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成为新中国艺术家们的创作指导思想。不同于西方世界，新中国艺术家们关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和基层劳动者的生活，表现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美好图景。历史题材绘画也由此开始涌现。
我的老师董希文先生的《开国大典》描绘了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庄严时刻。这幅作品将西方油画的构图与中国壁画的形式相结合，颜色则融合了装饰性与形式性，构图、色彩和人物刻画十分成功。董希文的造型能力很强，他对东西方艺术和中国传统壁画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因此这幅作品的构图虽然是油画式的，但在色彩和造型上却吸收了部分中国元素。《开国大典》具体成画于1952年，但由于当时中国的博物馆、美术馆都尚未建成，因此在传播的时候只能借助最受老百姓喜爱的年画形式。1953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将其印刷发行，印刷数量迅速上升至几十万份，这也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一幅年画，是新中国最早同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美术界喜爱的一张作品。
董希文的《春到西藏》也在美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董希文1954年2月参加慰问修筑康藏公路子弟兵的活动回到北京后创作的。他用西方的油画语言把自然的春天、西藏社会发展的春天、西藏人民心中的春天融为一体，把艰险的康藏公路与自然美景相结合，着重描绘了几位正在耕地的藏族妇女看到远处公路上汽车运来物资时的喜悦心情。这也使得画面充满了深远的意境和乐观主义情绪，产生了具体地歌颂祖国伟大建设的作用。可以说，“春到西藏”实为一语双关。我的另一位老师、俄罗斯画家马克西莫夫在中央美术学院看到这幅作品时非常赞赏，还一度研究画中桃花的画法。他也同时指出，画中阳光下远景的冷暖色彩对比稍弱，但这仍是一幅从构图、意境和内容表现上都非常出色的作品。
《血衣》是王式廓在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素描稿，取材于中国土地革命中斗地主的场景。画面抓住了一位悲痛欲绝的农村妇女举起血衣哭诉的瞬间，这种对农民形象的刻画和主题表达在当时是一种创新。王式廓对这件作品中的农民形象进行了大量的素材收集和素描创作，包括对人物情绪、表情和局部细节的刻画和描绘等，素描画的非常深入和精彩，尤其在日本展出时引起很大轰动。可以说，这幅画的构图、人物刻画、主题表达等，是历史情节性绘画中的一件精彩之作。
《转战陕北》是石鲁创作的以大景山水为主的革命历史画，展现了行军途中，毛泽东主席站在山崖上遥望远方的图景。这件作品在构图、画面处理和内容表达上十分巧妙、有意境。人物虽小，却用背影展示了对未来无尽的展望，充满了“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的昂扬情绪。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则以大而有力的笔触和纪念碑式的表达方式进行处理，艺术家没有描述某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而是用象征式的手法表现如太行山的高峰一样永远矗立的英雄人物，其色彩、造型、人物刻画都具有极高的一致性。
《夯歌》是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学生王文彬1962年的毕业创作，描述了大跃进时期山东修筑黄河大堤的事件。农村妇女们一边打夯一边歌唱，铿锵有力，令人难忘。这幅作品对画面逆光下的处理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充满了新鲜的现代感。王文彬在画这一作品时，除了大量的草图、素描和局部定稿外，每个人物都要进行逆光的素描写生、油画写生，然后再画色彩稿，进而画放大稿。这与现在很多人画照片大大不同，更严谨的创作态度和程序也保障了作品的内在质量。
改革开放后的经典油画，罗中立的《父亲》和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是很好的代表。《父亲》的创作受到美国照相写实主义影响，用大画幅的大头领袖像画法刻画了普通的劳动者，表现了中国当时普通劳动者的风貌。而《春风已经苏醒》则展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新的手法带来的寓意符合当时人们的心境——春天来了，万物复苏，这是时代的春天，也是人民的春天……这些经典作品不仅给普通大众以美的启迪和享受，激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而且也给很多艺术从业者以创作上的借鉴和启发。
对于油画创作者来说，我认为必须要达到两点基本要求：一是必须解决创作语言的纯粹性问题。油画是写实的画种，是真实的表现，这就要求创作者的造型能力、色彩能力必须过关，写实的基础必须打好；二是必须解决形式统一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变化，艺术创作的内容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但更重要的是艺术形式的变化。研究形式美是现代主义的核心问题，形式的统一有着决定性作用。
希望年轻人多看艺术精品，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在快速发展和剧烈变迁的时代中真正沉下心来，才能做好学问。
（本文根据9月12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央美术学院原院长、著名油画家靳尚谊在“中国美育公开课”上的讲座摘编，天颖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