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花鸟画家的艺术人生———龚继先先生访谈录

龚继先，斋名半闲草堂，著名花鸟画家。1939年出生于北京，196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为李苦禅先生的入室弟子。擅大写意花鸟画，于八大、石涛用力尤深，对中国美术史论有深入研究。1963年到上海工作后，得著名鉴赏家谢稚柳先生指导，研究古代书画鉴定。曾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国家重点出版图书《中国美术全集》（60卷）编辑委员会委员，长期主编《艺苑掇英》丛刊，专门介绍中国古代书法绘画艺术。1993年，恳辞总编辑职务，潜心读书作画。现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美术家协会理事、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出版有《龚继先画集》。

近日，笔者对龚继先先生进行了采访，本文为访谈摘要。

华振鹤：龚先生，您是当代著名的大写意花鸟画家和指画家，还长期主持《艺苑掇英》的编辑工作，在介绍古代书画艺术方面不遗余力，借此机会，我想请您谈谈您的艺术历程，您最初是怎样走上了书画艺术的道路呢？

龚继先：说起来，我的父亲从事航空事业，母亲是数学老师，都与艺术无关，可我们家在北京故宫东华门附近，那时的故宫管理不严，孩提时代的我常常在护城河（俗称筒子河）上溜冰，到故宫的草地里捉虫，古文物以及庄严瑰伟的古代建筑都令我着迷。每当故宫里举办各种画展，我总是进去看，慢慢地也学着乱涂乱画起来。祖父见我喜欢，就买了一本《芥子园画谱》让我临摹。以后，我又临摹了宋人团扇和于非闇先生的工笔花鸟画，就这样不知不觉真正喜欢上了画画。1958年，我高中毕业，报考了中央美术学院还有理工类大学，记得美院是以一张工笔花鸟画应试的，结果中央美术学院和北京矿业学院都把我录取了，最终我选择了中央美院。

华振鹤：进入美院接受正规的美术教育，肯定跟自学大不一样，当时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龚继先：一进美院，我感觉就像彻底解放了，什么都新鲜，什么都想学。按照课程，低年级不分科，山水、花鸟、人物、写生、临摹、工笔、写意全都要学。另外，还开设了书法、篆刻、水彩、古文、诗词、中外美术史论、哲学、美学、古典音乐、京剧等系列讲座。我就像入水的海绵一样，拼命吸收。这为我后来艺术上的提高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当时我的系主任是叶浅予，教授有李苦禅、李可染、蒋兆和、郭味蕖、田世光、俞致贞等，校外聘请的画家有潘天寿、黄胄、王雪涛、王个簃、刘继卣等，都是一代名家，是我过去仰慕已久而无法接近的偶像。到了四五年级，开始分科，我进入写意花鸟画工作室，专攻花鸟画，由李苦禅教大写意，郭味蕖教小写意，田世光、俞致贞教授工笔。我们的学生生活很充实，也很单纯。每天上午上课，下午自习时间我常到旧书店看书买资料，那时旧书店好书特别多，而且价格便宜。我还经常去琉璃厂、故宫等处欣赏字画。故宫常年陈列明清书画，每年秋季展出唐宋绘画，他们特别优待中央美院的学生，参观展览不收费。在徐悲鸿纪念馆，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总是亲自接待，对我们想要的随便哪张画，即使是不公开展出的，也会从库房里取出来，挂起来给我们临摹。至于晚上，就更有意思了，我们早早吃完晚饭，结伴到老师家里去，泡在那儿听老师讲画、讲人生，还有很多画坛故事。那时的老师真好，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特别亲切。比如李可染老师说起齐白石先生，说他的画力能扛鼎。“开起画展来，我们不敢把自己的画挂在他的旁边，因为反差实在太大，太不好意思了。”老师们常说，“现在不要求你们理解，只要求你们吸收、打基础。金字塔为什么高？就因为基础厚，底子宽。这一点，你们以后自会明白。”

