水粉等专业课程，还有学校收藏的众多优秀的传统绘画作品和艺术理论书籍，更有关友声、张鹤云、秦灏等多位知名画家和理论家，这些老师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多元的艺术理念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

张登堂回忆起在济南市艺术学校学习的场景，“那时学习劲头很高，每天拿着画板去写生，能画十几个小时。也正是那时刻苦学西画为以后打好了基础”。不仅在学校他废寝忘食地汲取绘画的养分，回到家中，他依然忘我地学习。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魏家庄片区终于通上了电，可每户需要向供电局交纳小米，那儿的居民经常交不起小米，于是，他们家的电表就被掐断了，他常在一盏小煤油灯下临习历代名家之作。由于煤油灯光线很微弱，张登堂为了画画时光线能亮些，就把饭钱省下来买蜡烛补充照明。家里居住面积不大，画画时就把纸铺在地上，撅着屁股伏身作画。对艺术的追求，张登堂可谓孜孜以求。他不知疲倦地学习绘画技法，欣赏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傅抱石等大手笔的国画，系统完整学习领略西方绘画的造型方法，广泛涉猎国内外各种艺术流派和风格，接受了中西融合型的美术教育，为他拓宽自己的艺术视野，增强写实造型功力，提升中国画的意象造型水平，以及今后的国画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

1962年，因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生活非常困难，为解决家人吃饭问题，他曾单人骑自行车往返二百多公里到聊城老家带回地瓜叶子给家人充饥。老画家王天池家里种了几颗南瓜，当他收了南瓜后嘱咐他的大女儿，把南瓜叶给张登堂留着，他家里人多拿回去可以吃。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济南艺术学校被迫下马停办，随即学生分配到各个单位。张登堂由于父亲的早逝，他在十八九岁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他被分配到济南市文物店，跟裱画师傅赵玉修学徒。

