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物画家、著名八大研究专家萧鸿鸣纵论八大生平及其艺术

萧鸿鸣简介：

　　萧鸿鸣祖籍江西南昌，生于南城，现定居北京。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著名学者、作家。

　　六岁始，从父学画，山水、花鸟，人物无一不涉。中学时，开始参加展览并在报刊上发表美术作品；插队当知青期间，即出版有连环画，参与省内外各种美术创作和集训班，其作品多次获奖。1977年打倒“四人帮”后，考上江西师范学院艺术系美术专业，师从彭友善、康庄，燕鸣。段倪等教授。工作后，曾先后当过教师，报社记者，主任、总编等职。期间创作有大量的连环画、插图和中国画，在全国各种展览和报刊杂志发表并获奖，作品被国内外多家博物馆、纪念馆及私人收藏家收藏。06年入围第一届“翰墨中国”书画名家精品展。

　　萧先生长期致力于研究八大山人及其艺术，发表研究论文数十篇，破译了八大山人生平及其艺术当中的诸多历史之迷。众多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

　　其学术著作《八大山人生平及作品系年》，获2002年中国美术最高奖“学术著作奖”，并成为多家大学博士生研究课程的教科书。

　　出版有学术著作、画册、长篇小说多种。作品曾获文化部、总政文化部三等奖，教育部优秀作品奖，国家文物局、江西省人民政府三等奖，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著作奖等。

　　
访谈内容


　　主持人：各位网友下午好！提出起我国明末清初的伟大艺术家“八大山人”，艺术界几乎无人不晓、尽人皆知。八大山人的纪念馆不仅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中国古代画家艺术馆，更是联合国认定的全球十大艺术家唯一的东方艺术家。他那独具一格的“大写意”中国画和“八大体”的书法，在3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扬州八怪、吴昌硕、齐白石等清朝以后的艺术大师们，无不对其敬仰倍至。然而对于“八大山人”的生平及其艺术，人们却始终充满着神秘和诡谲的色彩。海外对“八大山人”的研究也一直在曲折和富有挑战性的过程中进行。今天我们请到了我国著名人物画家、“八大山人”研究专家萧鸿鸣先生来到我们人民网书画频道，专门请他谈一下“八大山人”的生平及其艺术。

　　萧老师，您好。我们知道“八大山人”的一生神秘而充满了变数，在国内外的“八大山人”研究过程中，大概经历了哪些阶段？

　　萧鸿鸣：很感谢人民网提供这么一个平台，让我来谈谈“八大山人”的生平及其艺术和对“八大山人”的研究。“八大山人”是一个生活在明末清初大变革的伟大的艺术家。“八大山人”因为出生于明皇祖是朱元璋的后裔，所以，满族入主中原以后，成为了中国大地的统治者以后，在清初就促使了像“八大山人”这样的明皇祖这么一个人物，他不仅面临着生死方面的考验，同时，也面临着汉民族和满民族两大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同时又要进行融合的大背景下。所以像“八大山人”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生活在这么一个大变革的时期。

　　所以，他的生活背景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是需要在这么一个时期里面，隐瞒自己的身份，隐瞒自己的思想，隐瞒自己的情感，要不然的话，就会给自己带来一种杀身之祸。所以，八大山人的身世以后的300多年来，始终都成为了中国美术史乃至于明史当中巨大的谜，对于他的艺术的认识，人们也仅仅是动作他现存遗留下来的在世的一些作品，对他有所认识。但是八大山人的东西，他的作品又始终被清初以后的所有中国艺术家所认同、所推崇，所以这样的话，对八大山人的研究就提出了很多的具有挑战性的话题。

　　比如说，他的身世，他到底是明皇宗室当中的江西宁藩的哪支，在莫衷一是的说法当中，有说“八大山人”是石城派王孙，有说他的身世是弋阳王支的王孙，有的又说“八大山人”在1644年满清入主中原以后，他投禅当了和尚以后，又说他在我青云谱做了道士，所以他的身世以及他的艺术遗留的作品当中，始终都没有一个比较客观，比较清晰的认识。