我就是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老师们的影响，接受了“人格高，画格才高”的观念。尤其是李苦禅老师，我们亲眼看到，他工资不高，却常常掏钱为穷学生买纸买笔。后来又知道，他年轻时曾拉过洋车，每天熬一锅粥，粥凉后划成三份，每顿吃一份，他就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完成了北平艺专的学业。后来，1937年北平沦陷，日伪威胁声名远扬的苦禅先生，让他在伪“新民会”任职，遭到苦禅先生拒绝。1939年，他们又以“勾结八路军”的罪名把苦禅先生关入日本宪兵司令部监狱，施以酷刑28天，最后他们不得不放人了事。先生坚贞不屈的精神深深影响了我。

可以说，在中央美院的五年，是我吃“百家饭”长大的五年，优越的艺术环境，为我提供了丰富而全面的营养。所以，我最大的收获和感受，一是视野开阔了，眼界高了，感受到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博大精深。二是懂得了怎样才算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必须达到怎样的精神境界。这两点，令我一辈子受用不尽。

华振鹤：1963年，您分配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这是您艺术人生的一大转折。一方面您得以就教于谢稚柳、潘天寿、唐云、王个　、陆俨少等海派大家，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另一方面，您主编了《艺苑掇英》丛刊，在全国画坛产生了重大影响。关于艺术成就，我们且放到下面，现在，您能不能先说说《艺苑掇英》的有关情况？

龚继先：这本丛刊的确很值得介绍，它创刊于1978年，为铜版纸，八开精印本，我从第七期开始参与编辑，后来是主编。《艺苑掇英》这几个字是集陈毅元师手迹而成。从刊名可以看出，起先我们想做成一本范围比较广泛的介绍古代艺术的刊物，因此最初几期有瓷器、大足石刻、四川壁画等内容。几期以后，我们觉得似乎有点杂了，不少读者也来信建议，内容不必太多，不妨专搞书画，于是以后就改为专门介绍中国古代书画艺术了。《艺苑掇英》的稿源主要来自公私藏家的藏品。全国各地的博物馆，我们差不多跑了一半多，像北京、上海、辽宁、天津、陕西、安徽、江苏等地博物馆。私人藏家则有唐云、邓拓、王己千、周怀民、刘作筹等人的。此外，组稿、挑画、拍照等工作也都由我们几个人完成。记得开始由于经验不足，还曾闹过笑话。如创刊号上，封面选登了清代“扬州八怪”之一边寿民的《芦雁图》，可文字说明把他介绍成明代人，“说明”反而成了说不明。又如，我们在某博物馆看到一件清代四高僧之一渐江的山水手卷，笔墨极好，就选用了。事后总觉得不踏实，似乎有点儿好过了头，后来某次研讨会上，我们提出来讨论，结果断定乃属近人仿造的赝品。就这样，我们吃一堑、长一智，吸取了大量教训。我们边编边学边改，挑画更加严格，紧紧把握“真”的标准。赝品不用说，对于有怀疑、有争论的，我们宁可不用也不迁就。记得有张画，藏主坚持认为是绘于唐代，并以画上某当代名家的题跋为证，我们横看竖看都吃不准，最后还是割爱不选了。就这样，《艺苑掇英》渐渐赢得了国内外众多专家和书画爱好者的欢迎、信任。许多人没有机会接触真迹，就仔细研读丛刊，视之为“下真迹一等”的佳品。直到现在，它依旧为藏家追捧的对象，据说，2005年2月，某拍卖行拍出一套《艺苑掇英》，共70期，居然拍到16.5万元！可见其受青睐程度。

那个时候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有一回在宁波“天一阁”拍画，不巧遇上电压不稳，无法工作，好不容易取得收藏方同意让我们把要拍的画运到海军司令部驻地，还以为那里条件可能会好一点，但仍旧不能正常拍摄，最终不得不无功而返。又如，我们到陕西博物馆时，正是大热天，没有空调，又不能用电扇，几个看上去文文雅雅的大男人，只好赤膊上阵。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当然，比起困难来，我们更多的是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大力配合。许多博物馆打开库房门，拿出不向公众开放的最好的藏品任我们挑选。江苏泰州博物馆有一幅清代袁江的巨幅山水，实在太长，馆方就从二楼挂下来以方便我们拍照，很多感人的事情也无法一一叙说。对我个人来说，通过这项工作，我能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历代精品，仔细地进行鉴赏，那可是千载难逢的啊！对于提高我艺术方面的意义，怎么说都不会过分。