济南文物店成立之初，店址位于经三路28号，在铭新池洗澡堂(现国网山东电力公司B座南端附近)斜对面(现绿发集团山东公司办公楼附近)，当时仅几间平房，5名职工，总资产不足2万元。济南文物店后搬迁到位于经四路纬二路店址，该店前身为三义旧货商店古玩部，1961年8月，济南市文物店成立时，原先纬二路附近有十几家经营规模都很小的旧货委托商店(其中有主营古玩的店铺)，在1956年公私合营后，由戚、吕、郭等三家原主营古玩的店铺组成三义委托店，当年8月，辛友三的翠宝斋、吕淦臣的万有古玩店和杨肇江的明古斋并入三义委托店，成为其古玩部。张登堂中断学业，远离挚爱的绘画艺术，他内心虽然落寞，但依然非常高兴，因为文物店不仅为他提供了工资收入，而且他的裱画师傅赵玉修是来自北京荣宝斋的，在济南解放前后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誉为四大裱工之一，关键是济南文物店收藏的大量古今名人字画，有了更多的机会让张登堂学习研究这些书画艺术品，让工作在这里的他如鱼得水，他经常利用晚上值班的时候，反复地研究和临摹这些名人的真迹，无论是宋元名家，还是现代诸贤，他均细心摹写，孜孜探求，也为后来的书画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张登堂曾经戏称，“对我这个半科班出身的人来说也算补了一课”。在济南文物店工作期间，张登堂临摹清代袁江的《江天楼阁图》，笔墨洒脱，精妙入微，几可乱真。他偶作花鸟画，别有情致，尤其是他笔下的“虾”，生动传神，颇得齐派精髓。为了更加深入学习技法，提高绘画水平，早在1962年，张登堂就携其作品赴京，不仅找到王雪涛求教，更是恳请一代国画大师李苦禅为其作品评点。张登堂的朴实谦恭、不辞劳苦、虚心好学的精神，让远在北京的王雪涛和同乡李苦禅深受感动，李苦禅不厌其烦地对习画的要点给以指导，得知张登堂家庭经济异常拮据后，李苦禅常在生活上资助家庭不宽裕的他，同时教导他习画要耐得住寂寞，苦心钻研。三十多年来，张登堂始终把李苦禅的教诲当作座右铭，把李苦禅为他题写的“良工苦心”横幅挂在墙上，记在心里，付诸于实践，教导于后学。在国画大师的鼓励和帮助下，张登堂的山水画创作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高光时刻。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国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工地成为经济建设的前沿阵地。“艺术要同工农相结合”的号召逐渐叫响，张登堂怀着对家乡瑰丽河山和欣欣向荣的建设场景进行摹写，他深入工地、农村体验生活，搜集素材，画了大量的写生画，以直观的水墨和色彩，记录了这一时期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劳动者的精神面貌以及社会的巨大变迁，1962年，他画的一系列工厂、郊区写生画，比如作品《解放桥》，以及1963年的《泉城一角》，这些画作不但构图奇崛新颖、疏密有致，水、墨交融互渗，用笔奔放却有度，用墨干湿并存、浓淡相映，真实生动再现描摹场景，且笔墨的概括表现力很强，流露出清秀、雅逸的情韵，足以显示出他已具有相当的写生功力，并掌握了较高的笔墨写实技巧。更重要的是，张登堂这个阶段的写生作品，渗透出当时年轻一代画家真情实感的热情投入，这种真切的热情投入，转译成笔墨情韵对景写生表象真实之上的内心情感抒怀，不仅镌刻着时代的印记，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积极向上、艰苦奋斗的时代精神，为后人了解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提供了珍贵的图像资料，时至今日仍然发散着感人的力量。张登堂在美术界逐渐脱颖而出。开始引起美术界的广泛关注。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注重写生乃至接受西方的写实造型观，几乎一度成为时尚主流，工地水墨现场写生，为张登堂等年轻艺术家提供了实践锻炼的机会，让他们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磨练绘画技巧，培养观察能力和创作能力。工地现场丰富多样的场景和人物形象为艺术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通过水墨写生，他积累了大量的创作草图和素材，为后续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强大支撑。这种既有传统写意风格笔墨语言，又结合意蕴境界和笔墨情趣的写生绘画，开始形成新的笔墨语言和表现手法，推动了水墨画形式和技法上的创新，张登堂开始成为济南乃至山东，在水墨画的现代化转型的引领者之一，让山水画艺术与人民、生活的联系，使山水画艺术创作更加贴近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拉近了山水画艺术与人民的距离，让山水画真正成为人民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意义。正是基于张登堂在山水画领域所做出的创新发展，1964年，20岁的张登堂加入了山东省美协，成为省美协会员中凤毛麟角的年轻会员之一。张登堂并没有被年少得志的光环荣耀所迷失，而是更加谦逊、谨慎，他回忆道，“那时专业画家少，美协经常组织工厂、学校、部队中的业余作者深入到厂矿、农村等地写生”，他曾经反复强调，因为初学时接受的并不是很正规的美术教育，所以特别注重利用各种机会加强和提升专业素养。当时山东美协常组织研讨会，也会聘请老师讲课，比如，张鹤云先生讲俄罗斯油画、雕塑，一旦有这样的机会，张登堂总是利用周末去听课，继续孜孜不倦地汲取来自各方面的营养。由此，李可染先生曾为张登堂题写“天道酬勤”四字，许麟庐先生题的斋号“悟墨斋”，这些无一不昭示了张登堂的勤奋与善于学习、不断学习的用心。

