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华东师范大学现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主办的“吴大羽、丁天缺、张功慤三人行艺术特展”近期在上海嘉定区的明徹山房举行，展示了中国现代美术先驱吴大羽及其学生丁天缺、张功慤的绘画。相比吴大羽学生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的盛名，丁天缺、张功慤曾一度隐没于美术史。
展览期间，主办方以下午茶形式组织了一场画家聊天会，由画家们自由发言、对谈，画家聊画家，就画论画，进行了一场艺术的碰撞。
参加这次艺术聊天会的艺术界人士有徐善循、伊灵、汪东东、唐伟华、刘晓峰、奚耀艺，以及诗人郭吟、策展人尹昊、杨文文等。
此次艺术特展策展人之一奚耀艺首先介绍了吴大羽、丁天缺、张功慤三人之间的师生关系和各自的艺术经历，他们的绘画创作长期处在与现实主义美术不同道路的所谓“非主流”的边缘状态，并伴随着时代变革各有各的苦难和孤独，但他们坚持他们的艺术信仰至死不渝。现在，吴大羽和他的学生们的艺术成就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中已形成了一支重要的“现代艺术体系”，其中吴大羽的学生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等已名扬海内外，而吴大羽在去世多年后才逐渐被人发现、认识，对丁天缺、张功慤的认识就更不多了，他们三人的艺术成就都是在国内本土完成的，把他们的作品放在一起专题展出在国内也是首次，作品虽不多，但也见证了他们的艺术道路和各自的学术成就。评论家有评论家的研究角度，可能更偏向理性分析；而画家有画家的创作角度，更偏向感性解读，更能从艺术家自身的体验出发，矛盾或共鸣都能擦出火花，多维度发掘和探讨艺术创作的可能，正是举办这次活动的目的。
张功慤的学生唐伟华回忆了近五十年前向老师学画时的情景，他说：之前我跟陈钧德学画画，那时陈老师还未进戏剧学院，还在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我经人介绍认识了张功慤老师，我当时年纪小，国外的东西看得又少，老师的画看不懂，但是总觉得张老师的作品有一股吸引力，感觉里面肯定有东西，不是平时可以看到的，就是这种被张老师的画深深吸引住了的神秘感觉，让我跟随了张老师学画数十年。刚刚开始跟他学画，差距太大，他教我们这种初学画画的人，没办法教，比如他说“色体”，我都搞不清楚是什么，现在才知道大概什么意思，这个时候和你说的话听不懂。他不会手把手教你怎么画，也从来不说怎么画，就说什么感觉，这个画大概应该往什么方向走，只是让你知道绘画大概的过程。
原圆明园画家村“村长”伊灵认为，吴大羽、张功慤作品正如栗宪庭所说的是抽象化的艺术。“以前认为抽象作品是资产阶级的作品，不让展，要批斗，认为无思想，令人看不懂。我们当时学画是在上世纪70年代左右，见吴大羽作品颜色特别好，我当时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记住了他的颜色，现在我也临摹吴大羽的画，当然我是照着吴大羽先生的色彩搭配以及运笔另行创作。他们这一代先生在中国美术史中填补了一段空白，就像以前刚产生时的当代艺术，如果用当下的艺术标准去要求他们就很不公正，但是他们在当时年代就是当代艺术家。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他们的作品确实不太令人欣赏，让人看不懂，认为是瞎画、胡画，就像涂鸦艺术一样。我觉得张老师的抽象画以及吴大羽的画，是涂鸦艺术的先驱。他们晚年的作品都有涂鸦的感觉，一种是运笔、一种是题材，我更多是从色彩上看，毕加索晚年也是涂鸦，调色板上有什么颜色就用什么颜色，哪怕就两个颜色、三个颜色，放在画面上都是完整的，一般不懂的看了认为“没有画完”。我印象当中好像除了吴大羽，其他画抽象的很少，吴大羽的名气比较响，是中国抽象绘画的开山鼻祖，今天能有幸看到张功慤老师、丁天缺老师的作品，确实是第一次知道这两位老师，被埋没了。历史往往出名的有几个，更多的是被埋没的。所以奚老师这一次的展览非常有意义，尤其是张老师的经历很感动。梵高为什么最后能出来？就是那本书《渴望生活》，把梵高和他的艺术完全写出来，很多人就知道了，很感动。”
七十年代末就进入当时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学习的汪东东回顾了当年的情景：“我早年在浙美读书时，有机会见到过丁天缺老师。那个时候好像是1980年以后他回到学校，在《美术译丛》翻译外国作品。我的一些学长都已经悄悄拜访了丁天缺，他们又找机会见到吴大羽，说很高兴见到了吴大羽。我当时年纪比较轻，根本不知道谁是谁。我在杭州见到过丁老师，他形象长的好，很有骨气的文人范，我很后悔当年没有去拜访他，有些同学到他家里拜访他，回来以后很高兴。我问为什么这么高兴？回答是“去见了丁天缺老师”，比我长几岁的脑子都很好，他们都是晚上去拜访崇拜的老师，这些人后来都很优秀，至少他们对艺术的观念很超前，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吴大羽、丁天缺、张功慤这三个人很有意思，他们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明显的时代区别。”