　　但是因为他对中国美术史的印象，乃至对明史和宗藩史，就是封藩制度历史来说非常重要。所以，在历代的大画家当中，大艺术家当中，人们除了推崇倍至以外，对他遗留下来的作品进行模仿、学习，甚至像齐白石这样的大艺术家都在自己的诗当中提到，“八大门下走狗”。

　　所以八大山人的艺术影响了300多年，但是他的神秘性也始终伴随着他的作品和对他这个人的了解。所以，在早期的当时的文化部长郭沫若同志对八大山人也是非常重视，到六几年的时候，建立中国第一个中国古代书画家纪念馆，把八大山人作为第一个建立。郭沫若同志还亲自为这个纪念馆写了馆名，但有了这么一个纪念馆以后，同时，又因为对八大山人的一些不了解和他身上产生种种的迷雾，所以，使得当时八大山人的研究处在一个前期的过程当中。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研究的历程大概是经过了这么一些过程。

　　比如说，在八大山人研究过程当中，有这么一些问题，在当时是比较混乱的。第一，我刚才说到的，“八大山人”到底是江西宁藩当中的哪支，他是否做了和尚以后跑到青云谱做道士。还有八大山人生平当中重要的在临川一年半的经历，这段经历在后来的初期研究当中，始终就认为他是当时的临川县的县令，因为是清朝的县令，说是临川的县令胡一堂把他扣留在临川一年半的时间，致使“八大山人”一年半以后疯癫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八大山人”从临川疯癫以后回到南昌。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八大山人”在禅门当中，他的世系、派系，他到底是禅门五支当中的哪一派哪一门，学的到底是曹洞宗还是临济宗，始终都没有人说，始终都没有人提及，也没有人进行研究。这个当然有很多客观的原因。

　　这些原因就是说，因为当时“八大山人”的研究处在一个初期的阶段，对于史料的收集，对于“八大山人”作品的甄别，以及研究人员的参差不齐，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所以，初期的“八大山人”研究，大概经历了十年的时间。从六几年开始到七几年初，这个过程最大的贡献：

　　第一，把“八大山人”现有的作品在“八大山人”的纪念馆当中进行了一个集中的过程，使人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场所，能够比较集中的观看到“八大山人”的某些作品。

　　第二，对“八大山人”的遗失在民间的很多史料进行了一些征集。比如说，八大山人所属的江西宁藩，江西一些地方者和寺庙以及其他的地方史志，这种文献的征集，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也做了一些工作。同时还向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征集了一批非常珍贵的“八大山人”的作品。丰富了“八大山人”纪念馆的馆藏，使人们有一个了解“八大山人”艺术成就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大概是在1963年的时候，“八大山人”纪念馆的副馆长李旦先生，在“八大山人”出家的奉新县奉贤寺发现了八大山人49岁的时候，好友黄安平给他画的一张像，从这张像上，所有的这些题跋，包括“八大山人”自己，包括好朋友，包括当时的这些文化名人，对上面的这些题跋。这些题跋，有三个方面反映了当时“八大山人”的一些客观的事实，所以这张作品，对于“八大山人”的研究来说尤为重要。这是当时初期八大山人研究的一个最大的贡献。

　　到了70年代初一直到80年代初这10年当中，因为有了“八大山人”这么一个纪念馆，同时，人们对“八大山人”的推崇，在海内外八大山人的声望就越来越高，人们也就形成了一定规模研究的人员，这些人员就分成了大概两部分：一部分是以海外一些老学者，比如说，美国耶鲁大学的教授王方宇先生，香港中文大学的饶宗颐先生，台湾的吴同（叶叶）先生，我们国内的北京一部分的学者，比如说，启功先生，中央教育研究院的汪世清先生，故宫博物院的刘玖庵先生。