三

1971年，张登堂调入济南市美术工作室，成为一名专业画家，开始全身心投入艺术创作。第二年，济南市美术界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从全市各单位抽调了20位中青年画家，在五龙潭成立了美术创作学习班，当时正是我国大兴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时代，政府提出治理黄河、海河和淮河这三大河流的号召，动员了千万名河工，日夜奋战在三条河的工地上，张登堂、于太昌、刘宝纯、解维础、欧阳秉森等选择沿黄河、海河、淮河写生，统称“三河写生”，反映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场景，张登堂的想法得到济南市文化局和黄河河务局的大力支持，他们首先开始了艰苦但又充满乐趣的黄河之行。两个多月时间，他们沿着黄河跋涉一万多里，他们从上游的甘肃刘家峡，经河南三门峡、花园口，一直到下游，从济南泺口坐船到入海口，他们历时两个月，一路上风餐露宿，徒步跋涉一万多里，在船上与船工们一起去吗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晨读报刊志。听着船工们的劳动号子，观察着两岸变化着的壮丽景色。他们用画笔记录下了所见所闻和感悟。写生之路艰苦，但搞水利工程建设的河工生活条件更差，天不亮就到工地干繁重的体力劳动，头顶星星才回宿舍，宿舍就是在河岸边上挖出的半地下半地上的窝棚，阴暗潮湿，透风漏雨。但是河工们为了祖国的强大和改善人民的生活环境，他们毫无怨言，在这样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疏通了一条条河流，开挖了一条条新河渠。张登堂怀着感恩的心把他看到的情景描绘下来，每人画了几百幅速写，终于完成了对黄河的写生。这体现了一种多么可贵的拼搏精神，而这种精神始终贯穿在他的整个创作道路之中。俗话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时过境迁，多年以后，再看这次沿黄河写生不仅是用国画方式表现黄河两岸，传统的中国画中没有工厂、水电站这些新事物，更重要的是他们尝试新的笔墨，丰富了国画的颜色，用新的艺术语言来表现那个时代的特征，张登堂在他的写生过程中，不仅倍有感受并用画笔激情表达、诠释水的壮阔、雄迈的气魄，更是创新性地拓展和丰富表现的绘画语言，“例如画水，传统画法一般都是勾线，但是看起来和现实不协调。我就尝试着用写意的方法画水，拿中国笔墨临摹水彩画中画海的方法，这样看上去就比较生动”，张登堂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我们从前只能看到黄河下游，实地游历了才明白毛主席那句‘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深远意义，黄河为什么难治理?因为黄河的水在不断变化”，为了表达黄河水的多变，也促使张登堂与画友在实地写生中更新艺术观念，在创作中逐渐总结并锻造“关注现实、直面生活、紧扣时代”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成为山东甚至全国山水画创作的主流思潮。此后，他们的百余幅写生作品在张庄机场候机厅展览，获得了巨大成功，张登堂的写生集《黄河组画》也在1972年出版，在美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奠定了张登堂在当时画界领军人物的基础。  

年轻的张登堂不仅此后在1972到1973年之间进行海河、淮河写生，在艺术上广采博取，他走遍全国，拜访国画大师，探索艺术发展之路，1973年，他参加岭南派关山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山水画培训班，关山月是岭南画派的杰出代表，其作品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元素，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他主张“笔墨当随时代”“艺术来源生活”，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其画立意高远，境界恢宏。关山月认为生活是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是粗糙的但最基本的东西，它以最生动、最丰富的自然形态存在着，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这是艺术不能脱离生活的道理，这与主张深入生活才能获得创作灵感的张登堂的艺术主张十分契合，关山月得知张登堂来自山东，便饶有兴致地聊起南北地域文化差异对绘画的影响。他带着张登堂参观自己的画作，讲解如何将岭南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融入绘画之中。关山月对着一幅描绘梅花对张登堂说：“在岭南，梅花的生长环境和北方不同，我在画中融入了岭南的气候特点和地域色彩，让梅花既有傲雪凌霜的气质，又带有南方的温润气息”，张登堂从中领悟到，绘画要扎根于本土文化，同时也要吸收不同地域的艺术养分。张登堂追随关山月，开始坚定地将自己的艺术创作立足于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借鉴了西方的艺术，并且以时代为背景，围绕山水画书写了自己的内心情感。

