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62年毕业后蛰居瓯海16年，与昌谷先生接触不多，1978年返回学校后，因他一直为疾病所苦，交往中多系商办治疗等事，师生间抒胸畅怀地研论绘事之时不多，实憾缺乏应有之了解。
昌谷先生家学渊源，深受其父熏陶。他自幼聪慧好学，喜爱古文诗词和书法绘画，少年时即有一定根基。1948年考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现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上接受了中西绘画系统而严格的训练，在民族绘画上师承潘天寿、黄宾虹、吴昌硕诸大师并上溯到八大山人、石涛、徐渭直至方从义（号方壶）、高克恭（号房山）、梁楷和米芾父子；西方绘画上师承林风眠诸前辈并上溯到马蒂斯、印象派各家直至古典派的达·芬奇、拉斐尔和莫迪里阿尼诸家。在艺术实践中，他坚持以中为主，以西为辅，所以既能登堂入室，得民族传统绘画之精髓，不落古人窠臼，毫无泥古之弊，又能兼收并蓄，广采博引，合理吸收和融合西画技法原理，为形成他独特的艺术风格打下了扎实基础。
因为昌谷先生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艺术道路，切合时代要求和艺术发展的规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名实相符的一代大家。事实证明，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人才荟萃、群星璀璨的中国画坛上，立足传统，吸收外来的艺术探索上很杰出的一位画家，人们从他的艺术中得到了不小的启迪和鼓舞。
中国绘画始自人物画，魏晋南北朝起山水花鸟画勃兴，至元明以降，人物画趋于衰微。新中国成立后，时代的发展对文化艺术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绘画艺术，正面临着如何反映迅猛的社会变革和火热的现实生活的新课题。在人物画范畴，由于描绘对象和审美感情的巨大变化，古老的传统技法已不能适应崭新的需求，所以许多年轻的人物画家开始了大胆的尝试和艰苦的求索，这便是后来被人们称为“新浙派”的一些浙江人物画家在艺术上矢志革新的时代背景，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周昌谷先生。
由于昌谷先生走着中西结合的艺术道路，具有出众的才华禀赋，深厚的学识根基和高超的技巧素养，所以他早在30多年前问世的处女作《两个羊羔》能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荣获国际金质奖章，使他驰誉画坛，决非偶然，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无论意境、格调和艺术技巧各方面，此画都堪称耐人寻味的上乘之作，实是名不虚传。更可贵的是他不为成功所陶醉，不为声誉所贻误，怀着对于艺术事业的纯真信念，虽身处逆境仍不断进取，刻苦钻研，在中国画的艺术革新上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以往一提起传统人物画必离不开“十八描”，但是毕竟难以如意地表现现代生活，因此根据“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昌谷先生通过不断的实践，对于各种表现技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作出了既有实际经验又有理论分析的总结，他融合了花卉画中的“点厾法”，将“卧笔”结合到传统用笔之中，他精勤不懈地探索，掌握了“以卧带转”的笔法，使笔致柔中寓刚，更见凝练苍劲。在用墨上，他根据对墨法有深入研究的山水画家黄宾虹先生的经验总结，联系自己的实践体会，对七种墨法（浓墨、淡墨、焦墨、泼墨、破墨、积墨、宿墨）作了详尽的分析，形成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比如对于泼墨法，他认为将和墨的水或和色的水，向纸上任意乱倒，让它任意乱流，然后看它流成像什么，再加数笔就算成画。或者纸被风吹入砚中，吸了很多墨水，染成一幅滃滃郁郁的斑烂之图，却题了长跋以为神助，种种做法都不能算作泼墨画。它的艺术标准，简言之应该是无意指挥下的自然韵味越来越好（见《美术丛刊》1982年11期《用墨和用水》一文）。谈到破墨法，他指出其要诀有二，即“须在墨未干时进行”“运用水分使水墨（水色、色墨）有机的渗化”，与之相反的是积墨法必须在墨干后一层层的去积，积墨用笔应着眼于“落”字，是与纸接触时间最短的表示，并非是笔不着纸如洒的真落。对于宿墨法，他指出因宿墨不化，在不许“复笔”的要求上比积墨更甚，因此不能“拖”“涂”“抹”，必用犹如“蜻蜓点水”之笔法“落”在纸上。
如何改进中国画的色彩运用，是中国画家们致力研究的课题，昌谷先生吸收西画色调处理的原理，成功地同用笔用墨相融合，取得了有口皆碑的艺术效果，所以打开他的画卷，便觉光彩夺目，清气沁人。1982年春，周先生举办了个人画展，人们无不赞叹他大气磅礴的艺术风格，欣赏作品中遒劲的笔致，清润的墨韵，更佩服他优雅明丽的色调。周先生的用色能重而不浊，艳而不俗，施粉则无粉气，功夫在于用水。他极注意根据画面的需要和墨色变化的情状，巧妙地运用色调的冷暖对比和协调手法，使色彩与墨韵交相辉映。以我之见，中国画家中，他在用色的技巧上是最高明、最成功的。
周先生擅于表现人物细腻的内心感情和特定的环境气氛，画面富有诗意的构思境界和浓郁的抒情调子，这得益于他扎实的造型基础和运墨功夫，更和他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有关。他经常向学生强调读书、做学问对于绘画艺术的重要性，他自己也数十年如一日奋发学习，而且收效极大，实是极好的例证。
他深知中国画所独有的综合艺术的特性，因此追求和达到了融诗书画印于一炉的高级艺术境地，这在当今中国画坛，尤其是人物画家群中是难能可贵的。在书法上，周先生始学魏碑、米芾、黄庭坚（号山谷道人），后来喜爱草书，以八大山人的笔法，结合现代派的结构，使字与字相穿，行与行相呼应，整幅作通盘考虑，更见舒展洒脱，雄浑豪放之概，形成了新的美感，其才智之高，实令人叹服。他也精通篆刻，方寸之中，布局奏刀，得心应手，意趣盎然，不少书画老前辈都要他治印，可见造诣之深。恰如他常说的，他追求以书入画，使之朴茂淳厚，也追求以画入书，使之生动别致，是为互有补益之道。
他还吸收了“文人画”的许多优良传统，如用笔潇洒，结构严谨，用墨泼辣，对比明朗，强调构图的虚实变化，计白当黑，辩证呼应。他注重传统的典型夸张的造型手法，结合西方的写生（早年有“素描大王”之称），加强形象的记忆默写，运用“即兴”的意笔国画特殊的创作方法，从而产生“契机”，获得偶然的机会，掌握主动，因势利导地达到高级的艺术效果，这便是“畅机”，并在实践中不断应用。昌谷先生和我叙谈绘事中经常强调这种传统创作方法的重要性，认为它的无限表现力和优点必须很好地继承发扬。
在研究传统二度空间“起承转合”的构图规律基础上，他发展地去实践“复线和主次的起结”以及“连续的起结”，这些都给传统绘画技巧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总之，昌谷先生的学识修养和艺术造诣是深广渊博的，须有专文论述。
他在早年成为“新浙派”代表人物的起点上，开始了更高层次的学术研究，若不是厄运和疾痛使他过早地抱憾而终，本可以取得更加巨大的成就，正如他在逝世前一个多月时向我痛苦地诉说的，他确实不想死，因为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还有很多打算和计划想逐步去实现，还有一长段道路想走下去……
（文章写于1987年，全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