　　这些先生加入到研究领域里面来以后，对“八大山人”进行了实质性的研究。使“八大山人”的研究，步入到一个既是实质性，又是科学范畴领域内的进程。对于“八大山人”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具有指导意义的一些意见。所以在王方宇先生的关注下，80年代初期，美国的耶鲁大学就建立了“八大山人”研究中心，王方宇先生又根据自己多年对“八大山人”的研究，以及他所收藏的八大山人的作品。

　　这里面差一点东西，至今王方宇先生还是认为海外收藏“八大山人”作品最多的第一人。他的作品最早得益于张大千先生，张大千先生有一次一次性的转让就转让十几张作品给他。所以，“八大山人的”的研究在海外得益于这些传播者和研究者。特别像王方宇先生的。因为，我上面所说到的这些老先生，都已经去世了，而且都是在80多岁以上去世了。

　　所以在80年代的时候，王方宇先生的倡导下，把国内外一些研究“八大山人”的重要作品和重要的文章在国内还没有一些客观能力的情况下，王方宇先生在台湾出版了一部上下集的《八大山人论集》，这个《论集》实际上总结了70年代整整十几年当中“八大山人”的研究成果。这部书对外界的影响很大，提出了对“八大山人”身世当中的很多谜团，以及至今可能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所以这部著作尽管是在那个年代对八大山人研究还不是像今天这样研究得这么深、这么透的情况下，那个时候，因为他们有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思想。所以，那套研究的文集对80年代以后的研究具有深刻的印象。

　　主持人：您指的所谓的科学的思想、科学的方法，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萧鸿鸣：对于一个人物的考证和对于作品的考证，其实，中国在“乾嘉时代”就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乾嘉学派”的研究方式和方法，这种“乾嘉学派”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到清末，特别是同光时期，这一学说得到了非常大的发扬和广大，包括王国维、郑振铎，包括所有这一批王懿荣这些学者，包括后来的陈寅恪先生，包括其他的，当然还有很多先生。他们实际上在对中国的文字研究、考据研究这方面都是运用“乾嘉学派”的方式方法进行的。

　　主持人：这种方法对您的帮助是在哪儿？

　　萧鸿鸣：这个方法实际上也是被西方的现代科学方法所认同的方法，但是因为我们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比如说，“文化大革命”，使得这个说法和这种科学的方法，在一定的范围内，一定的程度上，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扬和广大。所以，在这个学术领域里面，也就自然的出现了一些问题。在“八大山人”早期研究的时候，研究成果里面体现出来的问题，尤为多、尤为明显。

　　而到了海外的这部分学者，和北京的这一批老学者参与进来以后，我说的科学方法就是他们用我们祖宗留下来的科学方法，对“八大山人”的生平及其艺术进行考据、考证方面研究的时候，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所以，说到他们的科学方法是这么一个科学方法。

　　有了这部分学者的参与以后，我们在研究界一般是这么认为的，这个时候“八大山人”的研究才真正步入到实质性的研究阶段里，这个标志是什么呢？标志就是1986年“八大山人”诞辰纪念360周年的会议，我是作为非正式代表参加了。当时的王方宇先生、汪世清先生他们都去参加会议。所以，整个的研究步入到80年代以后，“八大山人”的研究才真正的走上了一条比较客观、实事求是的研究道路。

　　后来又经过了20年，这个20年我们前面所说到的这些学者和这些专家，大部分也都已经都步入到70岁以上，所以在这个期间，我们国内和海外的一些新的学者、年轻的学者对“八大山人”进行了一些更加细致的考证。在这20年当中，成绩斐然，有很多。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从大学毕业以后，就一直工作之余做“八大山人”的研究，做了20多年。在这个过程当中，研究“八大山人”，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样的？酸甜苦辣咸都有。通过20多年的研究，我得益于这些老一辈的专家、学者们的帮助和他们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不光是人与人之间建立了感情，研究的文章当中也无时无刻的渗透着他们给予我的帮助。所以在这20年当中，我基本上沿着以前所没有解决的问题，把自己的注意力和重点放在八大山人的生平，以及整个生平当中的重大问题这方面的研究上。