原上海理工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徐善循认为，当世界接纳了法国画家塞尚开创的现代主义艺术，就等于结束了“模仿美学”的主导地位，模仿是画橘子就是画橘子，画树就是树。现代艺术自吴大羽等前辈引到中国来，和本土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冲突。看到一棵树不是要把树画下来，而是要画看这棵树时的心理感受。今天我一进来明徹山房就让我很感动，来了以后看这些画，他们都是明星，未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分不清谁是谁的老师。这种展览形式是一种奢侈，太奢侈了。有点像在机场看到一个明星，舞台上的明星是装扮过的，而今天看到的明星是卸了妆的，如此近距离欣赏，这是第一次，感受超过在博物馆欣赏艺术品，我们每个人都享受了一次山房的艺术盛筵。
青年画家刘晓峰博士说，以往在教科书当中会了解吴大羽老师，丁、张两位老师都是在很多资料文献当中。这次印象最深的是张老师这张偏抽象的《百合》，也有可能是和近期太过于封控的情况，需要内心的一种释放，张先生的这幅画相当于点燃了我原本积蓄已久压抑的能量。
诗人郭吟认为，艺术没有本质，艺术谈不上本质，归根到底说还是心灵，就是情感心灵。艺术家还是要有本领把自己的心灵东西投射出形式感。如吴大羽这幅五十年代画的《花》，会发现有一种很神圣的感觉？从视觉语言方面讲，以前是再现客观现象，现在变成一个主观的表现，说到底还是表现的问题。
策展人杨文文说：我想到一句话“抽象不是无象”，比如你看到或认为桌子上有一个橘子，难道其本质就是一个橘子吗？其实不一定。发现自然界美的东西，本质上不一定是眼睛看到的东西，需要剥离表象去深究、去发掘。回到展览本身，这是我第三次来看展览，这里作品是博物馆级的，在博物馆展览就是有玻璃罩保护，与作品是有距离感的，而在这里可以零距离看到将近七十年前的作品。来的时候我跟同行的老师说“现在看这些作品还是很当代”，这个当代不是伪当代，有些人用很多言语、很多空虚的东西去阐述作品，把他的作品解释的很当代、很前卫，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作品本身会说话。作为文艺评论，我们常把艺术家放在世界史的脉络里谈他的艺术创作和艺术生涯，但是因为西方和东方还是有差异，西方是不断去推翻之前的创作方式或表达方式，东方更多是一些传承，有很清晰的文化脉络在那里。所以就东方的艺术家而言，对他的作品评论应该脱离艺术史，单独从他的艺术体系去梳理，类似于赵无极这样的阐述方式去阐述东方的艺术创作。
本次特展策展人之一、明徹山房主人尹昊说：了解这三位先生活动的时代再去试着了解他们的艺术，慢慢会觉得这确实是件特别伟大的事情，他们自己在那里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一生的艺术坚持，特别伟大。像张先生就特别幸福，几乎一生活在自己自由的时空世界里，他就是人生大赢家，家庭、艺术对他来说都毫无遗憾。对于我们收藏来说，有很多人认为眼力和眼光是一样的，其实并不一样。为什么？眼力是你认识这件东西的对错好坏，而眼光则要放长远去看，一件东西可能在一百年、两百年，甚至一千年以后，跨越时空还可以和人交流，你可以发现她在时间长河里的价值。很多东西一开始是蒙尘的，包括不被人重视的，而到了哪个点、哪个阶段，或者通过一些坚持又或者是偶然的机会，我们把一些觉得真正好的东西发掘出来，这是我们最开心的事情，也是最美好的事情。
华师大现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博导王远在书面发言中说：知道吴大羽老师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对他的作品和艺术观点我们都深受启发，包括对他的学生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等人艺术的欣赏。最近几年我们也逐渐了解了丁天缺、张功慤老师的艺术，我很荣幸在2018年中华艺术宫举办的张功慤画展上说了我的感慨，也见到了他被本人。对于我们晚辈来说，看了他们的那段历史相当感动，对艺术家来说每个时代都有各自不同的境遇，我们今天也有我们的困惑，他们在艰难日子里仍然能保持天真、执着、自信和自由，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季平说：现代艺术的最根本问题就是艺术要为艺术家本人服务，而不是艺术家为艺术服务，张先生从写实到表现，到抽象，他从不被艺术所困，不为画画而画画。
旅居美国的丁天缺学生、中央美术学院退休教授张所家在从洛杉矶发来的书面发言中写到：吴先生与丁、张二位先生的情谊不同于其它学生，这点我很感慨。我与丁天缺先生相识于1982年的初冬，与那时浙江美院的许多同学相比我算是很晚才去登门拜访的。自第一次在杭州卖鱼桥边的一幢教师宿舍楼简朴的单元房相见，到2013年先生以97岁高龄仙逝，期间我目睹了先生的目光从矍铄犀利到慈祥柔软直至澹然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的缘由细心的读者可从先生自叙的字里行间中体会到，更可以从先生的画中意蕴转换清晰明了的显现出来。30多年耳濡目染，先生的睿智学识和刚毅耿介给予我极大的影响和精神支撑，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留下了深刻不灭的印记。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幸运，这次画展的三位先生我都见过，而且是在同一时空，在吴大羽先生的居所。1983年6月我和丁先生一起去上海看毕加索画展期间，在张功慤先生陪同下去看望了他们的导师吴大羽先生，他们相见深情凝视话语虽不多，却是让我见证了他们师生间几十年荣辱与共的非凡情谊，正如吴大羽先生在留给学生毕业纪念册所题：“怀有同样洁愿的人，无别离”，无别离，亦无所谓相见，魂灵相通自是心心相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