张登堂为了提升自己的艺术水平，他经常到北京拜访李可染、王雪涛，去上海拜访谢稚柳、唐云，在南京拜访亚明等全国一流画家。对于张登堂山水画来讲，大自然永远是灵感的源泉、创作的母体，所以画家亲身的体验和写生必不可少，但没有在此止步，他认为中国文化所追求的目标不仅在于视觉感官的愉悦，还要追求精神的内在理性概括与充实，包括心灵对自然的感悟，理性的意象追求，以及建立在多年准抽象美感培养上的书写性和笔墨意趣。从70年代张登堂画黄河、淮河的写生，可以看到他在写生过程中对于大自然的开合气象、天地氤氲生生不息的运行妙理再造，由行路、感知、写生，进而读书、体悟、经营，从而达到意象的高度，山川草木，人文风情，江河大地，村寨屋宇，在张登堂笔下承载着他对艺术的虔诚，见证了他在艺术上的辛勤耕耘，他笔下的流水云气等等“无常形”而“有常理”的自然物象，衬托在田野堤岸、树木房屋，显得愈加鲜活流动、腾跳激荡，作画中任意挥洒而又不失法度、博大而精，可谓处处有所本，皆因造化生，生成视野辽阔、恢弘大气的气象，笔笔生花，情思通古今，准确体现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艺术风尚与审美意趣，又富有强烈的人民性与民族艺术特色，张登堂从写生过程中苦心孤诣的艰难探索，外人难以尽知。现在说起写生，好多人以为就像半旅游半画画玩儿一样。那个时候张登堂出去写生的行囊就是他妈妈用四个手帕缝起来给他当包袱皮，画具、衣服及其他用品全都置于其中。后来西市场一个卖旧货{二手货}的店里看到一个旧手提包，刚想问价，又来了一个人也想买，两个人争执一番，最后张登堂说服了对方，他花了一块钱买下了这个“心仪的手提包”，这个手提包伴随他走南闯北几十年。他是带着妈妈的嘱托、个人的理想和老前辈的期望，穿行在大自然当中，创作出无数精彩的写生作品。

张登堂不仅画画好，生活中样样是能手，他会各种制作，会木工、瓦工。文革时期他为了改善作画环境，在自家房子顶上，用自己平时积攒起来的砖瓦石料、破旧门窗，加盖了一个几平方米的小房子，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画室”了。正在得意之时被人举报了，说他盖了小洋楼，是修正主义的苗子。为此挨了批斗。张登堂内心豁达，无论生活多么艰苦、创作多么艰辛，苦都在他心里，给别人的永远是微笑和他倍有感染力的作品。

四

1977年12月12日，在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的提议下，文化部“中国画创作组”正式成立。从全国抽调了百余名中老年画家赴京，为荒芜已久的党政各大会议场馆及外事部门等创作“陈列画”，提供国家收藏保存的作品，完成国家重点创作任务，为外贸机构提供一定数量的作品，增加外汇收入，也达到抢救性保护传统文化的目的。当时创作的主体是李可染、李苦禅、黄胄、钱松嵒、亚明、宋文治、魏紫熙、关山月等老画家，中国画创作组是专为完成某项任务而设立的创作班子，任务特殊，对外不公开，当时担任中国画创作组组长的华君武先生曾回忆说：“中国画创作组的实际工作，其实早在1977年春天就开始了当时从全国各地请来的画家，分住在台基厂路3号、北京饭店、以及正义路4号等处，其工作也由最初的为毛主席纪念堂作画，又扩展到为外交部、首都机场及各饭店的布置陈列用画。由于住地分散，不便管理，1977年12月12日，统一都集中到友谊宾馆，包租了南工字楼的10多个房间，正式定名为中国画创作组”。  

中国画创作组是国务院设定的，受邀来创作组的画家，吃住行实行经费包干，那时候，画坛遗老、名师大家还多在世，能选入创作组画画，他们更认为是一种政治荣誉，完成规定的创作任务后，超额部分还可以得到“有胜于无”的润笔之资。此时，距离“批黑画”运动，过去也就是三、四年，曾经被搞得灰头土脸的老画家们，受邀到创作组完成任务后再回到原单位，历史遗留问题很快就得以解决了，有的原先在单位受排挤、被瞧不起的，也被另眼相看，因为能到国家级创作单位画画，就意味着是被国家认定的人才。当时在北京饭店的一组，李可染、黄胄、谢稚柳、吴作人、唐云等老一辈画家，北京饭店选派服务员专门为老画家服务。北京饭店的服务员职业素养高、工作热情积极肯干，经常在老画家休息的闲暇，将老画家好不容易调好的胶、色，当做“垃圾”清理干净，有时换班疏于交接，新到岗的服务员将老画家为了制造特殊效果，好不容易“养”好的“宿墨”倒掉，让老画家们哭笑不得。为了更加顺利推进工作，同时，给中青年画家们创造机会，使他们与前辈们交流，以提高他们的艺术修养，中国画创作组决定招部分中青年画家来组内工作，李可染的儿子李小可，郭味蕖的儿子郭贻孮，连同许麟庐推荐的34岁张登堂等，一起到北京饭店进入中国画创作组。对年轻的张登堂来讲，这是一次极其难得的深造机会，他在中国画创作组得到老画家的悉心指点。