　　主持人：您所指的重大问题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萧鸿鸣：刚才我前面开头的时候说了一点，这些重大的问题就是“八大山人”的身世。你必须要解决。连他的身世都没有解决，你来谈研究这是不切实际的。对于“八大山人”生平当中所经历的重大的事件，比如说他到底是在奉新县当和尚的同时，又跑到青云谱做道士，这种可能性有吗？文献给我们所展示出来的这些完全不一样的史料怎么解释？怎么来解决？隔了200公里的两个地方，又是完全不同门不同派的，一个是道家，一个是士家，两个人所交往的朋友也完全不同，从事的事业也不同。他能不能成为一个人？他作为当时的奉新县耕香禅院当主持的主持头头，到临川县去赴梦川亭诗会的时候，他和当时的县令胡一堂的关系如何？胡一堂有什么理由和必要将“八大山人”这么一个方外之人扣留在临川？而我们新发现的这些史料中，又和我们现成的那些理论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这都是我们研究的重大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作为一个研究者，如果重大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来谈“八大山人”研究那是一种奢谈。所以这些重大的问题，包括“八大山人”的作品的分歧，“八大山人”思想的变化，“八大山人”作品当中的诗、书法、印章，给朋友的信跋、作品当中的题跋，以及他看过一部小说以后，在小说后面每个章节的后面所做的跋语。这都是全面的了解“八大山人”思想和他的艺术经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如果对这些重大问题都还没有一个正确、科学的让人信服的解释的话，研究“八大山人”那是会闹出很多笑话来的。

　　而70年代初期的研究，就是闹了笑话，我们至今要用大量的时间，按现在的时髦话说，要去“拨乱反正”。所以，这20年其实我有很大的一部分工作是在做这个工作。做以前把两个人说成是一个人的工作，要把它“拨乱反正”，为八大山人正名，为以前把两个人的作品、两个人的思想、两个人不同的行为、方式，拧成一个人的结局，要让它分开。给后面的研究者和所有热爱“八大山人”的人一个比较客观的说法，我是做这么一个工作。

　　主持人：中国文化历史渊源流长，发展到清代也达到了一个非常鼎盛的时期，您能评价一下“八大”在这个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和他的艺术价值吗？

　　萧鸿鸣：研究“八大山人”，实际上不仅仅是对“八大山人”个人进行研究，因为“八大山人”中国美术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就必然牵涉到中国美术史当中的明末到清初这一段重要时期的美术史，同时，对“八大山人”的研究，还牵扯到明史和明代的宗族史，江西的地方文化史，这些都是要进行研究的。“八大山人”作为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古代的文人画家，要研究他，也就必然的要上溯到文人画最早发源地，文人画发展的经历和文人画今后可能发展的轨迹。所以，在研究“八大山人”的过程当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中国古代的文人画，我们通常说的叫做“文人画”，从唐王维提出来：“画是无声的诗”这么一个概念开始，一直到唐、宋、元、明的过程。中国的文人画在文化较高层次的四大幅当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们不仅仅把绘画当做一种工匠和一种直观的享受来对待。

　　同时，它把中国的绘画艺术当作了一种情感的载体。这种载体实际上从宋、元、明几个朝代以来，人们始终贯穿在文人画当中的，是一个情感问题和情绪问题。文人画发展到了明末和清初的时候，因为战乱的原因、因为是异邦在统治汉民族的问题，所以文人画相对来说要弱一些。但是，直到清初康熙以后，“八大山人”通过自己的绘画语言，通过自己不同凡响的生活经历，通过自己对这两大民族文化在不断撞击和融合当中的体验，他自己继承和广大了唐、宋、元、明以来，文人对文人画不同的理解。这个理解，我的看法和我对“八大山人”研究体会，我认为是这么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以前理论界几乎是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自“八大山人”以后，文人画实际上不仅仅是作为文人四大幅宣泄情感的一种东西、一个媒体、一种手段，到了“八大山人”的这个时候，文人画真正上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上升到了作品在赋予情感的同时，赋予了极高的思想性，对于社会的思考，对于民族之间冲撞问题的思考，对于人们认识自然、认识自然界的思考。它把人和画已经不再作为两个完全独立的主体来对待，而“八大山人”是在这两个主体当中让紧紧地结合、交融在一起。

