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绘画今昔谈——访上海书画出版社总编辑卢辅圣

　12月17日在上海举办的海派绘画国际学术研讨会，引起海内外画坛的广泛关注，60多位专家学者携论文赴会，其中海外学者占半数。

　　这个在一个半世纪前兴起的海派绘画，为何至今依然令人关注、讨论不息？这个在正统人士眼中几同于缺乏根基、浮夸轻狂的“海派”，究竟在中国艺术史上发挥过什么作用？今天对海派绘画进行研讨的现实意义又是什么？研讨会期间，记者走访了主办单位、上海书画出版社的总编辑卢辅圣。

　　记者：您多年从事海派绘画研究，请对海派绘画作个概括。

　　卢辅圣：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海派文化，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产物之一。其产生的背景是中国近代城市文化的崛起，同时，也与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社会背景相联系。

　　中国绘画为适应历史发展而进行自觉改革的精神，集中体现在海派绘画上。

　　海派绘画上承明清绘画的余绪，下开20世纪中国画的新格局，是中国近现代绘画史的转折点。其改革成果，主要体现在使中国绘画从孤芳自赏的雅文化走向了世俗化，具有了现代意义上艺术市场化和大众化的特征。

　　中国明清以前的画坛，由宫廷画、文人画、民间画三大绘画圈组成。然而，这三大绘画圈互不沟通，不相往来。其中，宫廷画秘不宣世，文人画孤芳自赏。海派绘画诞生于开埠后国内最大商业中心和世界金融重镇的上海，它为适应新型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沟通和糅合了三大绘画圈，形成和开拓了面向都市市场的绘画风格。它的兴起，也使画家走出了乡绅文化与“养士”文化的遗泽，成为现代分工意义上的自由职业者。

　　海派绘画所倡导的市民化、通俗化、职业化的倾向，令传统中国画从清以来的保守衰微中突围出来，寻找到了一条与以往主流精英式绘画不同的、贴近社会大众的发展道路。

　　记者：对于门外汉来说，中国的水墨画看上去都差不多，很难分辨海派、京派、浙派、吴派的区别。能否具体说明一下海派绘画是如何在形式上向市场化与大众化转变的？

　　卢辅圣：遍览古代美术史上各种重要艺术流派，绝没有由买家口味、世俗流风起决定作用而形成的。即使迫于生计肯卖画的画家，也不愿在艺术创作上附庸流俗。而海派绘画恰恰因为受了上海新起的商业大都会的世风和买家的影响，逐步造就而成。

　　比如，海派绘画将传统文人画主要抒发个人感情的形式，与民间需要的艳丽色彩相结合，变个人写意情趣为市场所需的重彩写意。如赵之谦，将传统写意花卉与碑学书法、民间艺术相结合，开创了清新明丽、雅俗共赏的新画风。如吴昌硕，移金石于画法，开辟了重彩大写意的门径，使传统大写意焕发蓬勃生机，进入了寻常百姓家。而天赋极高、谙熟古今中西画法的任颐，更是以山水、人物、花鸟全能的面目，融民间绘画的通俗悦目为一体，开掘了当时中国画商品化批量生产的最佳形式。

　　再比如，海派绘画往往注重民间情趣，取吉祥谐音为画取名。如海派中影响最大的任颐和吴昌硕，无不一边按民间习俗用谐音创作《玉堂富贵》、《无量寿佛》、《紫绶金章》，表达世俗追求富贵升迁的心理，一边又遵循艺术家寻求个性自由和人文关怀的精神情感，取得了将主体精神与消费需求相结合的创新变革。

　　20世纪中叶，产生了第二代海派画家张大千、吴湖帆等。随皇权终结、大量宫廷画散落民间，以及西方画的引进，加上印刷业的兴起，画家们的眼界更宽更广，因而海派绘画更加丰富多彩。与师徒相承、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传统绘画不同，画家们的自由个性得到充分张扬。这样的海派画风一直延续到今天，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画又连接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海派绘画的精神与风格———创作的充分自由和个性化。

　　记者：现在花这么大的精力来研讨海派绘画，其现实意义是什么？

　　卢辅圣：当年海派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历史转折点，是因为那时开放地不多，而上海是全国开放的桥头堡，海派文化产生在上海，且规模最大，文化积累最深，在全国有示范和辐射作用。如今，各地改革开放程度比较接近，尤其在发达城市，开放是同步的，因此，海派文化的特点更多地成为共性，不再是上海独有。海派文化不断变化，体现了适应时代需要的创新改革精神。这正是今天我们面向世界加快开放所需要的。

　　记者：对海派绘画包括海派文化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莫衷一是。今天在发扬海派文化改革创新精神的同时，需要注意些什么？

　　卢辅圣：海派绘画的重要性和争议性是中国美术史研究的焦点，也是这次研讨会的出发点。我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海派精神，除了改革创新以外，还须坚持终极价值和人文关怀。失去了这一价值判断，创新便失去了自我。这终极价值，就是中国人、中国土地、中国特性。这是我们在引进和吸收外国先进文化时必须坚持的。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1年12月21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