在北京饭店的创作期间，张登堂获得了与黄胄、李可染、潘天寿、关山月等大师近距离交流合作的宝贵机会。黄胄以其独特的速写式笔法和对人物、动物生动描绘著称。他作画时激情四溢，笔下的毛驴、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充满生活气息。张登堂从黄胄身上学到了如何捕捉瞬间动态，将鲜活的生命力融入作品。黄胄热情地向他展示自己近期的创作，并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原来，黄胄为了画好新疆人物，深入新疆地区，与当地百姓生活在一起，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黄胄拿起一幅画着维吾尔族少女跳舞的速写，对张登堂说：“绘画就是要捕捉生活中的鲜活瞬间，只有深入生活，作品才有灵魂。”说着，黄胄当场挥毫，快速勾勒出一头毛驴的形态，寥寥几笔，毛驴的憨态便跃然纸上。张登堂深受触动，从此更加注重深入生活去寻找创作灵感，他的作品也因此增添了更多生活的烟火气。

李可染则以深厚的传统功底和对光影的独特理解闻名。他擅长运用积墨法，层层渲染，使画面呈现出浓郁厚重的质感。李可染在创作一幅山水画时，专注投入，每一笔落下都深思熟虑。他常常先用淡墨勾勒出山形轮廓，而后层层积墨，墨色逐渐厚重，却又层次分明。张登堂在一旁看得入神，不禁提出一些关于笔墨运用和意境营造的问题。李可染不仅耐心解答，还现场示范不同墨法的运用技巧，讲解如何通过墨色的浓淡、干湿变化来表现山水的远近、明暗和质感。李可染告诉张登堂：“作画如修行，要耐得住性子，每一笔都要落到实处，才能画出有分量的作品”。这番教诲让张登堂受益匪浅，此后他在自己的创作中，也更加注重笔墨的锤炼和意境的营造。李可染对艺术的严谨态度和对传统笔墨的深入钻研，让张登堂深受启发，明白了绘画中“拙”与“厚”的美学境界追求。 

在中国画创作组期间，在同组老画家的介绍下，张登堂还结识了金陵画派的钱松岩、长安画派的赵振川等。在李可染先生的推荐下，他与画家合作为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做《黄河之水天上来》巨幅(4米×8米)。张登堂曾经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画了好多草稿，每次草稿都请李可染先生、谢稚柳先生和吴作人院长提意见。李可染作画一般不让人看，但是我们当时在一起，我就有机会跟他学习。当时学术气氛很浓，有时候李可染先生讲课，有时候谢稚柳先生讲。国画讲究画品和人品，这些老先生德艺双馨，跟他们一起工作我学到了很多”。他们彻夜不眠四天三夜，把黄河一泻千里、汹涌澎湃的气势表现得宏伟博大。这激情洋溢的画面令李可染先生啧啧赞叹。《黄河之水天上来》完成之后，张登堂又先后为30多个我国驻外大使馆作画，其中，作品《黄山》收藏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作品《长江三峡》收藏于中国驻印尼使馆、作品《漓江山水》收藏于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国家领导人把他的作品馈赠给国外友人，他为山东画坛带来了极高的荣誉。

1978年9月26日，文化部艺术局在中国美术馆主办了“中国画创作组汇报展览”，展出作品136件，张登堂的作品《青城天下幽》、《峡江烟云》入选参加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汇报展，他的绘画水平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绘画风格，为山东画坛带来了极高的荣誉。

五

在中国画创作组的经历，让年轻的张登堂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胆识，自此，他的很多大幅创作作品悬挂于政府厅堂的显要位置。但是，张登堂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作品与李可染、傅抱石等人相比，他意识到自己的笔墨功力尚待完善，意境经营还欠火候。他将自己山水画创作的注意力，从过去将山水画的富有气势，转移到加强笔墨功力和艺术境界的经营上下功夫，使自己的艺术更富有传统的格调和趣味，并使其个性面貌更加鲜明。