　　所以，我们的后人在读“八大山人”画的时候，除了有那种情感的无比激动以外，还能够从他的作品当中，不仅仅是一幅作品、两幅作品、三幅作品当中，获得无穷无尽的思索，能够获得思索过程以后得到的一种结论。所以，就我自己对“八大山人”的研究而言，中国的文人画到“八大山人”这个时期，“八大山人”是把文人画推向了另外一个高峰，这个高峰就是思想的高峰。他的作品体现了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对艺术作品的一种严谨、认真的思考，同时把这种思考赋予作品当中。而赋予的过程和最后形成的作品让后人又能够通过作品看到那个时期人们的思想变化以及人们情感的变化。这个是“八大山人”在文人画方面作出的一个最重大的贡献。

　　所以我们现在面对“八大山人”作品的时候，除了情感的宣泄、除了面对他的画对你的冲击以外，我们在认真思考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们能够想得出他作画的背景，能够想得出，能够揣测的到，通过他所有的笔墨、款字的提法、印章的盖法，能够揣测到当时八大山人的所想、所思。这是以往中国历代以来的文人画所没有达到的境界，以及后来很多的大画家、艺术家都没有达到的境界。在这方面，我觉得我有必要提一下，传承八大山人精神，我认为比较好的一位就是齐白石。在齐白石的作品当中，他多次地提到临摹八大的东西、学习八大的东西，“八大门下走狗”，这个过程不是空泛说的。

　　在文人画的广大基础上，齐白石做得比吴昌硕以及其他的画家都要好的一点。比如说，他以一个纯朴的农民所见、所思赋予的情感，把这些东西附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我们不仅能够感觉到一个质朴的老人认识世界的方式和方法，同时，还能够从他质朴和临近的作品当中，感觉到他的思想变化，这一点是齐白石向“八大山人”学的最好的地方。这是我说的传承者。

　　主持人：这也是文人画真正精神的所在。

　　萧鸿鸣：是的。

　　主持人：萧老师，您在研究八大的同时，您也是人物画家，也在画人物和山水，我看过您一些人物作品，很有味道。那里大多含有一定的生活哲理在里面，您能谈谈您对您这些作品的理解吗？

　　萧鸿鸣：谢谢您了解我的人物画。作为一个画家，画画无其实是我的本行。研究“八大山人”，是我最大的精神寄托。我的人物画画到今天，很多的读者，包括看过我展览的观众，读过我画册的读者，认识我的朋友都谈到这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看到我的作品，因为我研究“八大山人”，所以他们说，有八大的“遗风”，我非常承认这一点。就“八大山人”现存的作品而言，“八大山人”人物作品能够得到肯定的极少。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说，我们所知道的，署了“八大山人”名的我知道，镇江有一套“八大山人”画的先是人物，字是真的，但是画，我看了，王方宇先生也看了，认为这个画不能肯定。台湾故宫博物院以前的国民党元老张群先生，在前十几年向台湾故宫博物院捐赠了几张作品，是他自己收藏多年的。其中有一个东坡朝云图，是人物，这个东坡朝云图，1999年我在《南方文物》发表八大山人赝品的文章的时候，谈到这张作品。因为这张作品是山宇先生，特意从美国给我带回来他拍的两张照片，台湾故宫博物院藏这张照片有一张横的，有一张的，但是这两张画拿来以后，王方宇先生就说了，这个人物靠不住。这是第二套“八大”的人物。