华振鹤：我们回过头来谈谈您的艺术成就吧。许多专家都评论说，您的大写意花鸟画无疑属于传统文人画范畴。作品讲气韵、讲意境、讲章法、讲结构、讲笔墨，把北派之质与南派之文结合起来，把骨与韵结合起来，因此笔墨奔放而不失法度，沉郁雄浑，简洁大气，您是如何达到这一境界的？

龚继先：这个题目太大，恐怕很难一下子说得全面。我只能试着说几点吧。首先，前面已经说过，我在艺术上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凡是好的、对我有用的，就采取“拿来主义”，从不忌口。这一点，我就不重复了。其次，我在临摹古今名画方面下过很大力气。事实证明，这是学习中国画的必由之路。比如，同样画一块石头，为什么倪云林能画得很生动，我们却画不出来？除了其他原因外，我认为关键还在于笔墨功夫不过硬。大写意画的好坏正取决于笔墨的成熟与否。现在有的人对临摹有误解，浅尝辄止，动不动就说什么创新，什么不因袭前人。当年，李可染老师就说得很深刻，临摹要一遍遍地临，学习传统要“好比老将破阵，七进七出”。他还说要“用最大的力量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打进去，怎么领悟中国画的精髓？又能创出什么新来？临摹了出不来，不怪自己，反而怪临摹，岂非可笑？我年轻时，下过不少临摹功夫，八大、石涛、青藤、白阳、任伯年、潘天寿，临了一遍又一遍，即便是巨幅画，我都按照原尺寸大小来临。我体会，看十遍不如临一遍，下了功夫就不会白画。尽管现在上了年纪，多少也有了点小名气，这项基本功依旧没有放弃。2003年，我临过李迪工笔花鸟画《雪树寒禽图》，去年临了八大山人《瓶菊图》，临过以后，比以前又有了新的感悟，临作还收入到了我不久前出版的《龚继先画集》中。实事求是地说，现在生活节奏很快，人心不免浮躁，让画家抵御诱惑、静下心来做基本功很不容易，对年轻画家来说，就更不容易。不过，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别想在艺术上有所作为。第三，多读书。我认为，传统中国画大体上可以分为“道”和“技”两个层面。临摹和基本功属于“技”的层面。我们还须进一步，上升到“道”的层面。《庄子·养生主》中提出“技进乎道”，便是这个道理。中国绘画是植根于独特的中国文化（包括哲学、美学、文学），用独特的宇宙观、人生观进行观照后产生的。传统哲学中的“道”指导并体现绘画的道，即艺术规律。比如，中国画注重意境，注重以形写神，主张画家主观的“意”，通过描绘客观的“境”表现出来，正所谓“象由心生，境随心转”。这种强调主客观高度统一的审美要求，还来自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又如，中国画讲究阴阳、虚实、矛盾中显示和谐中的美，这一切莫不从易学、道家思想中来。为了“技进乎道”，多读书、钻研中国文化是必不可少的。第四，就是要用“无求于世、自娱娱人”的心态来对待绘画。

华振鹤：说到这里，我想1993年，您坚辞上海人美总编辑职务，在家里半天画画，半天读书、休憩，把自己的画室命名为“半闲草堂”，大概就出于您刚才说的“无求于世，自娱娱人”的心态吧。