在张登堂看来，中国山水画是人的情思中最为厚重的沉淀，以山为德、水为性的内在意识和咫尺天涯的视觉意识，一直是山水画演绎的中轴主线。张登堂在创作过程中善于用心感悟，以饱满的激情，与天与地，与自然万物对话和交流。或借景抒情，通情达意;或情景交融，物我合契，进而形成画面和谐与完美。1980年，他应邀参加北京荣宝斋“新纪三十年纪念活动”同年开始为钓鱼台国宾馆、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北京饭店、首都机场和四十多个驻外大使馆创作，共创作一百余幅山水画作品，此时，他的作品视野壮阔，大气恢弘，已经生成擅长用淡墨的风格，墨色干净、淡雅、清丽，整体上却给人以厚重深邃之感，颇有“四两拨千斤”的意味，真正做到了“远观其势，近取其质”，也充分体现了他建立在多年对自然的感悟、对意象的理性追求基础上的“画外功夫”。比如，《泰岱旭日》等雄浑之作，用笔老辣态纵，横涂竖抹，用墨或浅或积，洋洋洒洒，松如龙盘蛇曲，石如虎踞豹卧，山有松涛带雨夹风之势，飞瀑有天河倒悬之感，《蓬莱仙境》中的蓬莱阁海涛接天，激浪拍岸，丹岸耸立，楼阁缥缈。 

1982年，张登堂参加了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河山如画图”十人画展，这个基于中国画创作组汇报展览绘制山水画的团队，在李可染等名家巨擘的组织扶持下逐渐以用山水画语言描绘“祖国山河”的壮丽风景和时代新貌，注重采取写生的创作方式，追求“壮丽”“优美”“可爱”“美好”等审美特质表达，具有鲜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征、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丰厚的思想内涵的创作团队心照不宣地滋生。直到1987年春，中国画创作组画家李可染、吴作人、谢稚柳、唐云、陆俨少、于希宁、陈佩秋、邹佩珠、肖淑芳、方济众、刘宝纯、张登堂等合影于香山，在十人画展基础上，部分中青年画家在汕头成立“河山画会”，张登堂再次参加了在广东汕头举办第二次“河山如画图”展览，他始终秉持李可染先生“为祖国河山立传”“东方既白”艺术理念，坚持“祖国河山”山水画创作理路，努力描绘河山新貌、探寻笔墨新韵、传颂东方自然神韵。在李可染先生的倡导下，成立了“河山画会”，以河山画会为依托，持续创作耕耘，为新时期“祖国河山”山水画创作贡献了自己的才智与力量。

1983年，济南画院成立了，这座庄重典雅的艺术殿堂现如今已成为众多画家的创作乐园，很多人却不知道济南画院创建的艰辛。八十年代初期，张登堂认为周围的一些老画家虽然很多摘掉了帽子，洗清了所谓的历史问题，但很多没有好的创作环境，一部分年轻画家充满才气与理想，却蛰伏在厂矿企业，甚至有的没有正当职业，尽管他们对艺术充满渴望，却无法走进艺术的殿堂，张登堂放弃个人创作的黄金年华，利用自己的资源和人脉，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经过多方奔走，为画院的建成付出的艰苦的努力，竭尽全力促成济南画院的成立。1983年，济南画院终于如愿以偿地建成了，张登堂与弭菊田一道，将济南画院打造成新老艺术家安身立命、安心创作的“人生花园”。1987年，弭菊田退休后，张登堂接任济南画院院长，他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激情，默默地、辛勤地工作着，他常说：“只要我还能拿得动手中的笔，就会一直画下去”。画院成立初期经费紧张，平常十分节俭。他带领画院画家出去写生，因为费用紧张外出写生一般不住旅馆。有一次他们几人去九寨沟写生，回来的路上在通过一段悬崖边时遇到山体滑坡，非常危险。当时有一位本地年轻人当向导，就在向导把前面两个人送到安全地，回头再接张登堂和王炳龙时，走在后边的王炳龙脚下一滑掉了下去，幸亏一个半截树桩挂住了他，挣扎中一只鞋掉到悬崖下去了,在大家的帮下总算把救了上来，他坐在地上惊魂未定，不顾满身泥土，先找他丢的那只鞋。结果，当地向导一句极具特色的方言把大家逗得破涕为笑，前仰后合，他说：“你这老孩儿真搞笑，命都没得了还要(孩子)鞋子吗”，向导的“孩”“鞋”不分逗乐了大家。经过将近一周的时间百般周折地赶到成都，到了联络点几个人都灰头土脸，狼狈不堪，借着路边水洼呼啦呼啦脸和身上，接待人员见到他们都惊讶不已。后来聊起这事就戏称“写生西行历险记”。条件虽然艰苦，但是他们创作热情很高。 