　　在1989年的时候，拍卖行曾经请我去鉴定陈半丁先生收藏的一张人物画，画的也是一个释道人物，当时请我去看了以后，我就觉得那张东西不对。我说了话以后，争议基本上就没有了。所以，“八大山人”的人物画，就我而言，目前没有见到他的真东西。但是“八大山人”却曾有过人物画。这个人物画在什么地方？比较可靠的是在50年代的时候，齐白石先生曾经画过几张“八大山人”的人物。在他的题款当中，就说了：“我这是临摹“八大山人”作品，“八大山人”曾经画过这个东西，画的东西古朴、典雅、古拙、高古。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一种完全经过了夸张、变形，但是非常具有思想性的作品。

　　所以我认同齐白石先生临的那个“八大山人”人物画，那是真正的、得其精神的。所以我自己的人物画创作过程中，我始终就揣摩“八大山人”花鸟画，揣摩他遗留下来的，通过假别人之手流传存世的人物画，努力地使自己的作品靠近一点，更靠近一点，把“八大山人”所想要表达的那种比较冷峻和对生活、对现实提出问题，进行思考的这么一个精髓性的东西，把它浓缩到自己的作品当中去。

　　所以，我的作品，别人看了以后，往往有时会哑然失笑，会在我的款字当中、提的一些跋语中认真揣摩这张画背后的意义，这些都得益于我对“八大山人”绘画精神的理解。只有对“八大山人”绘画精神有了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够有这种感悟，才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一点我觉得我很骄傲。

　　一直到去年，后来到韩国展出我的人物画和我在“八大山人”研究领域里所有著作。韩国引起的轰动和人们给予我的礼遇是我自己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韩国人把他们对“八大山人”的崇敬延伸到我的身上。但是话说回来，也正是因为我传播和继承啊“八大山人”的遗风，韩国人才会认同，所以我对自己的人物画非常有信心。

　　再一个，我从小就画人物，以前上中学的时候、插队的时候，创作了很多连环画，到了大学毕业以后，都始终还在画连环画，只是后来“画种”逐渐萎缩，才使得自己画连环画少了，而中国画画得越来越多了。

　　主持人：您早期就经过了一定的训练，包括您经历过“八大”研究以后，在思想上、在精神上，对“八大”做了真正的传承。“八大”不同时期有一些章子，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些章子？

　　萧鸿鸣：对“八大山人”的章子我做了系统的研究，在1997年年我出版了“八大山人”的生平及作品，后来这部作品获得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理论学术著作奖。在1998年出版的“八大山人”一款书，这部著作是第一次将“八大山人”所有的，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八大山人”所有的印章进行了一个汇集，也对它实质性的内容做了一个阐释，对印章的分期，哪个阶段用哪方印章阶段，哪方印章代表他这一时期的什么样的状态，在这本书中也做了相应的介绍。这本书在海内外都引起很大的反响。包括现在很多的拍卖行，都是以我这本印章来断定“八大山人”的作品，拍卖品的时期，作品的断代，它成为了一个鉴定的坐标。

　　到去年年底，江西南昌召开了纪念“八大山人”诞辰380周年的纪念会。这以后，整整20多年过去了，我在各种刊物、各种杂志上发表了几十篇的文章，有些文章在海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国内几乎现在可以说，有关“八大山人”研究方面的理论著作都得提到我这些文章，所以这点我很庆幸，20多年对“八大山人”的研究没有白费心思。这样的话，一直到年底，我又把其他的一些著作，相关的“八大山人”的研究著作，集结出版成了一个“八大山人研究”四本，合成一个集子。今年如果是时间允许，可能还有几部“八大山人”的著作要出来。所以对于人民网邀请我到平台上来谈谈“八大”，我非常的感谢。

　　主持人：我们也非常感谢您，您的演讲也非常精彩，今天就到这里，谢谢。

　　萧鸿鸣：谢谢，谢谢大家。
　　信息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