龚继先：是的。不过，这仅仅是我个人的选择，并非每个人都得如此不可。我个性好静，不善与人交往，让我当总编辑，处理处理稿件还可以，后来，一些行政上的事也要我参加，我就干不了了。毕竟我是画家，只想画画，不愿在其他方面花费太多的时间。我辞去总编辑，有些人说我傻，“别人想求都求不到呢，有个官衔，卖起画来价格也可高一点。”不过，到了我这个年龄，一切名利的包袱早已丢掉。回到家里后，我每天上午画画，中午休息一小时，下午清茶一杯，看看书，读读帖，与二三知友谈艺论道，不与人争高下，一身轻松，没有追求，一切顺之自然。高兴读书就读书，儒释道的，文化艺术的，诗词文赋的，古代现代的，都读。像陶渊明说的那样：“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高兴画画了，就画画，提起笔来，寄春色于数点桃花，显生命于二三水鸟，在笔墨中抒发感情，感受生命的律动，让心灵与生命和谐。往往大笔一挥，就抛却尘世琐事，真是莫大的享受。自娱方能娱人，我坚信这一点。

华振鹤：您刚才说到“没有追求”，我是这么理解的，您所说没有的，无非是对名利的追求，而您所致力的，则是对自身修养的画外追求。这正是文人的气质。您用闲适的情趣和超然的心态对待人生，并且在大写意随心所欲的挥洒中，把自己的个性素养尽情抒发出来。我们知道，文人画的基本特征在“缘情言志”，这一点您已经实现了。您的人生感悟和对生命的热爱通过绘画得以表现出来，而绘画必反过来充实了您的内心。画画已经从“身外之物”转化为您的“身内之物”，换句话说，艺术与人生两者，已经合二而一了。

龚继先：大致上可以这么理解吧。

华振鹤：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您除了大写意，指画艺术的成就同样突出。有评论说，您的指画可在当代画坛称雄了，您谈谈这一情况吧。

龚继先：称雄谈不上，不过有兴趣而已。顾名思义，指画不用毛笔，而是直接用指头、指甲、手掌蘸墨作画。据说，这一独特的艺术起源于唐代，《历代名画记》中已有端倪，但直到清代康熙时，高奇佩大量指画问世才正式为人认可。由于被斥为“旁门左道”，之后乏人问津。现代除潘天寿外，涉猎此道并取得成就的也很少。至于我进入这一领域，说来有趣。1989年，我在新加坡举办个人画展，我只身先到那里，展品交飞机运来。因为没有毛笔，闲来无事便随意画指画解闷，谁知无巧不成书，展品托运中出了点小差错，无法按时运到。而这边，开幕式、部长剪彩什么的，都早已安排好，时间无法更改了，大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不知如何是好。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临时借笔赶了几张画，连同前几天的几张指画，一齐挂了出去，心想死马当活马医，先应付过去再说。然而，令我出乎意料的是，随便画的指画居然好评如潮，全部被收藏家收入囊中，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我便正儿八经地画起了指画，经过十几年努力，现在画起来越来越得心应手了。

华振鹤：您认为指画与笔画两者，相同在哪里？相异又在哪里？

龚继先：我认为，指画精髓在大写意，大写意基础在工笔。指画虽然不用笔，却不能离开笔墨原则，同样要重视气韵、骨法、意境、构图。笔画画到一定规模，指画便问题不大了，这是两者之同。至于异嘛，也有，手指当然没有毛笔柔软，画的线条容易干枯，硬梆梆的，缺少层次感，在用水用墨上也不一样。指画创作必须注意这一差异，采取适当手法予以补救。总的来说，我画指画常常有“十指连心”的感觉。直接用手指来画，信手拈来，淋漓痛快，似乎更得心应手地展现心灵迹象，展现出笔画表达不出的味道。我之所以对指画感兴趣，正由于这一点。

华振鹤：在访谈结束之前，您能不能再说说自己今后的打算呢？

龚继先：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画家的黄金时代，我常常说，老一辈画家艺术上学养上都达到很高水平，我们在艺术上学养上更应努力充实自己，艺无止境嘛。在物质生活上我们比他们好多了，想想他们，我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干我们这一行，就别指望像球星、歌星，有大量“粉丝”挥舞荧光棒，为你欢呼，安安静静地享受人生，开心就好。与此同时，把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和对生命的热爱通过绘画表现出来，为渴望内心平静和心灵栖息的现代人增添一些愉悦，唤起审美情趣上的共鸣，实现我一直所主张的“自娱，方能娱人”。过去我这么做，今后也打算这样做下去。

来源：中国书画报2009年第94期