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画作参加了日本、挪威、约旦、坦桑尼亚等展览，个人出访日本，举办巡回展及学术交流活动，在日本东京西武画廊举办“张登堂山水画”新作展，新加坡画展，为山东的艺术后学做出了典范和榜样。

张登堂热心济南文化事业，更是非常敬重和尊重老先生,他对齐派传人王雪涛艺术馆的建立也付出巨大心血。在济南趵突泉公园有沧园，为四合院建筑，因园西侧有明朝“后七子”领袖李攀龙的白雪楼，李氏著有《沧溟集》，世称其为“沧溟先生”，故将该园命名为“沧园”。“王雪涛的家人为了使他的作品得以保留，想为他建立纪念馆。可是北京名人太多，在北京建立一个纪念馆的难度很大。由于他和王雪涛的夫人相熟，老人委托我帮忙这个事情。当时李苦禅纪念馆已经在趵突泉公园内建立起来，有经验可借鉴。他联系了山东省和济南市的相关领导，得到了领导支持。王雪涛家人专程来了一趟济南参观了李苦禅纪念馆。而后，王雪涛纪念馆的位置就选在了趵突泉公园内的沧园”，张登堂曾经回忆成立王雪涛纪念馆的情景，他数次找到省市领导，协调趵突泉公园投资近400万元对沧园进行大规模展馆改建，先后对展馆屋面、墙面进行了翻修，更换了室内外地面铺装，对古建筑进行了油漆彩绘，增设了新型恒温恒湿密闭展橱和电子监控防盗报警系统，使展馆的展览环境、硬件设施、布展形式、展出内容等方面都有了质的改善和提升。1987年10月，王雪涛先生的夫人徐佩蕸毅然将家藏的二百余件作品，捐献给济南市人民政府，济南市人民政府将此园改为王雪涛之纪念馆，纪念馆分为“积萃阁”、“无陋山庄”、“藕华楼”、“萝月堂”四个展厅。这两个纪念馆的建立，使趵突泉公园不仅是一个园林风景公园，还成为了一个人文荟萃的名胜打卡地，每年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成为国内重要的书画交流平台，对弘扬国画艺术、提升趵突泉公园文化氛围，为学者提供借鉴，深得观众们的赞誉。

六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画坛展开了一场复归传统的大讨论，张登堂从中获得不少启发，加深了对中国画笔墨的理解，他不仅深入研究笔墨技巧，而是更自觉地追求在运笔用墨中表达传统文化的意味和精神，此外，他也努力摆脱作品的写生痕迹，在艺术构思上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更辩证地处理画面空间虚实和黑白关系。他画面的形式语言更为丰富，更富有情趣。由此，他的创作路子野更为宽广，山峦、树木、水流也因表现对象不同和画面需要更别而有多种表现手段。在笔墨的点、擦、皴、染中，他抒发自己的感情和享受创作的乐趣。他笔下的山水宏伟、雄健，有力感和美感，具有开阔、深远的境界，获得艺术表达上的自由，也确立了他在中国画坛上山水画的地位。

张登堂曾应邀赴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韩国、法国等十余个国家进行访问、写生、举办画展或艺术交流活动。1991年6月4日至8日，张登堂和于阳春在新加坡首邦大厦举办山水画观摩展，展出中国山水画四十余幅。新加坡原国防部高级政务次长潘咨厘亲临现场，时任新加坡社会发展部政务部长庄日昆接见了画家，张登堂和于阳春向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赠送了山水画《泰山》。

2001年10月，张登堂创作的巨幅山水画《雄峙》，由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题款，现悬挂于中南海勤政殿。张登堂以泰山为题，兼工带写，再现泰山之雄伟壮阔，用高度概括和成熟凝练的手法，重点描绘了“中天门”以上至岱顶的无限风光，整个画面天风浩荡，飞瀑流泉，荡胸怡情，气象万千。张登堂用独具风格的笔墨语言，挥洒点染出了泰山的外在自然之美和内在人文之美，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

此后，张登堂应外交部邀请，创作山水画《杜甫诗意画》赠送给摩洛哥国王。应人民大会堂邀请，为人民大会堂中华厅创作大幅山水画《蓬莱阁》。为山东会堂创作巨幅山水画《泰岱旭日》、《蓬菜仙境》，为山东省政府大会议室创作大幅山水画《泰山》，为人民大会堂办公室创作大幅山水画《黄山》，张登堂积劳成疾，因为身体状况暂时停止绘画，2006年后，一旦病痛减轻，他还是制定到黄河壶口瀑布弥补上世纪七十年代没有完成的创作、去越南和柬埔寨采风，然后去神农架的工作计划。

张登堂还曾应邀去英国举办展览、写生半个月，回国后作为受邀的全球200位画家之一，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奥林匹克美术大会，创作的国画《秋林观瀑》由国际奥委会收藏。他还为中国驻欧盟总部创作了巨幅《黄山迎客松》。2009年春天，张登堂和几位画友一起重走长征路，从井冈山出发，过韶山，进贵州，经川、甘入陕，历时十余天，最后抵达延安。夏天，他去了他向往已久的六盘山、贺兰山和祁连山。回济以后稍事休息，投入了庆国庆、迎全运的紧张创作之中，为在济南召开的第十一届全运会作《中华魂》巨幅，该画作取材于黄河壶口瀑布，浑莽粗犷的黄土高原，奔腾咆哮的滚浪泥沙，摄人魂魄的黄河之水从天而降，巨大的落差产生的咆哮声仿佛就在观者的耳畔回响，张登堂以高度艺术概括力、表现力和为祖国河山立传的志气和才华跃然纸上，让人看后仿佛身临其境，并为作品所体现出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百折不回的民族精神感奋不已。 

进入2010年后，在张登堂的倡导下，山东乃至全国很有影响的实力派画家联合发起了《海疆万里行》画坛名家采风写生活动，活动分为“齐鲁海疆行”和“中国万里海疆行”两部分。为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张登堂应有关部门邀请为中南海创作了两幅山水画作品，一幅是以泰山为题材的山水画，另一幅是以新疆天山为题材的山水作品。为支持山东文化事业，2012年9月，张登堂精心挑选了80幅山水画捐赠给山东博物馆，体现了他浓浓的爱乡之情和和社会责任感。山东博物馆设立“张登堂艺术馆”，将其作品永久展示。在这批画作中，巨幅画《万木霜天》格外引人注意。它描绘的是几位学者在大片遮天蔽日的秋林中，面对着飞流而下的瀑布谈经论道，一派万木霜天红烂漫的绚丽深秋景色，极具视觉冲击力。这幅画使用了重彩的技法，颜色层层尽染，作者历时十天，为它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在二十一世纪初，文风盛行的济南民间流传着“家家魏启后，户户张登堂”的说法，深得“登堂入室”的奥秘光环，助推着张登堂国画艺术的收藏热潮，无论中南海的勤政殿，还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济南市民家庭，张登堂的作品深受社会各界的垂青与喜爱，他用作品点亮中华大地心间的“万家灯火”。张登堂虽然一生谦逊地过着平凡而低调的生活，他始终将艺术的追求成为一生的圭臬。晚年的张登堂对弟子教导更是循循善诱，2015年6月，张登堂在给弟子收藏张彦青的写生作品题跋中，写下“观察细致收集资料以十当一，创作时才能做到厚积薄发以一当十”的话语，成为张登堂给弟子留下的最后一篇文字，也是张登堂留给后学的谆谆教导，“一手抓传统，一手抓生活。在传统中寻根，在生活实践中找路。坚持深入生活，师法自然，大量写生，使笔墨紧随时代”，自此成为张登堂的弟子的艺术创作遵循，也是张登堂先生给所有艺术研习者从艺路上的不二法门。

2015年8月25日凌晨3时50分，一代山水大家张登堂先生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71岁，作为一名虔诚的艺术耕耘者，张登堂为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倾注了毕生心血，为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站在中国山水画艺术的峰顶，成为了水墨乾坤中的浪漫骑士，他融入了现代艺术的创新的山水画，成为传统绘画与现代结合的典范，也成为近现代山水画坛一代画风的引领者。

谨以此文纪念张登堂先生逝世十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